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银熊奖影片《生息之地》，以儿童的视角回忆性地展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北方乡村的人物群像与生活面貌，情感真挚朴素又不失热烈，叙事复杂却清晰完整。特别是在一个村庄的一年四季中，一个四代同堂的家族以“原生态生活”的方式，演绎了一幅颇具辨识度的怀旧风情画、一首动人的四季农事诗，进而展现了从过去向未来敞开、从今天回望来路的乡村生活史。
怀旧风情画
1991年的河南农村，一个父母在城里打工的男孩，跟随着四代同堂的姥姥一家生活。故事发生的时间距现在30多年了，可谓“近过去”，今天的中国乡村面貌和那时早已大不相同，但现在正是从过去走来的，今天已经生活在城市里的许多人还留存着对乡村生活的怀念，那些关于时空、人群、土地、节日甚至日常生活细节的记忆还时常会被唤起，触动人的情感。《生息之地》如一幅怀旧风情画，在真实的底色上描绘动人的风景。
首先是土地。蜿蜒的河流怀抱中，是大片的耕地，一季麦子从播种到收割的过程中，土地经历这着由青到黄的色彩变化。春夏的麦田到了秋天也是棉花地，麦棉轮种既是一种农业生产，也是一种色彩的节奏，土地里因此又会多出一种棉白。近处的道路与树木，甚至是耕地边上的坟茔，远处的河流与丘陵，共同构成了平常而美丽的风景。
然后是村庄。屋舍、场院、学校、砖窑、桥下、河边这些日常生活的空间在电影里十分丰富，还原生活质感与构建影像美感兼顾。当时的村庄虽还不富裕，但具有承载生活的自然与自足性。
更重要的是人群和他们的生活场景。儿童视角下的群像人物，从最年长的老奶奶，到姥姥、姥爷、父母、舅舅、妗子（舅妈）、小姨、再到同龄的表哥，人们在血缘和宗族关系中经历着日常生活、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突发事件和成长变化。电影开篇是一场移坟合葬的乡村仪式，结尾处是最年长的老奶奶寿终正寝骨灰回乡，中间以父母短暂相聚后的离开、小姨的婚事、表哥的意外、全家春节团聚等作为事件骨架，以更细密的诸如麦收、上学、游戏、尿床、看电视、吃雪糕等作为生活的血肉，辅之风俗、方言、戏曲、民乐等元素，不动声色又立体生动地绘制出一幅时代画卷。这既有生活横断面的宽广感与代表性，又有一种“微历史”的时间延续性。这样的怀旧气息，做一个不一定恰当的类比，犹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时期费里尼《想当年》的中国版，或者中国台湾新浪潮代表作杨德昌《一一》的乡村映射。当然，重要的不是像谁，而是在真实性和本土性的自发要求下，《生息之地》呈现出的个性与自觉性。
四季农事诗
因为是乡村，所以农事不可或缺。人们在土地上劳作，这是生产也是生活。电影里诸如收麦子、摘棉花、烧窑、拉煤、耕地这样的劳作是艰辛的，而且有时还要面临着意外侵扰：小到麦收晒谷时突如其来的大雨、拉煤时遭遇的翻车，大到市场变化导致的砖窑没落或亲人突然的生死离别。但是，影片的调子并不灰暗，农人的勤劳与质朴，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如同麦苗青青麦穗金黄，或像小憩时的雪糕、老人不舍得吃的糖一般让人内心愉悦。土地的馈赠与接纳，更进一步密切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也让农事具有了一种从日常生活里升腾出来的有关生命的崇高感。
一年四季的阳光雨雪和平静喧嚣，村庄与外部世界封闭乃至勾连，呈现出一种变与不变的矛盾统一。四季中的二十四节气原本就是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时间坐标，影片里不仅小麦与棉花的交错贯穿了一整年地里的劳作，而且以诸如“麦收假期之后孩子上学要交十斤麦子作为学费”“女人出嫁时家里要给她弹几床新棉被”这样的方式，不经意间自然地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习俗和情感空间里。影片的叙事结构与主题内容相得益彰，就像前作《过昭关》用公路片移步换景的空间变化来表达寻找与和解的主题一样，《生息之地》里的时间变化所形成的区别与反差、流动与延续也很好地体现了时间积淀下来的诗意：农人虽有惯性，但也开始用拖拉机耕地了；依恋故土，但也在谈论南方、看电视剧《外来妹》，甚至真的出门打工了。这其中的固守与变革有一种特有的达观感，这是一种“动势”，在将动未动之间有了由“画”入“诗”的契机。同时，影片比较凸现空间的大景别镜头、跟拍运动镜头和较为复杂的长镜头调度，为这种诗意风格做了很好的支撑。
影片还有一层诗意，来自真实与梦境的关系。它在整体的现实主义基调里，嵌入了孩子的想象与梦境的超现实主义段落，篇幅不大，但起到了点睛之笔的作用。
乡村生活史
《生息之地》无疑带有创作者的个体生命经验，那些童年的乡村生活经验和情感记忆，经过在时间里的流淌，在回望来路时再次浮现出来，真实平静地联系起当下与过往。显然，电影不能完全停留在个体经验上，从个体向群体、从过往向当下的有效延伸，使得《生息之地》具有了乡村生活史的格局与价值。
个体如何在家庭和宗族关系中存在？《生息之地》首先是对中国式的家庭关系的尊重和理解，个体和群体并非对抗关系，骨肉情、手足情、隔代亲在影片里显得温暖动人。在回忆和接受的同时，影片也有着某种反思：孩子在乡村生活里有沉浸式的欢愉，比如游戏，吃雪糕、吃糖，再比如听老奶奶讲述过去的事情、睡前给老奶奶暖被窝等，但也有对成人世界的焦虑和不解，就像尿床的困扰一般。我们能看到孩子对“傻子表哥”的同情与扶助，但也没法对抗意外的来临；孩子对小姨“亦母亦姐”般的依恋，但也只能在小姨出嫁时眼含泪水。好在，这样的曲折并不改变人对家庭、乡村和土地的热爱。所以，在回望中接受，在接受时反思，在反思后依然热爱，这种螺旋式上升的情感逻辑使得影片更具一种普遍的共鸣感与生活质感。
电影中的乡村没有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封闭，在时间和空间上也是如此，变迁是“史”的题中之义。父母的归来与离去，报信人一般带来外面世界的消息；小姨与乡村教师的“书信”传情，带着“去南方”的冲动；村里来了勘探开采石油的工作队，村民有了当工人的期待；春节之后有新的年轻人带着兴奋加入人口流动、进城务工的队伍中。在故事空间里，人们站在1991年的乡村，有着向未来敞开的憧憬；在叙事空间中，影片又在回望“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合理合法性。这样的“双向奔赴”，让《生息之地》中的乡村生活史不仅具有了那个年代中国社会即将进入转型发展时期“前兆”的价值，而且联通当下，甚至也有新时代乡村建设“前史”的意味。
最后笔者以为，不论是从风情画、农事诗还是生活史的角度来看这部电影，都能够聚焦到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这个问题上来。实景、非职业演员、一年四季多次拍摄、“共同生活”式的剧组生态，《生息之地》颇为难得地用这种脚踏实地、努力创新、孜孜以求的方式，实现了“叙事目的完整性构建”与“原生态生活还原性表现”之间的统一，处理好了个体经验与群体乃至国族经验的联通，让电影的个性表达具有了普遍的感染力。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
原标题：《生息之地》：从1991年的乡村向未来敞开，又从今天回望来时的一路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黄玮
来源：作者：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