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梓洁 曹宾玲
编辑 | 付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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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看一眼700平的大院子，告别自己在新西兰的“家”，刘璐拎上行李，和丈夫、孩子一起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出国10年，她已从青涩的留学生蜕变成有房有车、工作稳定的“新纽村人”，过上了别人羡慕的舒适生活。可即便如此，她还是选择了离开。
移居加拿大近20年的水哥一家，比刘璐更早踏上回国的旅程。为此，他前前后后砸进去二十余万：航班不断改签，一家四口干脆买8张机票，哪趟能飞坐哪趟；仓促给孩子安排的学校不理想，又为择校交了14万“学费”……
但水哥认为一切都值得，“回到香港这段时间，感觉颇似一次重生。”
像刘璐、水哥一样回流的人还有不少：在德国的陈乐，发现自己身边一半的同胞都想回到祖国的怀抱，在英国事业蒸蒸日上的玛丽也选择回来过日子。
越来越多向往不同的生活，甚至怀揣着移民梦远渡重洋、奔赴异国他乡的人，如今正排着队，踏上回国的路。
社媒平台上，热门移民国家相关话题，充斥着滤镜破碎的声音，“移民回国”“反润”的话题热度也持续攀升，分享量破万。
当梦想照进现实，总是在寻觅更好更舒适生存环境的人们，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故土。
中国人只是爱有滤镜的“自由生活”？
宁静古朴的街道、海港夜景装饰的落地窗、沾着热汗的球拍……陈乐挑选的“快乐碎片”，可以凑一部欧洲生活松弛感图鉴。
她按下发送键，熟悉的红色数字即刻跳动，国内亲朋好友们纷纷前来点赞，评论区很快被“你的日常是我的诗和远方”“替我自由”等艳羡的声音填满。
然而，陈乐却有苦说不出——这些看似惬意、悠闲的娱乐活动，只不过是她抵抗抑郁的努力而已。
到德国近10年，她还是不能习惯漫长冬季里，连续几个星期看不到太阳的阴雨绵绵。下午三四点暮色西垂，走在低矮的云层之下，一股被流放“宁古塔”的感觉就油然而生。
为了对抗“winter blue”（冬季抑郁），她不得不把30天的年假安排得满满当当，只为寻一处阳光海滩调理心情；家里更是常备“人造太阳”、毛绒玩具等摆设，营造温馨氛围感。
“在国内，运动、旅行很多时候是锦上添花，但在德国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精神状态。”她无奈道。相比之下，在新西兰生活的王宥恺，生活环境就好上许多。
初到风景如画的新西兰，他就被那里漫长的海岸线和广袤的草场所吸引，随处可见的公园、湖畔，更是让他不禁感叹：“每一帧都美得可以截下来当壁纸。”
但再漂亮的景色终有看惯的一天，最初的震撼过后，地广人稀的孤独感开始翻涌上来，尤其作为天生爱社交的北京人，找不到人唠嗑这件事，抓挠着他的心肝。
“大家都住得远，不可能像国内一样经常去聚会、串门。”王宥恺说，而且在国外，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很强，聚一次得提前几天预约，缺了一些“说走就走”的爽快。
加拿大老移民水哥也发现，打破滤镜的西式生活，不一定适合中国人的体质。
犹记得打完新冠疫苗后，在家跳绳锻炼身体的他，突然心脏剧痛，双腿发软，瘫倒在地。
他强撑着爬起来，给家庭医生打去电话，对方左一句“我对您现在的状态非常关心”，右一句“我已经清楚您的需求”，情绪价值拉满，最后处理办法却是：情况紧急，我们帮您联系专科医生处理。
辗转到专科医生那里，上述的车轱辘话又循环了一遍，再问看诊时间，水哥人都傻了——排期约到了3个月之后。
