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也是不行的，陈毅和项英在领导南方游击战争的时候，他俩很清楚的认识到，游击战能坚持下去，光是吃苦耐劳是不够的，信念坚定也是不够的，最根本不可忽视的是，他们能坚持到今天有老百姓的支持。
纵横南方3年以来，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安徽、湖南、湖北还有河南八省，以及15个地区，都有红军游击队的身影，他们天天满山遍地跑，和国军斗智斗勇。山里偶尔能捕获一些野生动物，也可以摘一些草果来吃，但是这些玩意不是常见的，偶尔充饥是可以的，这么多的战士在山里蹲，如果全靠山里仅有的资源，不用说3年，3个月就完蛋了。
所以部队赖以生存的食物，敌军的信息，都是靠老百姓来提供的。开始的时候，由于思想不正确，红军队伍里有一些土匪的习气，还有严重的取消思想，让老百姓感觉到有点陌生。
要知道游击队的老百姓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家里有红军的百姓，他们是真心支持的，是很重要的基本盘；第二种是同情红军，痛恨国军的，他们是中立派偏向红军的；第三种就是帮着反动派，向国军通风报信，看到红军就逃跑的。
想要生存下去，必须先巩固基本盘，努力争取更多的中间派。
但是干部们，吃喝享受惯了，吃不了基础工作的苦，还还经常吓唬群众。老百姓又不蠢，谁对谁好，谁能解决问题，他们就跟谁。
陈毅和项英看在眼里，心中非常忧虑，为了扭转不良习气，他们身体力行。
陈毅能说会道，口才犀利了得，他提出了方案，把一些不肯干活的干部撤下去， 换上头脑灵活却能吃苦的新干部，再让他们帮助下级的，被撤掉的干部们做好思想工作，再建立新的巡视制度，监督他们工作，同时可以看到他们工作有哪些不足的地方，进行指导。
但这些享受惯了的干部，心高气傲，没有一丁点的自我批评精神，稍微说他们，就像点了火药桶一样，一说就炸。陈毅能压得住他们，虽然平时嘻嘻哈哈谈吐风趣，但脸一板起来，如同霹雳火，让人战战兢兢，碰到好说话的，经常闲谈，暗示委婉的批评，遇到顽固的，就不客气了，直接狠狠批评，总不能让一些人认为陈毅就是面团，这么容易拿捏？
最重要的是陈毅自身硬，从来没有大吃大喝过，在山里，瘦的像竹竿一样，最高领导生活这么艰苦了，手下的干部们能好意思和陈毅顶嘴？
金子是党的经费，非常重要，游击战能挺这么长时间，全靠这些金子了。陈毅项英平常就缠在腰间，冬天看不出来，但到了夏天，腰间就鼓囊囊了。
有的战士很贪财，看到了眼红，在爬山时借机扶陈毅，却伸手往他腰间摸，一摸到小块硬物就知道了这是黄金。陈毅又不傻，他懂这些战士动心了，他知道，现在情况这么恶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就算他能用领导的威势压一时，众人的贪欲他能压多久？人是不能轻易考验的。
陈毅一边要时刻提防背后的黑枪，一边要时刻提醒自己对战士充满信任，心里的煎熬可想而知。但他毕竟是未来元帅的苗子，格局大得很，既然大家都在觊觎，干脆开诚布公好了！
他先将战士们集中起来，随后把黄金全部摊在桌上，直接挑明，这是党留下来的经费。“党要我保管，我从来一个都没敢乱用。”
有人小声嘀嘀咕咕：“老早就晓得了。”陈毅听见了，但没反驳，微笑看着大家，很坦然的讲，“万一我被一枪打死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回来。这是党的经费，人牺牲了无所谓，钱不能落在敌人手里。"
既然陈毅都把腰间的黄金都摆出来了，总不会再继续缠在身上了，你们都怀疑我会私吞，没关系，为了避免风险，我来选出大家都公认靠谱又老实，精明强干的战士来，把黄金分开背一下，正好省去陈毅和项英背负沉重金子之苦。
