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瓦奇、罗森斯蒂尔：提供独立、可靠、准确、全面的信息是新闻业的价值所在

为准确地归纳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进行了大量的调查、采访和分析。以下文字节选自《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第三版）》，呈现了二位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的思考。

在数字革命前夕，1997年6月一个下雨的星期六，25位新闻工作者在哈佛大学教工俱乐部共聚一堂。在长条桌边坐着国内几家顶尖报纸的编辑、一些在电视和广播节目里家喻户晓的名人、几位一流的新闻教育工作者，还有一些全国知名的作家。本书的作者也在现场。虽然数字时代刚刚开始，但是新闻工作者认为自己的专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他们觉得同行的工作与他们心中理想的新闻事业相去甚远。他们担心当前的新闻业不仅没有为大多数公众的利益服务，相反，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可能正在损害公众的利益。

相应的，公众对新闻工作者的不信任感也与日俱增，甚至还会憎恨他们。情况还在恶化。1999年，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认为新闻界捍卫了民主，这一数字相比1985年低了10个百分点。到2011年，认为新闻业对民主有害的人已经和认为新闻业对民主有益的人同样多(均为42%)。只有15%的人认为新闻业是独立的，这一数字还不到1985年(37%)的一半。

问题是这不只是公众的感知。到20世纪90年代末，许多新闻工作者也和公众一样对新闻业变得越来越不信任。

新闻正在变成娱乐和娱乐化的新闻。新闻工作者的奖金越来越多地与公司的利润率挂钩，而不是工作质量。在讨论的最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詹姆斯·凯里做了后来被很多人认为具有总结意义的发言：“问题在于，你们眼睁睁地看着新闻事业消失在更大的传播的世界里，而你们盼望的是在这个更大的世界中复兴新闻事业。”

数字技术并没有完全毁掉为新闻事业提供经济支持的广告收入模式，也没有削弱新闻工作者在向受众发布新闻之前的核实能力。比如说，报纸的收益在未来的七年或更长的时间里还能继续增加。美国新闻和教育机构的领导者的担心来自商业化，即各个公司的负责人更关心利润的增长，因为这会让投资人更开心，但是他们没有信心向更优秀和更有创新性的新闻业投资，尽管后者会帮他们吸引新的受众。

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新闻产业公司的结构，新闻编辑部的负责人担忧的是重要的生存问题。如果新闻事业，即公民获得新闻的系统，被商业化收编并降为一个子类，那么替代它的会是什么？广告？娱乐？电子商务？宣传？意识形态新闻？分众化？收编将会导致什么后果？用户生成内容的观念，即每个人参与新闻生产，除了少数数字化先锋谈论过，尚未形成严肃的讨论。

那天与会的许多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看到过新闻产业经历的巨大变化。在互联网出现前的一个世纪里，颠覆性技术和新的格式大约每15年到20年就会出现一次。广播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接下来电视在50年代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推迟了这个时间)，然后是有线电视，接下来是80年代政府对电子媒体的放松管制，这开启了广播和电视的党派新闻新时代。每次随着新的技术出现，就会出现新的娱乐形式，争相吸引人们的注意。占据主导地位的媒体会随之变化，给新媒体让位，失去受众，然后变成一种小众媒体。

万幸的是，新闻业得以幸存，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对文化来说具有独特价值的东西——独立的、可靠的、准确的、全面的信息，公民需要这些信息以理解周遭的世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众对于新闻业日益增长的不满并不意味着对新闻业的价值观的抛弃。这是记者未能践行这些价值观的结果。比如，要是仔细研究有关信任的数据，你会看到即使在现在，公众也没有放弃这样的期待——新闻应该独立、可靠，或者新闻应该由那些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人来生产。

新闻工作者对于公众不断增长的不满和迁移也难辞其咎。他们把过多的赌注押在对传统的高质量新闻的信仰上，而没有好好研究新闻受众的变化。他们把互联网视为对自己所知的东西的威胁，而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机会，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通过新的内容形式和新的方法获得更多新受众。1997年的剑桥会议就是一个信号，表明在数字革命之前，许多新闻工作者就感觉到他们的行业失去了对公众以及满足公众需求的新闻业的关注。

