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 廖保平
在社交媒体关于“该不该生孩子”的争论中，一句“穷人生孩子是不负责任”总能激起两极分化的声浪。持此论者常以经济学模型为盾牌，用“教育成本”“阶层固化”的数据作利剑，试图将生育权异化为某种需要财务审计的特权。这种裹挟着理性外衣的论调，实则暴露了现代社会对生命价值的扭曲认知，以及将结构性社会问题个体化的冷酷逻辑。
将生育与财富水平捆绑的价值观，本质上是一场文明倒退。当人类用恩格尔系数衡量新生命的意义，用学区房价格计算孩子的未来时，生命的神圣性早已被物化为Excel表格里的盈亏平衡点。这种逻辑的荒诞性在于：若以“资源充足”作为生育前提，那么工业革命前的所有人类繁衍都成了“原罪”；若以“确保阶层晋升”为父母责任，那么寒门贵子的传奇便该从历史中删除。更危险的是，这套话语正在制造新的种姓制度——富裕基因的“先天优越”与贫穷DNA的“原罪烙印”，在算法推荐的推波助澜下，逐渐演变为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现代变种。
指责穷人生育，实则是将系统性社会不公偷换为个体道德缺陷。当住房、教育、医疗等基本民生领域过度市场化，当劳动报酬增速永远追不上资本增值，当“寒门再难出贵子”从感叹变成统计数据，某些声音却将矛头对准了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生育选择。这无异于要求溺水者为洪灾负责——当社会公共产品供给失衡，当财富分配机制持续扭曲，把贫困群体推向“自我绝育”的道德审判席，不过是在转移真问题。北欧国家用全民育儿津贴、免费高等教育证明贫穷未必导致养育失格；韩国低生育率的现实则警示，即便中产阶层也在物质焦虑中拒绝生育。
生育选择从不是简单的经济决策，而是人类对抗异化的最后堡垒。四川凉山母亲用背篓载着孩子插秧时哼唱的民谣，孟买贫民窟父亲在铁皮屋顶教孩子辨认星座的夜晚，这些画面所承载的，不仅是生存的坚韧，更是超越物质维度的生命传承。若社会将生育权异化为“奢侈品”，实则是承认文明败给了资本。真正的文明进步，不在于用财富门槛筛选出生者，而在于让每个降生的生命都能获得尊严生长的制度保障——这需要公立教育体系托底、普惠医疗网络覆盖、住房政策去金融化等社会重构，而非对贫困群体的道德围剿。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家庭是天然和基本的社会单元”，这份共识正在被“贫穷不配生育”的论调蚕食。当我们讨论生育责任时，真正该被问责的从不是选择孕育生命的个体，而是那个放任教育资源成为拍卖品、坐视房价吞噬三代积蓄、纵容资本和权力垄断上升通道的社会系统。阻止贫穷代际传递的答案，从来不在穷人的子宫里，而在一个社会的良心与制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