这番言行向众人释放了一个信息：我无条件信任所有人。哪怕是黄金，也愿意跟大家敞开，不仅敞开信息，还愿意把保管党的经费这个任务，分摊给大家。这样的话，谁会来在背后打陈毅的黑枪，大家都不答应！陈毅这一招，就轻轻松松打破了囚徒困境，有好几个战士背负黄金，无疑分担了陈毅的风险。
为了维系队伍，陈毅算是绞尽脑汁，努力掌控住了一大群人精，但他心里还是没有底气，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陈毅本来是很难活下去的，在1934年8月，兴国老营盘一战，陈毅右胯骨被炸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此后一个多月，由于云石山国家医院没有X光机的电源，一直没给陈毅做手术，后来在总理的帮助下，电源问题才得以解决，把骨折手术做了。
在恢复时期的时候，总理却希望陈毅留下来，是因为看中他在江西长达七八年的工作资历，影响力大，名望高，又颇有军事才干，还是留下来打游击吧！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不要说像陈毅这一个刚做完手术的病人，就算身强体壮的人，都很难活下去，比如贺昌、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闽赣军区司令员毛泽覃，以及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中央留守大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红十军团的刘畴西和方志敏，以及寻淮洲等，他们都一大批牺牲在南方三年的游击战场上。
反而陈毅，却顽强活下来了。幸运是个很玄学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真真切切的存在，陈毅最终能成为元帅，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活到了最后！南方八省游击队要给一个元帅，那这个人必然也只能是陈毅。开国十大元帅，八路军出了9个，新四军只有一个陈毅。
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讲：
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日落西，集会议兵机。交通晨出无消息，屈指归来已误期。立即就迁居。
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
陈毅写这首词时，是1936年的夏天。1936年不是个好兆头，在这年春，李乐天和曾纪财等干部牺牲；这年冬，陈毅困在山上差点死去，结果敌人却主动撤退了，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成大事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气运在身上。
自从河东突围后，项英陈毅带着总部机关转移到油山，他俩代表的是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统领各个游击区。一直在赣粤边游击区活动。
而国民党那边负责清剿赣粤边游击区的人，是粤军余汉谋的第一军。余汉谋得知陈毅项英来了，大喜过望，没想到自己坐冷板凳，都能撞上两条大鱼。
龚楚叛变后，余汉谋给他很高的职位，寄望他抓到这两条大鱼，结果被他俩逃脱了，龚楚完全没用了，余汉谋不死心，继续加大清剿力度，力图抓住陈、项。
他们几乎没有在战场上真刀实枪干过，而是围绕老百姓和资源展开斗争。陈毅他们在山上活动时，主要物资都来自群众，脱离了群众，红军是无法长期在山上生存的。
余汉谋不蠢，他知道老百姓就是他们游击队的命根子，所以他对同情红军的老百姓下死手，杀到后面，老百姓学精了，在表面从来不露出对红军的同情和支持，暗地里给红军输送物资和传递情报。
