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九百年，至今被封神

靖康之变六十年后，书生张著在金人统治下的北方，偶然间看到了一幅被誉为“神品”的北宋画作。

这卷被后世称为《清明上河图》的传世名画，仿佛有无穷魔力，将张著带入早已消逝的东京梦华之中，正如它在此后数百年间对每一位观赏者所做的那样。

张著本是燕山的一介布衣，以诗名著称，他应是在某位收藏家的府上欣赏这幅名画，并受邀为此画作跋。《清明上河图》上的跋文，为历朝历代文人所写的“观后感”，有些涉及此画创作背景和收藏过程，是后世破解《清明上河图》历史疑云的线索。

其中，这篇署名“燕山张著”的跋文年代最早，提笔寥寥数语，为后人讲述此画的由来：

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燕山张著跋。

▲《清明上河图》上张著的题跋。图源：网络

神品的诞生

张择端是谁？当自幼生于金国领土的张著第一次看到《清明上河图》时，他可能也有这样的疑问。于是，张著通过当时所能找到的史料，探寻张择端的生平事略。

史载，张择端出生于密州东武（今山东诸城）。北宋时，位于山东半岛的密州坐拥沃野千里、通衢便利，是水陆商贸的大都会，朝廷在此置密州板桥市舶司，高丽、日本等地的商人常来此贸易往来，海上商船云集，时人称，“商贾所聚，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

张择端从小就感受到了宋代港口城市浓郁的商业氛围，这为他日后创作《清明上河图》埋下了文化基因。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图源：网络

北宋崇文抑武，就连皇帝都鼓励“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生于齐鲁的张择端，尽管见证了商贸繁华，但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是个热衷于“考公”的山东人，长大后游学于京师，想要通过科举谋个差事。

可惜的是，张择端仕运不济，不是当官的料，只好另寻出路，最终专攻绘画，成了一名画家，擅长画舟车、市场、桥梁、城郭等现实风物。根据金代的史料推测，张择端通过了北宋翰林院的绘画考试，成为“翰林图画院待诏”，并在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向内府呈交自己的画作。《清明上河图》大约便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宋徽宗赵佶是历史上有名的文艺达人，在艺术造诣方面遥遥领先于历代皇帝，但历史仿佛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宋徽宗看过《清明上河图》后，在卷首加“瘦筋五字签及双龙小印”，表示对张择端画作的认可。“瘦筋”又叫瘦金体，即宋徽宗的书体风格，在书法界享有盛誉。有文献表明，这个题签和小印到明朝正德年间还在，被部分学者认为是此画经过徽宗之手的证明。

奇怪的是，同时期的《宣和画谱》并没有收录这幅画。

作为《清明上河图》其中一任收藏者，明人陆完的解释是：“盖宣和书画谱之作，专于蔡京，如东坡、山谷，谱皆不载，二公持正，京所深恶耳。择端在当时，心亦非附蔡氏者，画谱之不载择端，犹书谱之不载苏黄也。”

蔡京是宋徽宗眼前的红人，执掌朝政多年，也是宋徽宗艺术上的知音，帮徽宗招揽了很多艺术界的奇才，也得到徽宗的不少赏赐，北宋天才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卷后就有蔡京的题跋。

那么，《清明上河图》为何入不了蔡京的眼？陆完认为，蔡京是出了名的小人，不喜欢正直之臣，比如苏东坡、黄庭坚，而张择端应该也是个比较正派的画家，不愿对蔡京阿谀奉承，所以就被忽视了。

张择端的作品在后世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本人在宣和画院的足迹却微乎其微，宋室南渡后更是“查无此人”。

他来人间这一遭，似乎就是为了留下这幅不朽的画卷。

汴梁的崛起

国宝级文物、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曾入选清朝宫廷《石渠宝笈三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家张择端用散点透视构图法，在绢本设色的画卷上塑造了一座城，一座真正存在于12世纪的都城——汴梁。

北宋的首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亦称东京、汴京。这里原本是战国时期魏都大梁的所在地，到隋唐时期发展为中原重镇汴州。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从汴州城流过，使其成为大运河的咽喉之地，通济渠也有了汴河之称。

五代十国时期，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政权建都汴梁，但随着“工商外至，络绎无穷”，汴梁逐渐难以容纳。后周的统治者对汴梁进行了大范围的改建，扩大城址、改造旧城，并让沿街住户掘井、种树、修建楼阁，遂使繁华都会初具规模。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定都汴梁，称为“东京开封府”。

