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中东路事件”

写这个系列最初的原因就是因为无意中看到了一篇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历史论文，解答了中国现代历史中许多重大事件的起因，但国内对这个事件宣传极少，原因我也能猜到一些。实际上中东路事件可以说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许多进程。

先说下什么是中东路，中东路的全称是“中国东方铁路”，原名为“大清东省铁路”。在这个系列的第一篇中提到了1896年清、俄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中俄密约），条约中的一条就是允许沙俄从清朝政府手中取得横贯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以缩短西伯利亚铁路的路程。这条铁路连同从哈尔滨到旅顺军港的支线由李鸿章命名为“大清东省铁路”，于1903年建成运营，采用俄制宽轨的标准，总造价4.5亿卢布。

关于该铁路修建的具体合约为清与沙俄签订的《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根据该合同：

清政府以库平银五百万两入股与沙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

该公司路成开车之日起，以八十年为限，八十年后所有铁路及铁路一切产业归中国政府所有；

从开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有权可给价收回；

东省铁路公司拥有沿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和司法管理权。

不过前面说过因义和团事件俄国入侵东北后，清政府就丧失了对该铁路的控制权。所以铁路沿线就成了一个不受中国政府管理的“国中之国”。日俄战争后，沙俄政府将长春至旅顺段交于日本，日方改称“南满铁路”。日本接手后将原本的俄制宽轨改为国际标准轨，以方便与长城以南中国的铁路相联通，但这样一来就与长春以北不能直通了。

十月革命后，西方列强纷纷干涉苏俄革命。为了防止西方从中国进攻苏俄并获得中国的承认，列宁于1919年发表了《对华宣言》，明确宣告，废除沙俄同中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所有在华特权，其中就包括中东铁路（瑷珲、北京和勘分西北界条约被俄国人认为是平等条约，所以俄国从来没说过要退回过那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不过这只是个口号，因为苏俄并没有派人来中国对此事进行谈判和沟通，一年后随着苏俄基本打退了各国干涉，就不再提这个事了。

1920年北洋政府看到白俄已经日渐势微，于是出动军队解除铁路沿线白俄军武装接管铁路。1920年10月31日北京政府宣布收回司法权，颁布《东省特别区法院编制条例》，规定中东铁路附属地改称东省特别区。

但1922年苏联成立后联系北洋政府，以继承原沙俄所有权利为由要求重新谈判。

1924年5月31日，中苏双方代表顾维钧与加拉罕在北京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关于中东路的主要内容是：中东路纯系商业性质，由两国共管。

同一天，两国还签订《中苏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就如何管理中东路，做出具体规定。

1924年9月，苏联又与东北奉系军阀签订《奉俄协定》，除说明贯彻上述中苏协定的有关内容外，苏方终于还作进一步的让步，中东路无偿全部交给中国的期限，从沙俄时代规定的80年缩短为60年，并在此期间内允许中国赎回。

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接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控制东北。他主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东北易帜，承认国民政府。而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苏俄政府断交，并主张重新修订此前所签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张学良对修约一事积极响应，并把目标定在苏联控制的中东路上。至于原因也很简单，根据张学良的回忆，当时他的俄文主任秘书张国忱告知他苏联正在实行的农村集体化运动导致苏联陷入严重的饥荒，据传已经饿死上百万人，内部矛盾严重。而西方各列强也高度敌视布尔什维克。所以张学良认为收回中东铁路路权苏联应在内外交困下无力反抗。且国民政府也劝说张学良采取行动国，以切断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张学良开始的行动是要求单方面收回中东路路区的警务、市政、税务、教育、地亩等权利，苏联方面只是抗议并没有采取强硬的报复措施，反而一再让步，于是张学良认为苏联态度软弱，决定开展更大的行动。

1929年5月29日，张学良下令关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

5月31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

6月4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致电张学良，询问东北方面有无抵抗的实力。

6月13日苏联方面在中苏边境增兵并举行演习。

6月22日—25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对苏会议，商讨接收中东路的方法等问题。

7月7日，张学良赴北平与蒋介石会晤，取得中央政府对强行收回中东铁路的支持。蒋介石并表示如果开战中央可出兵十万并资助军费几百万银圆。

7月10日下午在北平，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外交部长王正廷、亚洲司司长周龙光、民国驻苏外交代办朱绍阳举行会议，确定了武力收回中东铁路、驱逐所有俄方共产主义者的方针。

7月10日夜，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及中东路督办吕荣寰派军警及中方工作人员2,000余人开始强行收回中东路，接收和查封沿路的苏联机关及设施，并将苏方人员逮捕并驱逐出境。即“收回中东路权”事件。

7月11日，苏联交通人民委员表示希望和平解决中东路问题。但东北军等未予理会。

7月13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并希望中国三日内答复，表示“倘不得满意之答复时，苏联政府迫于不得已，将取他种方法，以防卫苏联之所有权利”。

7月17日，东北当局发表通牒，内称“苏联的中东路各机关为其赤化中心，依《奉俄协定》之规则，我国于中东路应有收回之权力”。

苏联方面于7月18日断绝中苏间的铁路交通，并开始驱逐中国驻苏代表。蒋介石当日在南京召集胡汉民、戴季陶、孙科等人开会讨论东北局势。一致认为，苏联只是恐吓，不会出兵。于是蒋介石对张学良表示，中央对苏作战已有全盘考虑，全国军队可随时增援，继续鼓动张学良对苏联采取武力威胁的强硬政策。

