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全国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有华人血统，称中国人为老乡（paisano），用广东话里的“吃饭”代指中餐馆（chifa），这个和中国隔着上万公里的国家，却和中国有着斩不断的血亲关系。
它曾经以“鸟粪经济”闻名全球，如今又把“草泥马（羊驼）”尊为国宝，明明是一个美洲国家，却可以让日本人当总统，中国人当总理，而且双方还相敬如宾，如此魔幻的一幕，只可能发生在这个国家——秘鲁。
华工拯救秘鲁农业
今年11月，有件事让美国媒体破了大防，中国秘鲁合作建设的南太平洋最大港口钱凯港正式开港，一期工程将使中秘海上航程缩短至23天，预计每年将为秘鲁带来约45亿美元收入。
CNN表示这个港口给美国当局“敲响了警钟 ”，而美国人更是惊呼中国人已经把手伸到了美国的“后花园”，未来该港口可能会用于军事用途。
说实话美国政客发癫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把一个纯粹的商业港口说成军事港口，还是颇具幽默感的，其实美国人担心中国和拉美国家关系太好根本没什么必要，因为但凡他们稍微懂一点历史，就会发现秘鲁这个国家之所以能活到今天，靠得就是中国人，更准确点说，靠的就是华工。
1849年，也就是清光绪29年，一艘满载着75名华工的船经过一个多月航行，抵达秘鲁介休港，一个月后，秘鲁政府颁布了《中国人法令》，委托鲁大资本家、大种植园主多明戈·埃利亚斯和胡安·罗德里格斯二人，从清朝引进华工，每引进50人，就可以获得30索尔的政府奖励。
此后25年，有近10万名华工从广州、香港等地被运到秘鲁，而正是他们的出现，拯救了濒临崩溃的秘鲁经济。
为啥秘鲁要大量引进中国劳工呢？这还得从历史说起。
有地没人种
秘鲁位于南美洲西部，是美洲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11世纪时这里诞生了印加帝国，15世纪达到顶峰，当时的疆界曾经覆盖今天的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智利中部以及阿根廷北部。但16世纪初，由于内乱日趋衰落，西班牙殖民者趁虚而入，占据了拉丁美洲的大部分领土。
西班牙是个海洋贸易霸权，而面向太平洋的秘鲁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被西班牙人选为统治拉美的大本营。
1542年，西班牙王室在秘鲁利马设总督府，之后为了征税，殖民当局强制所有对欧洲贸易的商船必须经过利马，同时还规定从南美掠夺的贵重金属及其他物资也必须从利马运出，秘鲁因而成为整个拉美的贸易中心。
早在17世纪初，已经有华人从菲律宾等地渡洋抵达秘鲁，1613年秘鲁人口登记资料显示，当时秘鲁有38名中国人或者菲律宾人，他们大都是商人、水手和工匠之类的职业。
1821年7月28日，圣马丁经过10年的奋斗，终结了西班牙人对秘鲁近300年的殖民统治，圣马丁有个伟大的设想，他希望拉美各国能结成一个同盟，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剥削，一起发展经济。
他的继任者们也是这样做的，1835年，玻利维亚和秘鲁合并，称秘鲁—玻利维亚邦联，但仅仅4年之邦联就解体了。
之所以会这么快解散，是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殖民统治后，这两个国家内部的种族矛盾、阶级矛盾都非常尖锐，以秘鲁为例，当时秘鲁的主要人口是印第安人，比例接近为70%，然而在秘鲁独立后他们的待遇不仅没有提升，反而还被剥削得更严重了。
圣马丁曾经签署最高法令，宣布“所有印第安人都是秘鲁人”，并废除针对印第安人的强制征税制度。之后秘鲁政府曾经短暂地执行过这个法令，但1876年新总统上台后，发现财政不足，又把强制税弄回来了。
与此同时，白人大庄园主和天主教会一直在暗中勾结，侵吞印第安人的土地，而印第安人意识到这件事后选择直接开摆，他们躲进深山里，拒绝为庄园主工作，于是地主们尴尬地发现，尽管手里的地越来越多了，却没人种了。
按照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时候应该大量购买黑奴了，但早在1851年，秘鲁就宣布废除了奴隶制，如果这时候去买黑奴，那当局和西班牙殖民者还有什么区别？
如此这般几年之后，秘鲁的农业已经陷入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秘鲁政府只能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亚洲。
华工时代的血泪