在汴梁之前，中原王朝的理想都城是长安、洛阳。这两座都城营建之初，是为了加强君王的统治，拥有等级森严的秩序、井然有序的布局，象征权力的集中，如《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汴梁崛起之前，从关中到河洛的东西轴向上，长安、洛阳经过历代扩建、改建，多次成为中原王朝的都城。

即便是在开放包容的唐代，唐长安城已经成为东西方世界闻名的“一线城市”，可长安仍是一座带有明显行政特征的都城。唐长安城的宫城位于北部，形成一个皇权至上的中心，城市主干道呈现为南北中轴线，体现执中的理念。但都城中的市民仍受到严格的约束，作为住宅区的一百零九坊有围墙分隔，不许经商，作为商业区的东、西两市设在外城，每天只有日中至日落时可以自由交易。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形象地描述了唐长安城在坊市制度下的城市布局。

到了宋代，原本的坊市制度已被打破。

居住方面，汴梁采用开放式街巷，用厢坊制取代封闭的里坊制，旧城设四厢四十六坊，新城设六厢七十二坊，城外设九厢十四坊。厢类似于宋代都城里的街道办事处兼派出所、消防局，每厢设“公事所”，负责处理民事纠纷、方便居民治病、防火、救火、捉贼，还有维护设施、管理街道、种植树木、社会救济等职能。

经商方面，宋太祖准许开夜市、鬼市，不受时间限制，“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自三鼓已来，不得禁止”，也不受空间限制，店铺分布在沿河、沿街，甚至是汴河的舟船之上。汴梁的各种行当自由发展，至少有160多行，酒店、香铺、妓馆、小食店、杂货铺、金银铺等各色商铺馆舍，分布于汴水虹桥两岸。他们用“彩楼”“欢门”等特色招牌吸引目光，招揽客人，这在《清明上河图》中也有所体现。画中各种特色招牌，堪称广告带货的鼻祖。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图源：网络

目前已知，宋代汴梁最盛时人口已达150万左右，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大城市，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弛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宋人对这座国际大都市充满自豪，一如北宋驸马柴宗庆那句诗，“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在他看来，世上的所有城市和汴梁相比，都像是乡村一样。

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清明上河图》的一笔一划，恰是陈先生此话的生动写照。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图源：网络

画中的隐喻

很多学者将《清明上河图》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画卷的开篇（右端），描绘的是汴梁市郊。《东京梦华录》记载：“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阒地。”意思是，汴京郊外皆是农业区，没有一块空闲的地方。

五代十国时期，汴梁四周多荒地。北宋建立后，允许百姓开垦养殖，于是形成一片市郊农场。市郊不仅是粮食基地，更是牲畜、果蔬、花卉的供应地，支撑着汴京百万人口的日常生活。在《清明上河图》的卷首，一队毛驴驮着重物缓缓走来，随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幕恬静的乡村风光。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图源：网络

《清明上河图》的第二部分，也是画卷的核心部分，围绕着汴河和虹桥展开。

宋人张方平论述汴河与汴京的关系时说：“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自隋唐起，中原王朝便依赖汴河输送江淮米粮。至北宋，汴河每年通行漕船达6000艘，运量高达700万石，堪称帝国经济的“主动脉”。

宋代词人周邦彦《汴都赋》以“惟彼汴水，贯城为渠，并洛而趋”称赞汴河之壮阔，而另一位文人秦观笔下“巾车错毂，蹄踵交道，舳舻衔尾，千里不绝”的景象，亦在《清明上河图》的汴河段跃然纸上。河边纤夫拉纤的细节更被船舶专家席龙飞考证为符合现代悬链线方程，展现了古人工程智慧。

汴河上的虹桥，是北宋桥梁技术的巅峰作品之一。《东京梦华录》载其“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宛如飞虹”。画中的虹桥码头区商贾云集，船只穿梭，其中一艘货船在主航道逆流而行，船上的水手严阵以待，桥边的行人纷纷注目，神情各异。虹桥之上，可以看到摆地摊的商贩，仿佛至今仍在吆喝叫卖。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图源：网络

