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浙江省宁波市文保所聘请了一群文物修复师傅，负责对西鹭林庙进行修缮保护。
期间，师傅们意外在林庙的后侧，发现了一条长达数十米的隐蔽走道，所有人都颇感意外。
经考证后发现，走道竟是抗战时期中共特工小组专门用来传送情报的“暗道”之一，这也无意中揭开了一段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
1944年，浙江省宁波市永耀电力公司三楼，传来一阵阵惨叫声，听得让人毛骨悚然。周迪道赤裸着上身，被冰冷的镣铐锁在刑架上，日本宪兵正用枪托，用力捅击着他的后背……
"周先生是聪明人，皇军需要你这样的朋友合作，不要逞强了。"
日军宪兵头目铃木政一坐在审讯桌前，捏着钢笔在记录本上划上几笔，一直在努力劝说周迪道投降。
周迪道的公开身份是汪伪政府浙东行政公署南山财经委主任，实际上是我军安插的特工人员，因为叛徒的指认，他的秘密身份被暴露，不幸遭日军抓获，关进了宁波宪兵队。
到了抗战后期，由于国际形势的飞速变化，日军主力被移送到太平洋战场，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数量有限，日军对待我军被俘人员的态度和方式，已不再像从前那样采用残暴虐杀的手段。而是改用怀柔政策进行招降，用利诱、分化等方式，争取被俘人员为己所用，稳固统治。
三天后，周迪道果然也撑不住压力，选择了“投降叛变”，因为日军提出的合作方法很“人性化”，故意放他回去当“密探”，搜集新四军的情报回来进行汇报。
这让周迪道不禁产生了新的想法：与其就这样被鬼子用刑折磨死，还不如假意投降，给鬼子来个“反间计中计”，利用新的身份，反向套取更有用的情报，再者说了，我拿回来的打探到的情报，真与假，还不是自己说了才算……
一个星期后，“叛变”的事情却发生了新的变化。
日本人觉得周迪道会说日语，认为把他留在宪兵司令部当翻译，可能会更加合适，于是决定暂时不放回，并马上发给他一个伪造的良民证，从此后名字改叫“朱人达”。
周迪道没想到日本人这么狡猾，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权且行事，另想办法。
不久，他通过暗中写信的方式，联络上了上级谭启龙，以及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
周迪道在信里描述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以及今后的打算：“希望组织上能同意我将计就计，潜伏在敌人内部打探情报……如果组织不同意的话，我马上就与敌人拼个鱼死网破，或者想方设法逃离此处，回归队伍。”
谭启龙和何克希接到信，一时半会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毕竟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特殊情况。
他们找到浙东区党委城工委副书记丁公量商量对策，研究了半天，最后认为“我方要主动打入敌军宪兵司令部，这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真是有自己人在里面立住脚，传回有用的情报，倒不失为一条很好的通路。想知道周迪道是否真的叛变，就先看看他的潜伏表现，能不能拿回来有价值的情报。”
周迪道后来的表现证明了自己，获得了组织的再度信任，并准备以他为核心，壮大我方在敌营中的力量。就这样，经浙东区党委批准，一个反间谍工作小组正式建立了。
周迪道是组长，代号401，他很快发展了9名核心组员，大都是被捕后经领导“指示”，分批打进敌人内部的同志。
他们分别是402周斯明，403冯禾青，404王福林，406莫奇，407张黎、408陈婕……简称“400间谍小组”。
他们所有情况都是绝密信息，即使在浙东敌工委内部，也只有几个主要领导人才知道他们的存在。
不过，日本宪兵队也不傻，一直对周迪道以及所有“400间谍小组”成员进行秘密监视，稍有风吹草动，立刻审问。
周迪道无奈，只能写密信请求，组织派遣“联络员”进入城里，不然手里的情报太难送出去了。
丁公量接到信，琢磨了许久，决定派乐群去宁波执行任务，主要负责联络组织和传送情报的工作。
乐群接到命令，赶到宁波“潜伏”，开始逐个接触考察、认识“400间谍小组”的成员，大家很快就熟识了。
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在乐群的巧妙领导下，间谍小组巧打“时间差”，经常给宪兵队提供相对真实的情报。
比如说，最近打听到新四军司令部在什么地方秘密开会，让日寇赶紧派兵进行剿灭。实际上，等日寇拿到情报之时，新四军司令部领导已开完会走了。
开会本身是真实的，日寇却会以为是自己行动迟了，或者走漏了风声，反而认为周迪道的情报“真实可信”，此后对他的怀疑逐渐消散了。
不过，他们在潜伏期间的每一天，都像是刀尖上跳舞的人，只要稍不留神，就会丢了性命。
有一天，周迪道接到指示：上海中共地下党想方设法为浙东纵队搞到了一箱生产手榴弹急需的特制炸药。可惜，因为日寇到处设岗哨，盘查太过严格，他们无法将炸药运出城。所以让周迪道想办法，一定要把炸药送回四明山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