国军也不是蠢蛋，一个村这么多的老百姓，谁知道谁支持红军呢？他们有很多方法，最常见的是有坏人举报，其次是叛徒指认。当这些革命群众被抓完后，没人可抓了，就开始搞欺诈，先模仿游击队的声音，半夜哄开老百姓的家门，就可以断定这家就是支持红军的，抓起来。
还有时候搞突然袭击，在半夜包围村庄，挨家挨户搜，先装作离开，一会就杀个回马枪搜捕。各种卑劣手段都使尽了，而老百姓吃了不少亏后，也有对策。只要看到国军装扮红军上门欺诈，就跟着演戏，立马伸手抓住，一面“死土匪、活土匪”地骂，一面就鸣锣集众，将那个假扮红军的国军，往死里打。等群众打够了，才往国民党的乡公所送，“报告连长大人，我们抓住土匪了。"国军只好捏着鼻子吃哑巴亏，还不得不奖励群众。
这些阴招不管用，余汉谋决定将群众全部强迫出境，一切粮食均要搬出，如若不肯出去，枪决。群众被转移山边山外比较大的村庄居住，由保甲长严密监视，不许群众互相往来，以与红军彻底断绝联系。
群众被赶出山后，余汉谋又开始在各个要道派兵巡察埋伏，一边阻止游击队出山，一边派部队在上山搜索。毒辣的计策，给红军带来了无法想象的困难。
为了防备敌人上山找到游击队的行踪，陈毅规定他们不能留下脚印，烧火不放烟，不打灯，讲话要小声，行夜路不说话等，下雨天最适合行军了，走在水里就可以了，但不能丢任何东西，否则东西顺流而下，被敌军发现，跟踪过来了。
这段时间最为难熬，常常没有粮食吃，山里能找到什么吃什么，有时候抓到野猪、鹿，还能吃顿肉，但不能放枪，抓住动物很困难，只能靠野竹笋、野菜充饥，偶尔抓到蛇，也能吃吃。陈毅说最好吃就是蜂蛹，马蜂的蛹不管是炒着吃，还是烤着吃都很香。
但这些不是长久之计，想要生存，还是要和老百姓联系上，才能坚持下去。因此陈毅派干部们混进老百姓中，发动群众和国军斗争，要求进山砍柴，耕种，国军也知道强制让百姓们聚集在一块，不能生产，会引起骚动，于是答应在民团的看护下，可以分批定期进山里砍柴。老百姓就利用进山砍柴的机会，把粮食藏在用来挑柴的竹筒里。进山之后，群众就把竹筒扔到草丛里，再砍一根新的，这样就把粮食送到了山里，送给了山里的红军。
但国军狡猾，蒙蔽了一时，很快就醒悟，发现了竹筒的秘密。但他们没有立即发作，反而设下了引蛇出洞的计策，他们弄一些竹筒装上粮食，有时候很舍得的弄一块肉，丢的到处都是。
他们自己丢的竹筒，知道在什么地方，隔段时间检查，发现竹筒不见了，就知道是红军取走了，就立马包围起竹筒丢弃的山头，妄想用这办法抓住他们。
但是他们小看了陈毅和游击队，陈毅又不傻，知道他们在钓鱼，每一天陈毅他们都在生死边缘游走，一丝一毫的疏忽，都会导致脑袋搬家，所以看到有异常的竹筒，碰也不碰！
1936年初，眼瞅着春耕的时间都要过去了，国军也知道不能耽误春耕，打算把老百姓放回去耕种，放回去之前，他们先搜山，一边盯着群众耕种，一边搜山，陈毅也有办法，提前组织60多人大队，绕到敌军后方，等敌人开始搜山，他们就在敌军后方防守薄弱的村庄闹出动静，老百姓都有意见，说不想在山里耕种，自己的家都保不住了，要回去了。敌军没办法，只好解散了两天的抄山行动，回到山下去了。
但是，这次搜山，敌军还是有点收获，首先是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在返回游击区的路上，被一个叛徒举报，一群国军包围了李乐天，在战斗中，李乐天腿部中弹，他拼死断后，放了几枪最后自尽。
李乐天牺牲后，敌人又在几个叛徒的带领下，杀害了许多干部和革命群众。
1936年6月左右，突然间在大余、信丰、南雄等地清剿游击队的粤军突然撒走。陈毅和项英搞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经过报纸才知道，原来是爆发了两广事变。
陈济棠、李宗仁跟蒋介石干起来了。本是陈济棠爱将的余汉谋，被蒋介石收买倒戈了，陈济棠失去了兵权，两广事变也就结束了，前后不过一个多月。项英和陈毅却借这一个多月的空窗期，得到了喘息机会。