简言之，新闻行业未能适应数字革命的集体性失败，其根源是对新闻的信心危机，早在十年前这一警报就已经响起。

在接下来的若干年，一群又一群的媒体寡头 “城头变幻大王旗”。生产新闻并通过出售广告补贴新闻的媒体公司被一群更小型的技术公司取代，后者主要通过制造设备、开发操作系统、出售应用程序、组织内容和开展电子商务等方式来控制互联网的用户访问。像《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品牌都消失了。谷歌和脸谱获得的公众注意力是那些传统的媒体帝国永远无法想象的。

在上述场景中，问题始终不变：作为公民，我们是否能获得独立、准确的信息，以实现自治？

1997年在剑桥参加会议的新闻工作者决定实施一个项目：让新闻工作者和公众仔细审视新闻工作应该做些什么。我们要一起开始解答两个问题：如果新闻工作者认为新闻不同于其他传播形式，那么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如果他们认为新闻业需要变革但是又不能牺牲一些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又是什么？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这个现在自称热心新闻工作者委员会的群体组织了一次关于新闻采集及其职责的调查，这是有史以来新闻工作者针对这个题目展开的最系统和最全面的调查。我们举办了共计有3000人参加的21个公共论坛，超过300名新闻工作者在论坛上发言。我们和大学的研究团队合作，针对100多位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观问题进行了每人三个半小时的采访。我们对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职业准则进行了两次抽样调查。我们还举办了一个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新闻学者的高峰会议。通过卓越新闻项目，我们对新闻报道进行了12项内容分析。我们研究了前辈新闻工作者的经历，并走遍全国，培训新闻编辑部的工作人员。

本书中的许多想法就来自这一调查的成果，并随着多年来的研究不断成熟。你在本书中读到的不是关于新闻工作应该是什么的争论，而是那些参与新闻创造的人的思想精华，他们阐释了公民认为新闻的目的是什么，以及相应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如何传递新闻。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新闻活动的演化历史及其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对我们新世纪的新闻工作也具有启发性。新型新闻没有理由抛弃传统新闻的优点，因为新闻永远充满活力，每一代人都会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全新的新闻。

有鉴于此，我们为21世纪任何可能生产新闻的人提供了一系列原则，无论他们是新闻编辑部的专业人员、目击现场后在图片分享平台发布照片的公民，还是从社交媒体的报告和对话中抽取信息并将其转化为新闻的写手。

2001年出版的第一版是对20世纪末的新闻理论和文化的描述。2007年出版的第二版开始以承上启下的方式讨论数字时代的来临。第三版在传统经济模式崩溃并导致大部分机构的新闻编辑部缩编，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新闻的生产范围更广泛、形式更多元的情况下，探讨了新闻业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

自从本书的第二版出版以来，我们在书中使用的一些表述，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曾经说过，“新闻工作者”这个词描述的是有组织的专业人员，他们在C.W.安德森、克莱·舍基和埃米莉·贝尔所说的产业新闻业中工作，但是现在这个词可以描述任何人，只要他或她生产新闻并且追求以符合伦理的和负责任的方式做这件事。

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但是在许多方面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是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在书中反复指出，问题的关键从来不在于谁是或者谁不是新闻工作者，而是这一工作生产的内容是否符合我们所说的新闻的特征。这个判断依然是正确的。

即使面对着数字时代带来的划时代的变革，我们也能发现发生的一切都有其深层原因。虽然多数新闻工作者不能轻松地道出关于新闻的理论(甚至不同意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应当遵循共享的原则)，但是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期待新闻工作者能够按照专业理论行动。

更让人困惑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期望学生在高中和大学毕业时具备代数、几何、外语和文学等方面的素养，然而，我们很少提出严肃的要求，或者付出长期的努力来教导年轻的公民理解新闻。

尽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仍然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遵循明确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公民有权利期待的。

对新闻工作的原则性要求仍然非常清晰。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原则时隐时现，但是它们始终存在，因为它们提供了公民需要从新闻中获得的东西，让公民可以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中适应生活的要求。换句话说，即使新闻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新兴的社会需求的出现而不断变化，这些原则也仍然对新闻工作者和人民有益。它们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