《清明上河图》的第三部分，呈现的是城门内外的商铺和行人。

城门内侧，一处临街的税务机构再现了北宋末年的税收场景，格外引人注目。这座敞厅式建筑紧邻城门，厅内共有三人，居中者端坐于案前，目光紧盯桌上摊开的货单，神情严肃，似是主事税吏。左侧一人躬身而立，手指单据低声解释，姿态谦卑。右侧一人虽坐于旁侧，却侧身向外，目光紧盯门外争执的人群，仿佛在静观事态发展。税吏的权威、文书的繁杂、利益的权衡，在此形成无声的张力。

税务机构的门外，地上堆满规整的货物，四人围聚其间，将矛盾推向高潮。左侧一名税吏手持单据，低头核对着货品与税额，神情冷漠；对面三名货主则情绪激动：一人手指货物，与税吏高声争辩；另一人立于货堆中央，双臂挥舞，嘴部大张，像是在激烈抗议；最右侧一人虽未开口，但双手叉腰、眉头紧锁。争吵声甚至惊动了旁边城楼上的守卫，他俯身倚栏，探头下望。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图源：网络

张择端设计这一场景的冲突并非偶然。北宋晚期，商税繁重、官吏盘剥已成痼疾，税吏常借“估价”之名抬高税额，中饱私囊。画中货主与税吏的对抗，恰是这一现实的缩影。

同时，《清明上河图》也反映了北宋的贫富差距。画中既有骑马乘轿、随从环绕的官人，也有纤夫、小贩、匠人等辛勤劳作的劳动人民。

宋代，皇室贵族、富商巨贾过着奢靡生活，豪车美女、金石书画一样不少，如史书记载，“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平民百姓的生活却更加脚踏实地，甚至仅能勉强糊口而已。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图源：网络

当时的贫富差距达到了十倍、百倍，甚至是更大的差距。就连一向乐观的苏轼，都有过如此感慨：“其一大富，千金日费。其一甚贫，百钱而已。”

聚集在各地城市中的，更多是普通市民。宋代打工人月工资在三贯左右，如“负薪入市得百钱”、“卖鱼日不满百钱”、“佣不习书……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钱”。这些打工人每天都只能赚一百文钱，像富人那样一日千金的小目标，永远都无法实现，在大都市养活一家老小更是不容易。

即便是自己创业，有些小老板的生意也仅够糊口而已。如宋徽宗时期，江东饶州市民鲁四公，在汴梁开了一家小食品店，靠煮猪羊血售卖，养活妻儿老小，每日所得不过二百钱，却安贫守分。

还有世代卖面的许大郎一家，虽然有京城户口，“然仅能自赡”。

还有一名沧州妇人，因“幼年母病卧床，家无父兄，日卖果于市，得赢钱数十以养母。”这说明卖水果的收入，一天为数十文钱。

很多人年少时学过的那首《蚕妇》，写的是养蚕卖丝为生的普通妇女，其中有一句：“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像蚕妇一样的劳动人民，即使养一辈子蚕，也难以穿上蚕丝织成的罗绮。

权贵却还不满足。宋徽宗为了在京城建造“寿山艮岳”，派爪牙搜刮天下名花奇石，加重对百姓的剥削。

著名画家蒋兆和评价《清明上河图》“远师郑侠之遗笔，而作后流民图”。郑侠在北宋熙宁年间向宋神宗献上《流民图》，叙述百姓所受苦难，动摇了神宗变法的决心，是历史上以画曲谏的案例。有学者认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也有讽谏之意，画中那座无人值守的望火楼，也许预示靖康之变的到来。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图源：网络

流传的历史

靖康二年（1127），南下攻陷汴梁的金人纵火焚城，烧杀掳掠，挟持徽钦二帝、宗室、妃嫔、大臣等三千多人北归。北宋俘虏到了北方苦寒之地，“男十存四，女十存七”，无数人惨遭蹂躏侮辱，倒毙路旁。

这，就是靖康之变。北宋，至此灭亡。《清明上河图》和汴梁城也将迎来无常的命运。

当初，宋徽宗得到《清明上河图》后，将其赐予外戚向氏家族。向氏是宋神宗皇后的娘家，其家族深得皇帝信任。向太后的兄弟向宗回不仅精于鉴赏，还撰写了《向氏评论图画记》，将《清明上河图》定为“神品”。