“如果当时我患上的是心脏病，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水哥心有余悸，虽然加拿大公立医疗是免费的，但从小被灌注“人命关天”理念的他，无法接受医生们的佛系。
独自在德国抗击新冠后遗症的莎莎，就差一点为此客死他乡。
那段时间，她连续失眠两个月，视觉、味觉全部丧失了，动作一大就大汗淋漓。她问医生自己为什么睡不着，得到的回答是“很多人都失眠”；她说眼睛不舒服，医生就让她“多眨眨眼”……
她把心电图、检查单摆到桌面，医生匆匆扫一眼便告诉她，“指标一切正常，不要在这里耽误时间了”，气得她连夜订机票回国。
而回国后，医生仅仅是听莎莎描述症状，就准确指出了病灶所在。几副中药下肚，失眠就好了；再调养2个疗程，身体恢复正常。
“以前总觉得国内医院人挤人，门诊几分钟看不仔细。”如今莎莎意识到，国内庞大的人口基数，让医生们接触了更多病例，在关键时候更老练。
经此大病，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国外的经历。这一想，便发现除了生活底色不同，在职场上自己也从未真正融入过。
在海外职场“水土不服”，又错过祖国发展快车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再不抓紧回答你们将输掉比赛。”同事倒计时的声音响起，但莎莎死死盯着答题板上的单词“Nativity”，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涵义。
那是团聚活动上的小游戏，她和亚裔同事组队完成挑战，英语已接近母语水平的她，本以为能轻松应对，没想到第一关就被难住了。
最后揭晓谜底，“Nativity”特指“耶稣基督的诞生”，队员们纷纷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莎莎也笑着鼓掌，心底却很不是滋味：“明知道我们不信教，却偏要考宗教事件。”
类似的隔阂不是第一次遇见了，即使莎莎与本地人再熟络，仍然会因为没有在他们谈到欧洲名人或民间段子时会心一笑，而反复被提醒作为“外国人”的身份。
“很多老外眼里的常识，我们的脑子里就是没有储备。”莎莎叹气道，再加上非母语环境下，对话读写都要腾挪脑容量来理解，她常常感觉自己“变笨了”，有升职机会也很难争取到。
与莎莎类似，陈乐也时常感觉自己与海外职场格格不入。犹记得DeepSeek爆火后，她兴高采烈地跟德国同事聊起AI技术，结果对方张口就给她浇了一瓢冰水——“这能保证我们的信息安全吗？”
不止是DeepSeek，陈乐的公司为了保证数据安全，连谷歌、ChatGPT都不让在电脑上用，在国内朋友熟稔训练AI时，她仍在倒腾几年没更新的德国本地软件、网页。
“在老外的观念里，事情做好了最好就不要再变了。”陈乐刚入职干数字营销时，提出了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然而她想做精准投放，上司怕有数据风险；想换张海报，又担心会伤客户感情……
半年下来，除了每2周更新一次网页、3个月发一次邮件等重复性、“干久了脑子会生锈”的工作，她居然什么创新也没干成。
反观国内的同行，业务模式花样百出、行业黑话层出不穷，巨大的落差让天生事业心的她深受打击，“我感觉西方越来越像原始社会，东方反而像现代社会。”
此前，她能继续干下去，在于德国钱多事少福利好，能够Work-Life Balance，也没有35岁危机，一份工作可以干一辈子。
但如今，欧洲也变天了，尤其是她所在的德国，支柱性的汽车产业在电车转型浪潮中落伍，大众等老牌车企纷纷挥起大刀，开启“广进计划”。
“在欧洲裁员其实不可怕，你可以拿丰厚的赔偿躺平一两年，但之后呢？”陈乐说，产业的衰败才是最令人不安的事情。
和丈夫在新西兰做植物学研究的刘璐，每次走进实验室，都很难相信这是发达国家的配置：办公室墙体斑驳脱落，设备陈旧得像国内八九十年代的一样，做出来的数据，精度都不够写进论文里。
比硬件更贫瘠的，是他们的项目资金：一个项目低至几万元人民币，还要交高昂的管理费、试验人工费，留给科研的钱少得可怜。
甚至，刘璐丈夫做完手上最后一个项目，资金就要彻底枯竭了，因为资源要转向气候变化相关的课题。