7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惟吾人深望能达绝交目的，而后对国内共党方有彻底办法耳！”

7月19日至23日，苏联组织在东北的大批侨民和工作人员回国。并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上扣留中国方面的轮船，沿江电报线也全部割断。

在这段时间里斯大林在初期怀疑东北方面的行动受到日本和美国的指使，中国收回铁路只是牵制性行动，有可能和中国动手后日本方面会采取行动，所以一直退让。但是苏联驻日情报网发挥了作用，最终得到的情报是只要苏联不过度深入中国境内，日本不干涉苏联对中国的行动。于是斯大林决定出击。1929年8月6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成立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群，任命曾担任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布柳赫尔元帅担任总司令，动员苏联红军20%的军事力量前往远东地区，并分别在赤塔和伯力设置前线指挥部。

8月8日，苏军开始越过边境向东北军进攻。
8月13日，南京政府派参谋部军事厅长刘光到东北前线视察国防。
8月15日，张学良下达对苏作战动员令。
8月16日，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新闻记者称，如苏兵再侵入，中国将采取强硬的态度。同一天张学良接见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时宣称：“苏俄不顾国际信义，蹂躏非战公约，贸然遣兵，侵入我国境内。我们尊重非战条约，屡次退让，以明开衅责任。俄方如再进逼，是甘为戎首，故已准备一切，当出全力，决一死战。”
8月17日，中国国民政府发表对苏联交战宣言。
8月30日，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特派员郭同抵沈阳，表示中央政府全力支持，希望张学良能坚定抗俄的决心。张学良表示对苏交涉遵照中央意旨办理。
9月18日，苏联政府照会各国宣布，关于中东铁路问题，苏方始终主张和平解决，而中国态度虚伪，毫无诚意。认为今后之交涉无望，此后对于中俄国境惹起一切不祥事件之责任，苏概不承担。
9月19日，苏军开始进攻东北军驻守的边境各城市。
10月12日，三江口之战爆发，苏军以飞机和军舰进行协同攻击，短短半个小时，就把张学良的“东北江防舰队”打得近乎全军覆没。
11月1日，苏军攻入富锦。
11月18日，苏军用空军和炮兵对扎赉诺尔进行轰炸，东北军死伤惨重。惨到六十多年后的张学良回忆起这段往事还说：“打得那个惨呐，一个旅整个全灭了，旅长和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军覆灭，都没有了。”
11月21日，苏军攻占满洲里，旅长梁忠甲以下八千余人被俘。
11月24日，苏军攻占海拉尔。同时苏军情报显示东北军已经开始大规模溃退，不再存在有效的抵抗行动。
11月26日，国民政府求和，承诺恢复苏联对铁路的控制并将其次事件的组织者和煽动者从中国东三省铁路驱逐”。
12月1日，美英法三国共同发布声明表示愿意调停。
12月3日，苏联宣布拒绝第三国参与调停，建议苏、中两国协商解决。同一天张学良宣布接受苏联的建议，停战议和，派代表蔡运升与苏联代表斯曼诺夫斯基在双城子签订了《停战议定书》。
12月6日，东北政委会决定承认《停战议定书》，并派蔡运升为正式会议代表与苏联谈判确定相关细节。
12月16日蔡运升与苏方代表斯曼诺夫斯基、梅里尼可夫在伯力外交公署开始谈判。
12月20日，蔡运升在伯力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协议规定两国立即停战，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苏军退出满洲里，彼此释放所俘军民，重设领事馆。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中东路事件基本得到解决。

但“伯力协定”签订后，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宣布未授权蔡运升签订此协议，对该议定书不予承认，并声称要将蔡运升撤职查办。但张学良并没有理会南京政府，反而把其升任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兼吉林省财政厅厅长的职务。

整个中东路事件对张学良刺激巨大。

首先是东北军在做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苏联红军一败涂地，毫无反抗能力，东北军伤亡和被俘的近2万人。而苏联把伤病算上才总共阵亡了821人，伤729人。而当时普遍认为日本军力尚在苏俄之上，所以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对日交涉，采取了彻底的妥协退让路线。

其次是战前一直支持张学良和苏联开战的蒋介石，在冲突爆发后，没派来一兵一卒只是道义和外交支持。唯一的实质性行动，就是战后宣布为表彰东北军积极抵抗苏联红军的态度与立场，将首批青天白日勋章颁发给包括张学良在内的6名东北军将领。

所以两年后当“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担心东北军孤军作战，做出“无谓的牺牲”，因而提出了“全国抗战论”。1931年9月18日深夜，张学良在北平市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时说:

“ 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再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个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以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这次日本军队寻衅，又在柳河沟制造炸毁路轨事件，诬称系我方的军队所为，我们避免冲突，不予抵抗，如此正可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河沟路轨之理。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圹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 ”

当时参会的东北军各将领对张学良的主张也深以为然，认为不能再让蒋介石坑了第二次，再打必须要把中央军拉过来。

另外在整个中东路事件中，日本关东军以旁观者的角色进行了大量的情报搜集，最终日本军方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