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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恒源
江恒源，1885年出生于海州板浦镇西门外墩郎庄（现属灌云县）。他五岁进入私塾读书，父亲为他取名恒源，塾师给他取号问渔。五十岁后，有时自称补斋。江问渔与黄炎培、杨卫玉是1920年代中华职业教育社三位重要领导人，是中国倡导和推行职业教育、闻名国内外的教育家。他积极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女子职业学校和职业补习学校、职业指导所等职业教育机构，并创办《职业与教育》期刊，开创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先河。毛泽东赞其“老成硕望，公正无私”。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十二（1939-1940）收录，名为《参政员毛泽东等为“华北视察团”事致国民参政会电》（1940年2月3日《新中华报》刊印）
学习报国、兴教救国
江恒源自幼聪慧，5岁进私塾读书，15岁前往海州参加童子试。当时，三千童子同场应试，最终仅录取 150 余人，他脱颖而出，名列第六十一名。第二年，他考取秀才，并被地方学官推举为“优增生”。
1904年，江恒源考入江苏省立师范学堂。两年后，他又考入本校优级师范，攻读师范博物科。毕业时，江恒源成绩优异，在班级中名列前茅，被学校留校任教。不久后，他心系家乡教育发展，立志为桑梓服务，毅然回到海州，担任东海中学的博物教员。在东海中学任教的 3 年里，江恒源凭借渊博的学识和认真负责的态度，赢得了地方人士的尊重和学生们的爱戴。
江恒源与黄炎培在一起
1912年，江恒源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在北京多所大学及中学教授国文，同时兼任《申报》在京通讯记者，在教育与新闻领域崭露头角。
1924年暑假，江恒源应邀回到故乡，出任设在板浦的江苏省立第八师范学校校长。然而，任职期间受到当地官绅的掣肘，办学诸多不便，半年后他愤而离去，重返北京任职。在此期间，他潜心研究学术，编著出版了《伦理学概论》及《中国先哲人性论》两书，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江恒源为中华职业学校题：敬业乐群
1926年，经黄伯雨、黄炎培推荐，江恒源出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上任后，他整日奔波于镇江、南京和苏常、淞沪太地区，对各个县的教育工作逐一进行整顿。他积极募集教育经费，充实师资力量，规划兴建校舍，制定完善教育章程，还经常深入基层视察指导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不到半年时间，江苏省的教育事业便取得了显著成效，成绩斐然。
1939年4月，中华职教社在昆明召开工作讨论会，总结立社22年来的工作，提出了全社努力参加抗战救国的奋斗目标。图为与会者合影（二排左起第五人为江恒源，第六人为黄炎培，一排右起第四人为孙起孟）
参与推动灌云设县
在中国古代存在所谓“学田”，即书院或州县官办学校所占有的土地，其来源主要由国家拨给，或由学校自行购置。学校将这些土地作为固定资产，租给附近的农民耕种，租金收入是该学校开支的主要来源。然而，清朝中后期，一些地方豪绅倚仗权势大肆兼并土地，侵吞公产。
江恒源：《对于读书问题的我见》
清朝初年，今连云港地区云台山尚处于大海的包围之中。1711年前后，由于地质变化等自然原因，海水东退，云台山逐渐与大陆相连。这片新生的土地被申报为“学田”，经过佃户们的辛勤劳作，这里成了麦浪滚滚的万亩良田。然而，海州城的达官显贵们见此情景，妄图侵吞这片土地，从而引发城绅与乡绅之间的斗争。
1904年，海州地区发生严重水灾，乡间粮食短缺，饿殍遍野。居住在海州城里的富贾官绅却囤积粮食，哄抬物价，并怂恿知州弛禁粮食出口，以谋取暴利。这一行为导致城乡矛盾激化，双方对立情绪愈演愈烈，最终引发流血事件。海州知州王耀斋亲至板浦安抚，方才平息。
1909年，山东沂、沭两河河水暴涨，地处下游的海州地区受灾严重。海州知州谢葆庭为筹措赈灾款项，听信“城绅”意见，提出“凡有五千元以上财产者，均在派捐之列”“意在小康之户，亦应解囊”。这种简单粗暴、一刀切式的摊派勒捐方式，引发了许多符合 “标准” 者的强烈不满。东南乡人士陈百川等海州咨议局议员向江苏省咨议局及江苏巡抚、两江总督衙门呈控此事，最终“派捐”事件以“州牧被革职”而告终。
辛亥革命后，江苏省咨议局更名为临时议会，议员邵冶田会同江恒源、王子宾、钱竹樵等板浦人士，就分治一事进行磋商。此时，江恒源正在南京政府实业部任科员，他积极参与其中，起草了呈文一份，精心绘制分县地图一幅，并偕同钱竹樵、王子宾到苏州，将呈文和地图递交至江苏都督府民政司，还当面陈述分县的诸多益处，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认可和赞许。1912年5月，分县办法由都督府正式公布，灌云县（取境内南邻灌河，北依云台山之义）从此诞生。
刚正不阿、两袖清风
江恒源出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之时，“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坐镇南京。一天，孙传芳要求省长遴选数十名漂亮女学生，报送司令部，声称要训练她们去做军事间谍。江恒源听后勃然大怒，直闯孙传芳司令部慷慨陈词：“久闻司令威加海内，素来尊重孔孟之道，今日竞要遴选女生刺探军情，未免有背初衷，令人骇异！岂不闻先圣有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令我辈室女出卖色相，充当间谍，司令岂肯苟同？还望司令为礼教为群众舆论多加设想，免遭管议，败坏名声！”孙传芳被说得一时语塞，无言以对，此事便就此作罢。
