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10日，武汉的鲜花销售一空，中国船舶集团第七一九研究所总体楼那里，堆砌出了一艘“鲜花潜艇”。
那是黄旭华院士的吊唁仪式现场。
2月6日晚上，99岁高龄的黄旭华在医院去世。
至此，获得2019年共和国勋章的“国之脊梁双子星”，全部离开了我们……
2019年9月，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在人民大会堂相遇。
两位高龄老人坐在一起，交首相谈，时不时还会拍拍对方。
那一天，两位院士都获得了“共和国勋章”。
他们用70年的岁月，致力于让我们摆脱积贫积弱的艰苦状况。
两位院士，一位让我们挺直脊梁，一位让我们填饱肚子；一位让我们不再挨打，一位让我们不再挨饿。
70年，他们始终在坚持同一件事。
年少萌芽
1926年2月，黄旭华出生在广东省的一个普通家庭里，排行第三，前面还有两个哥哥。
童年时期的黄旭华，得到父母和兄长的庇佑，过得自由而幸福。
经常陪同母亲去教堂做礼拜，还会陪哥哥去教会的学校念书。
1937年，黄旭华顺利从小学毕业，即将步入中学。
但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始，当地的中学都开始搬迁，他不得不暂停学业。
转年，他在大哥的带领下离开了家乡，转入异地的中学就读。
但国家动荡，时局难安，这也让黄旭华的求学之路变得无比艰难。
1944年，抗战局势越发紧张，全国多所学校都取消了结业考试。
黄旭华也仓促结束了高中学业，准备报考大学。
当时人人都对战争情况无比关注，黄旭华也不例外。
他发现日军频繁进行海上攻击，我军后方也深受敌机轰炸的困扰，他就想：
“想轰炸就轰炸，因为我们国家太弱了！
我要学航空、学造船，我要科学救国！”
怀揣着这样的志向，他以造船系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国立交通大学学习，并于1949年入党，进入党校学习。
同一年，袁隆平进入农学系读书。
与黄旭华不同，袁隆平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学校校长，母亲是英语老师。
1930年出生的袁隆平，童年始终处于战火纷飞的境况里。
受父母的影响，袁隆平从小就接触英语，读书和教育方面也始终没有落下。
但他最感兴趣也最钟爱的，还是那些农作物。
小学的一次郊游，让袁隆平看到了水果丰收的景象。
从此，他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关于农业学习的种子。
所以大学的时候，他坚持要学习农学。
父母都不是很支持他这个想法。
中国人祖祖辈辈都在种地，都知道搞农业有多苦，考大学，就是希望能够从农田里走出去，可他还要走回来。
袁隆平知道父母是心疼他，但他有自己的向往和坚持。
1953年8月，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
50年代到70年代，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都在湖南一个偏远的农校教书。
彼时正值灾荒年，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荒，导致了数百万人饿死。
袁隆平在田地里见证着这一切：
“刚刚吃完饭，肚子又饿了，一天到晚就想吃饭。
有时候用糠来替代，越吃越饿……那个日子真的很难受。”
“那天我走在路上，我亲眼看见5个人倒在路边，他们都是饿死的。”
于是他就想：
“一粒粮食能够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要研究水稻，要让每个人都能吃饱饭。”
他决定研究杂交水稻。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黄旭华，也开始了关于核潜艇的研究和制作……
他们一个在湖南，一个在辽宁；一个在农田，一个在海面。
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领域，他们都在为让国家更有底气、让国民过上更好的日子而努力。
也是从这时开始，就决定了他们的一生。
荆棘密布
1958年8月，黄旭华接到一个通知，要他去北京出差一趟。
彼时的他刚刚结婚两年，女儿也才出生没多久。