当时中国正处于极度的动荡之中，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接连入侵，随后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方，福建、广州等地社会崩溃、经济凋敝，千百万贫苦农民或是为了躲避战火，或是为了过温饱一点的生活，纷纷选择去海外谋生。
这些人被称为“契约华工”，俗称“猪仔”，其实大部分“猪仔”都去了邻近的东南亚，去美洲的要么是被骗说那边工资高，要么是欠了蛇头赌债的，还有少数是被直接绑架去的。
因此，这些华工的早期经历，实际上和“黑奴”并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登船之前，会被集中到“巴腊坑 ”（葡萄牙语barra-coon）也就是木栏里，然后签下卖身文本，再经由一个月左右的海上航行，送到秘鲁，由代理人卖给当地雇主。
这些到达秘鲁华工90％在种植园中劳动，他们居住条件极差 ，且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此外，为了防止苦力们逃跑，雇主会把铁链拴在苦力的脚上，并强制他们戴着铁链劳动。
如有有人试图逃跑，庄园主会放恶犬搜寻，一旦找到就用手枪击死，或带回去用火烧死、用水牢淹死。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华工被送去“挖鸟粪”，秘鲁有个鸟粪岛，在化肥被发明出来之前，鸟粪是上好的肥料，1870年时鸟粪已占秘鲁出口总额的70%，是整个国家的经济支柱。
然而鸟粪岛环境恶劣，天气酷热，且湿度很大。每个华工每天被迫挖掘4—5吨鸟粪，或者装卸100推车鸟粪。
曾有一位外国观察者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地狱，也比不上秘鲁鸟粪岛矿藏的开采和装船时的热毒和恶臭，比不上被迫来这里劳动的人们所受的苦刑”。
因此岛上警卫的主要工作并不是监督工人劳作，而是及时阻止他们自杀。
华工中待遇最好的是被送去修铁路的那一批，这份工作虽然体力繁重，但面包管够，而且住的地方也相对宽敞，有时还有牛肉、米饭改善饮食，可以说是劳工待遇天花板了。
总之，靠着从中国运来的这10万苦力，秘鲁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得到了极大的环节。不仅农业从崩溃中恢复了过来，鸟粪经济更是为秘鲁政府积累了7.5亿比索的货币资本，这是他们渡过几次危机的主要倚仗。
如果可以的话，秘鲁政府当然希望《中国人法令》能一直持续下去，但1872年的“玛耶西号”事件，改变了这一现状。
恢复自由的华工
1872年7月9日，一艘满载着华工的货船从澳门出发前往秘鲁，途中遇上风暴，在日本横滨停靠。一名中国苦力忽然跳下船，向日本当局求救。
日本政府根据本国法律对船长进行了审判并给予惩罚，这个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和反响。本来对人口贩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清政府不得不派李鸿章出面，与秘鲁交涉。
1874年6月26日清朝与秘鲁签署了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以及一项移民协定。内容有一条是：中国将派遣调查委员会前往秘鲁，遣返那些愿意回国的中国人。
结果代表团是派了，但根本没接回几个人来，因为当时在秘鲁的国人已有10万之众，要把人运回来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清政府不愿意花钱，就只能做做样子，后来厦门、上海 、宁波、广州等地接连爆发了老百姓和“猪仔头”之间的斗争，引起了国际舆论，清政府才颁布告示，严禁买卖人口，违者处以极刑。
其实，就算清政府真的愿意出钱把海外的华工接回来，他们也未必愿意回国，因为当时的中国连年战乱、风雨飘摇，底层人都已经活不起了，回去不过是从一个地狱进入另一个地狱。
1879年，在秘鲁的华工半数以上已履行完8年的契约劳动期限，尽管雇主们依然设法用各种强迫手段与他们续约，但大多也只是2、3年的短约，因为秘鲁政府毕竟是靠推翻殖民者起家的，比起把人用到死的美国铁路局，他们还是要点脸的。
另外，在秘鲁的华工们也意识到在外想不受欺负，必须团结一致，因此他们积极地办会馆，联络美洲各地的华人，已经有了相当的社会影响力。
19世纪 80年代末，光是秘鲁首都利马就已经有了了南海、番禺、中山等十几个华人会馆，从这几个名字，也可以看出两广人士的团结。
总而言之，进入20世纪以后，秘鲁华工从“契约工”变成了“自由工”，他们一开始主做得都是当地人不愿意干的苦活，比如在凌晨的街头卖热水、捡路上的烟头卖给制烟厂、上门掏粪工等等。