江恒源（前排左起第六人）与出席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七次专家会议代表蔡元培（前排左起第四人）等合影。
江恒源本人则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当时厅长月薪为四百元，而他只取三百，办公费每月二百元，他总是实报实销，剩余交公。有一次乘火车去苏州视察，有关部门为他挂一节专车。当他身穿布衫，头戴草帽，手提藤包，前往上车时，乘务员说：这是江厅长的专车，不带客。他平静地回答：我就是江恒源。
1927年，江恒源应冯玉祥之邀前往河南任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期间，一些官僚以“省立一中”发现了7个共产党员为由阴谋解散该校。他在省府会议上据理力争，指出：“即便情况属实，‘一中’三千学生中仅有 7 个共产党员，实在是微乎其微。省府机关内不也时常发现共产党员吗？如果‘一中’要解散，那么所有省直机关也都应全部解散！”会后，他致书冯玉祥，陈说利弊。冯玉祥接到信后，立即复信取消了解散省立一中的命令。省立一中得以保存，三千学生也有幸免遭失学之苦。
开创执业教育先河
1928年，江恒源应黄炎培邀请，接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杨卫玉任副主任。在他的主持下，“中华职业教育社”积极开展工作，创办中华职业学校1所，下设工科、商科；开办女子职业学校1所，下设蚕桑科；组办农学团、商学团；举办职业指导所为社会培养工作人员。他还编著《如何办理职业指导》，与人合著《职业教育》等，以指导职业教育工作开展。
江恒源：《农村改进的理论与实际》
在长期职业教育过程中，江恒源把职业教育概括为“谋个性的发展，为个人谋生的准备，为个人服务的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的准备”四句话。在教育方法上，他反复强调训练职业技能与指导学生研究时事、研究政治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废。在其教育思想的熏陶下，造就了一批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思想的、有职业智能的人才。
“一二八”淞沪事变后，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江恒源亲率“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农、商学团人员，积极募集款项，前往前线慰问抗日将士，鼓舞士气，激励人心，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七七事变”以后，江恒源率“中华职业教育社”成员迁往重庆。在重庆期间，他克服重重困难，坚守岗位，为职业教育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最终积劳成疾，咳血不止，一度无法正常工作。
老成硕望、公正无私
在迁居重庆期间，江恒源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反动腐败和消极无能。通过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接触，他逐渐向共产党与进步人士靠拢，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民族复兴与国家命运的希望所在。作为国民参政员，他在参政会上仗义执言，驳斥反动派种种谬论，力主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然而，他的正义之举却遭到了反动势力的忌恨，备遭排挤和打击。
江恒源与马相伯、黄炎培等中华职教社早期领导人合影。前左一马相伯，后左一冷御秋，后左二黄炎培，后左三江恒源
抗战胜利后，江恒源返归上海旧寓。胜利的喜悦因国民党反动派的“劫收”丑相瞬息即逝。他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经常不顾身体病痛，支持和声援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和反美爱国斗争。1947年，蒋介石当选总统后，曾邀请他担任教育部次长，被他果断拒绝。
上海解放不久，北京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恒源欣然应邀北上，积极参与了新中国开国的各项活动。中央原本准备委以他教育界重任，但他因重病在身，力不从心，最终只担任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同时仍参与领导“中华职业教育社”总社的工作。1954年，他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府委员，上海文史馆馆员，同时，兼任比诺中学校长，中华职业学校校长。
江恒源手迹
1961年2月24日，江恒源在上海病逝，陈毅担任治丧委员之一，黄炎培主持追悼会，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江恒源先生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奉献了毕生精力，他的功绩和精神将永载史册，为后人所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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