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的体制性背景
在最近的十年，我们无可争议地遭遇到了一个不友好的国际环境，巴铁也已经不那么铁了；一般认为是中美遭遇到了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认为，雅典的日益强大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这种恐惧导致了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最终引发了战争。格雷厄姆・艾利森借用这一历史案例，提出：一个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冲突和战争状态。
然而，仅仅用一个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来描述中美冲突是不够的。
中美冲突是更为深刻的冲突，它不仅仅是一个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也融入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与体制性的冲突，这种意识形态与体制性主导的冲突，我们称之为价值冲突。
中国才是合格的对手
既然是价值冲突，只有中国才是美国合格的对手。
中美关系自２０１８年贸易战后，已经陷入死劫，如果仅仅是贸易顺差的问题，仅仅是低价倾销电动车的问题，这事好办，无非是商业利益上的权衡，你进我退，有商人的机智就行了；如果是意识形态与体制性扩张的水火不容，终点上是谁革谁的命的问题，冲突就是不可调和的。
这大约就是五年前付莹女士的结论：中美双方在本世纪初进入对抗，将不可修复，影响世界格局整整一个世纪，也可以说，美国将压制中国一个世纪。
中国如何突围？
当然，价值冲突最终也是利益冲突，只不过是最高级别的利益冲突，是不可修复的利益冲突，这从特朗普化解俄乌冲突可以得到解释。
对美国来说，俄罗斯不够成合格的对手，2024年，美国 GDP 总量超过 25 万亿美元，俄罗斯 GDP 总量约为 2.25 万亿美元。美国 GDP 总量约是俄罗斯的 11 倍。俄罗斯在政治上还有前苏的时代的影子，但体制上努力融入西方与欧盟，它不构成美国的终极敌人；特朗普希望结束俄乌之争，是为了“打垮中国”，因为中国才是合格的对手。
为什么说中美冲突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商业利益冲突？
实际上，从特郎普执政时已经在鼓励企业撤出中国；明确地告诉企业，这是为地区性的冲突做准备，等于说，在美国政要的前瞻中，地区性的冲突不可避免；至于核大战，双方都打不起，３００枚核弹与４０００枚核弹都足以把对手打回石器时代，最直接的短兵相接就是贸易；美日都做出了承诺，企业撤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由政府赔付，这是一种非常坚决的姿态，是一种宁可损失商业利益也要将冲突进行到底的姿态，不仅金灿荣的赢两回不可能，双赢也已经不可能了。
CPTPP的五大门槛是体制性的背书
孤立中国的策略不仅仅来自特朗普，也来自于整个西方世界。
自ＷＴＯ被玩残了之后，CPTPP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已经发展成为最高水平的国际贸易组织，它的五大门槛不能说就是针对中国，但完全可以说针对着非市场化经济体；这恰好说明了一个事实，体制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直接冲突的，高水平的国际市场要想走进去，就必须做体制上的调整；中国已经第四次被CPTPP拒之门外，不是因为中国的外贸不够强大，不是中国不接受零关税的互惠，根本在体制。
比如，独立工会是超越行政权与任何党派的组织，越南可以做到，中国很难。
未来的选择
２０２５年又将是一个标志年，特朗普王者回归，直接开打贸易战，对中国逐步加征惩罚性关征，最高到６０％，如果玩到极致，直接影响中国ＧＤＰ增速１．５个百分点，而中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时间窗口，再退一步，就是明斯基时刻。
俄乌谈判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的压力将转向中国。
中国怎么办？
说是内循环，自给自足不难做到，国家资本也正在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升级，但是，在世界丛林的竞争中我们将处于被动，这种局面下，最优选是突破ＣＰＴＰＰ的五大门槛，然而，这将意味着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