但蒋介石心不死，撤走了余汉谋，换来了46师师长戴嗣夏。戴嗣夏打仗不行，但会搞碉堡战。他来了以后，先把所有的壮丁，编入军队，取消保甲长，全换上土豪劣绅，同时在一百户人都设立了办事处，还给保长发津贴，让保长专职负责清查，还设立了奖赏体系，上交子弹、武器、抓住发现红军都有不同的奖赏，还在在关键的路口和要道修建碉堡，把军队放在关键要道，所有经过的老百姓都要检查，禁止携带任何东西上下山。
1936年11月，有一个叛徒告密，指出了陈毅所在的地方，戴嗣夏马上包围起来，不上山，就专心地围住，欲将困死陈毅。陈毅在山上一个洞里躲了二十多天，那真是弹尽粮绝，走投无路，而且看不到任何逃生希望，就在这样一个困境下，陈毅写了《梅岭三章》。
但天佑陈毅，在12月中旬的某天，戴嗣夏突然撤兵了。上次余汉谋撤兵是两广事变爆发，这次戴嗣夏撤兵是西安事变爆发，戴嗣夏一听蒋委员长被张学良扣了，为了表忠心立马集结部队，出去摆样子去了。
1937年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边跟延安谈判，一边要下死手彻底清除南方的红军，不择手段。他拨了大量经费，直接开始砍山、烧山。
经历了西安事变以后，陈毅此时也急迫想要跟中央联系上，没想到又来一个叛徒，这个叛徒叫陈海，之前做兵运工作，从陈毅搞了不少金子。
某日，陈海向陈毅和项英汇报兵运工作，临走时，他又说，陈毅给他的钱，没敢胡用。在大庾搞了个机关，开了个糖铺子。他把店名、街名和门牌号数写下来。钱在糖铺子里，陈毅要是需要，可以随时去取。
陈海刚走了半天，突然有人送信来，说中央来了一个代表，需要和陈毅见面，是带他进来还是陈毅出去见面？
实际上，是陈海刚下山的时候被捕了，北山游击区一个工作人员在路上被叛徒何长林认出来了，捉着后叛变。这个人叛变后，又在路上拦路指认同志，正好就碰到了汇报完下山，做兵运工作的陈海，陈海被抓后立马叛变，随后立马讲了老刘和老周的情况。
其实老刘是陈毅，老周是项英，陈海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但陈海不傻，从言行谈吐就知道他俩是高级领导。
这时候陈毅和项英判断不出这件事的真假，陈毅决定亲自下山，昼伏夜行到大庾去，查清陈海的虚实。他进了县城，找到那家糖铺子后，假扮成顾客搭讪问：“掌柜的在不在?”，铺里的人说：“昨天出去了，还没回来。”
陈毅一听就知道有问题，他发现远处正有一支国民党的队伍，正朝这个铺子来。他立马溜进了一个小巷子，然后从另一个方向转出来，找到一家茶馆坐下来，观察周围的情况。
陈毅一看国民党军的动向，就知道陈海出事了，必须赶紧回去，通知项英立即转移。刚刚翻过一座山，看到国军正在搜捕，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一直等待人走了，才去找项英。陈毅熟悉他们在哪里，很快就找到了，他小声说：“我是老刘，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出来吧！”
但项英非常谨慎，陈毅越说，他躲的就越紧。
“我老刘的口音，你们听不出来吗？快快出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直到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露头看清了是陈毅，项英等人才出来。
他们离开不久，包抄的大部队就来了，当天晚上梅岭都是人，敌人已经确定老刘和老周就是陈毅和项英，非要抓住他俩。满山遍野都是敌人，但项英和陈毅还是幸运逃出了包围圈。
这一跑算是把命保住了。
两个月后七七事变，紧接着老蒋发表庐山讲话，随后就进入到了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新四军的新阶段了，陈毅终于可以不用东躲西藏了，对他来说南方三年，终于熬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