正是由此，她丈夫到中国开展一次交流后，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国内普通本科高校实验室中心，各种基础仪器一应俱全，甚至尖端设备也不少见；资金更是不必说，一个项目动辄百万，试剂价格也只有新西兰的1/4。
如此鲜明的对比，让他们在接到国内高校抛来的橄榄枝时，激动不已。“但坦白说，我们一开始是很犹豫的。”刘璐说，毕竟国内的卷，让人望而却步。
曾经的应许之地，变成想要逃离的“围城”
“你们中国人不用休息吗！为什么周末群里还不停发工作消息？”被丈夫满眼清澈、充满好奇地盯着发问，刘璐认命地开始新一轮“科普”。
这已经是刘璐不知第几次给他填平“认知差”了，自从夫妻俩双双回国内高校任职后，她感觉自己化身成了“幼师”。
新西兰土生土长的丈夫，对国内的语言、体制都“水土不服”：申请一个项目，需要各种填表报批；和学生开组会，各讲各的。刘璐只能身兼翻译、助手，尽快帮他适应。
而安抚丈夫之余，她还要抽时间“哄”自己。毕竟在新西兰时，她可以住400多平的独栋别墅；回来后，一家人只能蜗居在“水泥盒子”里，落差不是一般的大。
不过，尽管各种不适应，刘璐却并不后悔回来，“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按当下的最优解走就行了。”
而在遭遇更大冲击的玛丽看来，这些委屈在生命、财产安全面前，根本不算什么——2009年去英国留学的她，怎么也没想到，彼时是“应许之地”的伦敦，在十几年后会成为“法外之地”。
“昨天我在威斯敏斯特区逛街，包被抢走了”“我同事晚上出来买瓶酒的功夫，就遇上了持刀抢劫”......最开始，她只是从社交群的分享中，捕捉到治安变差的迹象。
但很快她就成了亲历者，出差住个酒店，碰到窗外上演枪战追击；丢东西更是成了家常便饭，最夸张的时候，半年之内，能连着丢两部手机。
如此魔幻的乱象，玛丽其实心里有预期，“这几年不断恶化的政治经济问题，再加上大量移民、难民涌入带来的文化冲突和融合问题，自然加剧乱象横生。”
但理解不代表接受，毕竟提心吊胆的感觉太折磨人了，受够了的玛丽本想“脱英”去其他欧美国家，可咨询了一圈发现，那个“意林”里美好的海外世界，在集体坍塌。
已入籍加拿大多年、正绞尽脑汁恢复中国籍的水哥，对此最有感触。他创业投资大把钱撒出去，外加兢兢业业熬年限，好不容易申请下来的加拿大籍，转眼凭难民身份就能轻松拿到。
且进来后，政府不仅给安排住处，还各种救济、补贴——只要没有工作，每月就能拿五六千的救济款；生了孩子，额外有生育和儿童福利补贴。
“比如印度人，拖家带口过来后就开始专心生孩子，一家三个、五个都是常态，这样一个月不干活就能月入2万。”水哥愤愤道。
全了上面的面子，自然就苦了纳税人。加拿大的收入税最高能达到46%，相当于打工人一半的工资都要用来交税；而买个东西，除了支付商品的价格，还要额外交13%的购物税。
不仅收入被层层盘剥，安身立命的房产权益也难以保障。当地法律规定，租客如果交不起房租，房东不能把人赶出去，这导致当地“租霸”横行——租客随便找个理由，就能不交房租白住。
“我朋友就遇到过这种情况，租客霸占着房子不还，打了半年官司，损失了一大笔钱才收回来。”水哥每每说起来都感觉很荒谬。
自己辛苦工作、勤勤恳恳积累资产，到头来全为别人做了“嫁衣”，已然让水哥“遭不住”了，突如其来的大麻合法化，更是让“逃离”迫在眉睫。
随便参加个party，一不小心就会吃到加了大麻的蛋糕、零食；在自己家里，能闻到隔壁邻居的二手大麻味；学生之间，吸食大麻成了“新式社交”......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水哥既担心自己中招，更害怕孩子学坏。
因此，得知可以通过香港的优才计划“曲线回国”后，他火速举家迁回香港，等满7年再当回中国人。
（文中刘璐、水哥、陈乐、玛丽、莎莎为化名，特别鸣谢博主永和陈、小朋友与大自然、萌德勒、飒飒.DE、有眼袋的北京大叔对本文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