因为工作的关系，陈云和康生在历史上有着很深的渊源。他们长期在一个地区工作，而且年龄大7岁的康生，曾在一段时间里都是陈云的上级。
据《陈云传》记载，在1945年的七大上，陈云在发言中说过：“康生是我的老上司。我当支书，他当区委；我当区委，他当县委；我当县委，他当省委，一共搞了8年……”
在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陈云、康生等人一起参加了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但在此后，陈云进入中央苏区，康生则跟随王明去了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
遵义会议结束后，陈云奉中央命令，前往苏联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并留在苏联学习了一段时间。
到1937年11月底，陈云和康生、王明一起返回延安，随后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并在这个职务上工作了7年之久。
而原本和王明关系密切的康生，在回到延安后不久便改头换面，成了批评王明最得力的人之一，骗取了组织的信任。1939年2月，他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兼中央情报部部长。
负责组织工作的陈云，和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康生，很快就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1942年，康生发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制造了不少冤案。当时，陈云因为心脏病离开了中组部，到枣园休养，期间他特别关注审干工作，认为康生在这个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夸大了敌情，违背了客观事实，也违反了中央的指使精神。
而康生则在1943年7月15日的一次中直机关大会上攻击陈云，说中组部过去的工作“太宽了”，“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是怎么搞的呀？”（《陈云传》）
1944年，病愈复出的陈云没有再回组织部，而是去了西北局工作，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主任为贺龙），主管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
陈云这次转入经济领域，是党的历史上一个具有相当重要的事件，此后陈云以其超群的经济天赋迅速熟悉了经济工作，成为党内著名的财经专家，长期在经济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1945年之后，陈云去了东北工作，康生则去了山东工作。陈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干得风生水起，而康生在山东则犯了不少错误。
据聂荣臻元帅在1978年11月22日回忆，陈毅同志曾和他谈过康生，评价颇低：“毛主席说康生没有实践经验，要他到山东接触实际。我们打了几十年仗，他一次枪声没有听到过。他在山东，前方要人每人，要粮没粮。陈毅同志批评了他，他就称病回北京，住在北京医院的对面的宿舍了，不见人，不说话，住了好几年。”
史料显示，建国后康生对自己仅出任华东局副书记兼山东省委书记感到不满，尤其是他不愿给小辈的饶漱石当副手，于是称病休养。
康生称病数年，到1956年八大召开的时候，他决定复出了。他说：“我不懂搞经济、建设，只懂搞斗争，一搞斗争病就好了。”
但是，自称不懂经济建设的康生，却在此后几次无端指责陈云提出的经济政策，比如在1966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在华东组讨论的过程中攻击陈云，说陈云“以经济专家自居”，“只讲经济，不讲政治”……认为陈云在1962年的报告有问题等等。
在此之后，康生污蔑贺龙，制造了“61人叛徒集团案”、“苏枚案”、“沙韬案”、“赵健民特务案”、“公安部案”、“袁血卒案”等。
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明确地提出要解决康生的历史结论问题，他在发言中指出，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瘫痪负有重大责任。康生的问题是严重的，中央应该对其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
陈云的提议，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1980年，中央鉴于康生所犯的严重错误，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销其悼词，因其已死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但骨灰要迁出八宝山。
解决康生的历史评价问题，是我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重要前期准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