就在前一年的春节，母亲还拉着他的手说：“我和你爸也老了，你们要经常回来看看……”
可谁知，这次一出差，就是30年未归家。
那是一份绝密的任务。
彼时美苏冷战期，西方国家核讹诈，苏联也开始进行技术封锁。
面对这样的国际状况，我国启动了核潜艇研制工程，一批人担负起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黄旭华就在其中。
面对“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誓言，黄旭华更坚定了他献身核潜艇事业的人生走向。
这份工作要绝对保密，所以他不能回家，也不能和任何人说。
30年的时间，他与家人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145信箱。
父母多次写信问他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他都闭口不谈。
最后父亲都认为，黄旭华是成了逃犯。
为了弥补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的遗憾，黄旭华每逢年节都会给老人寄去十元钱。
但父亲不收，认为这个儿子“不懂事”，每次都会把钱退回。
黄旭华有苦难言。
不光是家人不理解，研究工作上，也充满了困难。
当时国内对核潜艇的制造毫无头绪，没有图纸，没有技术，没有外援。
他们唯一的资料，是两只核潜艇玩具模型。
研究小组将玩具模型大卸八块，又根据美苏两国研究核潜艇时走过的“弯路”，重新总结经验。
用磅秤、算盘、皮尺这样的“土”工具，用了近20年的时间，研究出了我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长征1号”。
中国人有了自己的海上武器，真正挺直腰杆站起来了！
同一时间，我国的第一株籼型杂交水稻，也培育成功了。
1960年前后，袁隆平在试验田无意间发现一株特别的水稻，它不仅长得更高，籽粒也更为饱满。
从那开始，他就顶着一片质疑声，专注于“人工杂交稻”的研究试验。
几乎所有人都不认同他的试验，说他“根本不懂遗传学”。
他不管别人如何说，始终坚持自己的研究。
终于，迎来了突破性进展。
他从14万个稻穗中，找到6株不育株。
这样的发现，让他欣喜若狂。
然而，就在曙光出现的时候，意外再次发生。
某天早上醒来，所有的秧苗都被人连根拔起，试验毁于一旦，连挽救的机会都没有。
这件事让袁隆平的试验推迟了整整三年。
还有人造谣说：
“秧苗八成是他害怕实验不成功，自己拔的。
他就是在骗国家的实验基金！”
面对失败、质疑、诋毁，他一概不理。
而是提起行李离开妻儿，独自前往南方，寻找“野生不育株”。
整整7年未归家。
直到1973年，他成功培育出了杂交水稻，让每亩地的产量增加了100斤。
从此，中国人再也不怕饿肚子！
夕阳长红
如果说有什么词语可以用来形容两位院士，那应该就是坚持与奉献了。
年少时心中种下的种子，在青年时破土萌发，于中年时长成参天大树，至晚年而荫庇众人。
即便到了古稀、耄耋之年，二老也从未停下脚步。
2021年，黄旭华向中国船舶719所捐赠1100万元个人所获奖金。
设立了“黄旭华科技创新奖励基金”，用于奖励为推动装备研制事业创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科研人员。
同时，他还将他个人所获得的各级各类奖项的奖金全部捐赠，约2000万元，都用于国家的科研、教育及科普事业。
同一年，91岁高龄的袁隆平院士仍在三亚的基地工作。
但不幸的是，3月在基地摔了一跤，引发了身体上的不适，于两个月后去世。
医护人员纷纷痛哭。
或许是老天也感到悲痛，在送别当日，长沙下起了雨。
无数市民自发来到街头，撑伞肃立，只为说那一句：
“袁爷爷，一路走好。”
4年后的武汉，也是如此。
中国船舶集团719所在武汉市中山路院区的悼念厅里，设立了吊唁现场。
武汉的市民也自发前往，只为献上一束鲜花，作为临别的礼物。
想说的话太多，来不及开口；心中的思绪太满，无从言说。
千言万语，终化为“感谢”二字。
感谢您让我们在国际上挺直脊梁；感谢您让我们不再忍饥挨饿。
感谢您让我们摆脱积贫积弱的旧时代，能够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最后再说一句：二位先生，您安眠，我们永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