北宋灭亡后，金兵攻陷汴京，向氏家族携带《清明上河图》南渡未果，画作最终流入金国民间。这一时期，金人虽以武力立国，但对中原文化推崇备至，民间藏家竞相收藏北宋遗珍。《清明上河图》在金国的流传虽无明确记载，但其得以保存完善，这才有了张著的跋文。

元朝建立后，《清明上河图》被收入元廷秘府，成为皇家珍藏。

然而，《清明上河图》在元代发生了一个“乌龙事件”。

元朝本要对前代画作进行装裱，结果宫里有人监守自盗，将《清明上河图》真品流出宫廷，留在秘府的是一个赝品，元朝皇帝竟然没有发现。据记载，《清明上河图》再次流落民间后，真定（今河北正定）太守曾短暂持有此画，但负责保管此画的人偷偷卖给了武林（今浙江杭州）陈彦廉。陈氏得知真定太守要讨回此画，又怕惹祸上身，所以赶紧转卖给江西名士杨准。杨准为《清明上河图》写了一篇长跋，其中写道，“卷前有徽庙标题，后有亡金诸老诗若干首”，“二百年而未甚弊坏，岂有数耶”。

元末乱世，《清明上河图》藏于静山周氏家中，免于战火。这一时期，画作虽未公开露面，但其艺术价值已为江南士林所知。

明朝宣德至正德年间（1426-1521），《清明上河图》多次重现江湖，钤有“李贤”“吴宽”等收藏印。正德年间，一代文坛领袖李东阳亦曾收藏此画，他为《清明上河图》题了一首长诗：“宋家汴都全盛时，四方玉帛梯航随。清明上河俗所尚，倾城士女揭童儿。城中万屋翚甍起，百货千商集成蚁。花棚柳市围春风，雾阁云窗粲朝绮……”

▲李东阳画像。图源：网络

嘉靖年间，《清明上河图》辗转于长洲陆完、昆山顾懋宏等江南士人。但是，权臣严嵩父子的介入，又一次改变了画作的命运。严嵩利用权势，强夺《清明上河图》，将其纳入府中。直到严氏倒台后，《清明上河图》被抄没，入明内府。万历年间，太监冯保得宠于皇帝，通过某些手段得到《清明上河图》，因此，画上钤有冯保印。

但是，冯保被贬后，查抄的家产并未见有《清明上河图》。当时，万历皇帝得知冯保的抄家情况，曾怒道：“奴黠猾，先窃而逃，未能尽得也！”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否属于“先窃而逃”的赃物呢？《清明上河图》此后的流传，可佐证这一说法。

清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先是见于民间。乾隆年间，《清明上河图》被学者陆费墀收藏。陆费墀当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官，他去世后，画作流入毕沅之手。毕沅为地方大员，官至陕西布政使、湖广总督，以金石书画收藏著称。毕沅死后不久，因案被抄家，画作于嘉庆年间收入清内府，从此成为紫禁城珍宝。幸好《清明上河图》入宫是在乾隆之后，没遭到盖章狂魔的“肆虐”。

1924年，退位多年的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此前，其弟溥杰以“赏赐”为名，将《清明上河图》夹带出宫，带到天津。之后，画作随满清遗老辗转于天津、长春，一度藏于伪满洲国“皇宫”。1945年抗战胜利后，苏军接管长春，《清明上河图》险些流落市井，幸被追回，暂存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经文物专家杨仁恺鉴定，确认此卷为张择端真迹。1953年，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移交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至今。

▲北京故宫。图源：摄图网授权

在《清明上河图》九百年颠沛流离的流传史中，真迹虽难得一见，但其摹本、仿本自明代起便层出不穷。

明代画家仇英曾仿造张择端本，以当时富庶的江南城市苏州为原型，绘制重彩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此仿本笔法细腻，色彩富丽，成为后世仿作的范本。明人李日华在《味水轩日记》中记载：“京师杂买铺，每《上河图》一卷，定价一金，所作大小繁简不同。”可见当时《清明上河图》摹本、仿本已商品化，成为市井百姓也能拥有的时尚单品。

清乾隆年间，宫廷画师奉旨绘制“清院本”《清明上河图》，融合西洋透视技法，展现康乾盛世的繁华景象。此外，日本、朝鲜等国的画家亦受其影响，创作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版本。

如今，全球博物馆共藏有40余幅《清明上河图》，其中以北京故宫真迹、台北故宫清院本、辽宁博物馆仇英本最为著名。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