但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华工们硬是从牙缝里省出了原始积累，然后开始进军商业。
1869年3月1日的秘鲁《民族报》曾这样写道：
“有数不清的中国人从挣得饭食、衣着和每月4个索尔的工资起家，现在已积累了两万、三万和四万元的资本。”
1930年开始，华商基本控制了利马的小商品行业，中国人的杂货铺遍布每个街头巷尾，以至于秘鲁人说“我要去中国人那里一趟”的意思就是我要去买点东西。华商黄炳辉曾在利马拥有24家分店，销售额占整个利马日用消费品总额的30%左右。
与此同时，华商还积极进入纺织、粮食、出口等行业。1949年，经商华侨已经占秘鲁华侨总人数的60%，中餐馆、华人会馆更是随处可见，可以说初代华工们硬是用一双手布满老茧的手和一身的胆气与智慧，在秘鲁的经济界打出了一片天地。
融入当地
在生活方面，秘鲁华人与其他地区华人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积极融入了当地的文化，这里面主要的原因是华工群体中男多女少，因此他们不得不与印第安女性、白人女性结合。
而且与拉美男性相比，中国男人更有家庭责任感，更会赚钱，因此在当地更受女性欢迎。
因此，经过一两代人的融合后，当地华人后裔大都是混血儿出身，信奉天主教，同时能说西班牙语和福建、广州方言，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嗯，国际化。如今秘鲁有华裔300多万人，十个秘鲁人中就有一个具有华人血统。
而在融合的过程中，中国的饮食、中医、农业等各方面的文化习惯也进入了秘鲁人的日常生活中，比如他们把中餐馆叫做“chifa”，把所有黑眼睛黄皮肤的亚洲人叫做“chino”，有时还管中国人叫“老乡”（paisano）。
比较搞笑的是，上世纪90年代当选为总统的日裔藤森就被印第 安选民亲切地称呼为“chino总统”，藤森本人也非常乐意，经常以“Chino”自居，他的内阁中更是有7名华人部长。由此可见，秘鲁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认可程度是相当高的。
除此之外，1999年和2010年华裔维克多·乔伊韦与何塞·安东尼奥·陈分别担任了秘鲁的总理，也体现出华人在秘鲁政治圈的影响力。
也正因为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秘鲁成为了拉美唯一既同中国建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又签有双边一揽子自贸协定的国家。2019年秘鲁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很快成为中国在拉美地区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投资目的地。
而前文提到的钱凯港也只是中国和秘鲁诸多合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目前有近200家中资企业扎根秘鲁，涉及能源矿产勘探开发、贸易、工程承包、渔业和物流服务等领域。
这种情况当然引起了美国人的不满，但不满无法改变任何事情。11月底，秘鲁现总统博鲁阿尔特访华，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她说希望自己卸任时可以自豪而满意地说，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秘鲁政府正和中国企业一起在偏远地区卫生基础设施、排水系统和学校，当地人说他们期盼了50多年的事情我们只用了8个月就做成了，每每想到这些，她就忍不住要落泪。
所以中国还是美国，对秘鲁人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选择题，问题的关键是，谁能帮他们发展，谁能带他们走向文明和未来？而钱凯港开港的锣鼓声就是秘鲁人掷地有声的回答。
参考资料：
1、《斗争与融合 ：契约华工与秘鲁华人社会的形成》——张华贞
2、《历史大视野下的大跨越：秘鲁的中国移民》——高伟浓
3、《巴尔卡塞尔与秘鲁民族认同的塑造》——王 迪
4、《高端访谈丨专访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央视新闻
5、《王迪：对“中心国家”的依附阻碍秘鲁现代化》——王迪
6、《秘鲁大选中的华裔面孔》——中国侨网
7、《隔着一整个太平洋，中国人在这里被称为“老乡”》——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