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部近日公布2025财年国防预算申请,高达8950亿美元,较上一财年增长3.2%,再次刷新历史记录。

美国作为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目前在全球140多个国家部署超过750个军事基地,其军事足迹遍布七大洲。维持这一庞大的全球军事网络需要持续性的资金投入仅海外基地维护费用一项就高达246亿美元,较去年增长7.3%。

美国海军为维持11个航母战斗群的全天候全球部署,2025财年预算达到2487亿美元。一艘尼米兹级航母的年运营成本约为7亿美元,而新型福特级航母的年运营成本更高达9.5亿美元。

用于尖端武器研发的资金高达1450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8.7%。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第六代战机、高超音速导弹、人工智能战场应用等前沿技术领域。

2025财年,美国计划投入1700亿美元用于装备采购,其中包括87架F-35战斗机(单价约9000万美元)、2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单价约34亿美元)以及大量精确制导武器。

在北约框架下,美国承担欧洲防务开支的70%以上,这一比例远超其经济体量在北约的占比。同时,为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正不断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等盟友的军事合作,这些举措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

近五年来,先进武器系统的研发与生产成本以平均每年7%的速度增长,远高于一般通胀水平。以航母为例,二战时期一艘埃塞克斯级航母造价约为1亿美元,而当前一艘福特级航母的造价高达130亿美元以上。此外,人员工资与福利开支占据总预算的超过三分之一,这部分开支因为通胀压力而持续攀升。

2024年前三季度,美国五大军工企业共投入约6.8亿美元用于国会游说活动,同时向两党政治活动提供大量政治献金。

军事霸权是美元霸权的坚实支柱,构成美国全球霸权体系的核心要素。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石油美元循环机制的建立与运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

如果美国大幅削减军费,其在中东、亚太等关键地区的军事存在将不可避免地收缩,这将直接影响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主导地位。国际贸易中每下降1%的美元使用率,将导致美国GDP损失约780亿美元。面对如此高昂的潜在代价,任何理性的决策者都难以作出削减军费的决定。

军工复合体形成的强大利益集团网络,是削减军费的另一障碍,六十余年过去,军工复合体的影响力反而日益强大。目前,美国军工产业直接雇佣约260万人,间接带动就业超过700万人,年产值超过7000亿美元,占GDP的3.2%左右。

现任535名国会议员中,有超过60%的人选区内有重要的军工企业或军事基地。这些议员出于保护选区就业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坚决支持军费增长。

过去二十年中,有超过70%的退休将军在离开军队后的两年内进入军工企业担任高管或顾问,他们利用在军方建立的人脉网络为军工企业争取合同。同样,许多前国防部高官离职后也选择加入军工企业。

俄乌冲突的持续、中东地区的动荡不安、朝鲜核导威胁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都被美国政策制定者视为加强而非削减军事投入的理由削减军费将向潜在对手发出错误信号,可能导致战略误判,增加冲突风险。最近一次关于国防预算的投票中,提议适度削减军费的修正案以31票支持、69票反对的悬殊比例被参议院否决。

在高度两极化的美国政治环境中,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大多数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但在军费问题上却表现出罕见的一致性。共和党传统上支持强大国防,而民主党虽然在一些军事政策上持不同立场,但在军费总额问题上通常不愿被对手贴上软弱标签。

从预算规模来看,2025财年美国国防预算高达895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约40%。这一数字不仅超过排在其后的中国、俄罗斯、印度、英国、法国、德国、沙特阿拉伯和日本八国军费总和,还创下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纪录。

在航空航天领域,美国F-22、F-35等第五代战机已大量服役,而中国、俄罗斯的同类装备仍处于试验或小批量生产阶段。美国已部署全球最先进的太空监视网络,拥有超过200颗军用卫星,这一数量超过其他所有国家军用卫星总和。

美国网络司令部下属的网络任务部队拥有6000多名专业人员,具备同时对多个目标实施网络攻击的能力。《网络安全国际》杂志报道,美国投入网络战的年度预算超过100亿美元,远高于其他国家。

目前,美国在全球保持着前所未有的军事存在,其六大军种作战司令部和十一个联合作战司令部覆盖全球每一个角落。在亚太地区,美国保持着约13万军事人员的常态化部署,在日本和韩国分别驻军约5.4万和2.8万。欧洲方面,北约东扩后,美军已推进至俄罗斯边境地区,在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中东地区,尽管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但仍在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等国维持着强大军事存在,第五舰队持续在波斯湾巡航。

北约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同盟,近年来不断东扩,已从冷战时期的16个成员国扩展至现在的32个成员国。美国主导的五眼联盟在情报共享领域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亚太地区,美国通过四方安全对话和美英澳新型安全框架,不断强化与盟友的军事协作。

从经济角度看,美国国债已突破36万亿美元大关,占GDP的比例超过120%,创历史新高。这一债务水平引发对美国长期维持高额军费开支可持续性的质疑。五角大楼每年因管理不善、重复采购和项目延期而浪费的资金高达1500亿美元左右。这些问题在大型武器采购项目中尤为突出。F-35战机项目自启动以来,总成本已膨胀至1.7万亿美元,比最初预算超出近一倍,交付时间也一再延后。

在高超音速武器、反舰弹道导弹、电磁炮等关键领域,中国已取得重要突破。中国海军舰艇数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俄罗斯虽然在总体军事实力上无法与美国匹敌,但在核武器、电子战、防空系统等特定领域保持着相当实力。俄乌冲突中,俄罗斯展示其在高精度导弹、无人机集群作战等方面的能力进步。

单边主义行动和对国际规则的选择性遵守,损害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道德权威。中东地区的持续动荡、阿富汗撤军的混乱过程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的反复摇摆,都引发盟友对美国承诺可靠性的质疑。

两党在外交政策上的深刻分歧导致美国全球战略缺乏连续性和可预测性。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承担全球领导责任的意愿正在下降,只有46%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这一比例为30年来最低。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美国军事霸主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保持稳固。军费预算的持续增长、广泛的盟友网络以及在关键军事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共同构成美国全球军事霸权的坚实基础。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渐进变化和美国自身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这一霸主地位的长期维持将面临越来越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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