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西域是中原王朝核心之地，而明朝没有控制西域。
汉唐和明朝的不同，首先体现在地缘格局的不同。汉唐定都长安（今西安），位于关中平原，向西经河西走廊直通西域。汉武帝时期，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的设立，使长安至西域的直线距离缩短至2000公里，粮草、兵员可通过泾渭水系快速转运。
唐太宗灭东突厥后，安西都护府驻地龟兹（今库车）距长安仅3000公里，唐军骑兵30日可达，形成“长安-龟兹”军事联动轴。
明初定都南京，距哈密卫逾4000公里，粮草需经大运河北上，再转陆路西运，成本高昂。洪武五年（1372年）冯胜西征时，河西走廊仅存3万人口，无法支撑大军后勤，最终被迫撤回。
朱棣迁都北京后，虽缩短了与蒙古前线的距离，但与西域的直线距离仍达3500公里。明朝为防御蒙古，将九边重镇集中于大同至辽东一线，形成“东重西轻”的防御格局。
能否解除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直接决定了中原王朝能否腾出手经营西域。
汉武帝通过漠北决战（前119年）重创匈奴，汉宣帝设西域都护府（前60年）。
唐太宗灭东突厥（630年）后，随即西征高昌（640年）。北方威胁的解除，使汉唐得以集中资源西进。
汉朝在河西走廊屯田30万人，唐朝设陇右牧监养马70万匹，形成“以河西养西域”的循环。
明朝的“蒙古困局”，明朝虽取得捕鱼儿海大捷（1388年），但蒙古退居漠北后仍保持强大战力。土木堡之变（1449年）甚至导致皇帝被俘，迫使明朝长期在九边驻军60万，军费占财政70%。
嘉靖年间，明朝同时应对蒙古南下、倭寇侵扰、女真崛起，万历朝更陷入“三大征”（宁夏、朝鲜、播州）泥潭，西域经营彻底让位于生存危机。
汉唐西域经略的可持续性，依赖于经济与人口的支撑，明朝面临的条件截然不同。
西汉时河西走廊人口超百万，敦煌郡即有3.8万人；唐代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屯田面积达50万亩，实现粮食自给。
汉唐时期，西域商税占国库收入的15%，长安西市胡商云集，仅粟特商人年交易额即达百万贯。
元末明初，河西走廊人口仅存3万，甘州（张掖）仅830户。蒙古西征时摧毁西域水利系统，导致土地盐碱化，绿洲面积缩减60%。
明朝处于全球小冰期（1300-1850年），西域年均温下降2℃，塔里木河流量减少40%，哈密卫屯田连年歉收，最终被吐鲁番汗国攻灭。
西域地缘结构的变化，使得明朝面临比汉唐更强大的对手。
车师、楼兰等小国人口不过数万，汉军一次远征即可征服。班超仅率36人即平定鄯善，唐军万人灭高昌，均得益于对手的分散弱小。
汉朝通过册封“汉归义羌长”铜印、唐朝通过佛教传播，将西域精英纳入中原文化体系，降低统治成本。
明朝面对的则是察合台汗国，14世纪后期，察合台汗国统一西域，拥兵20万，控制吐鲁番至撒马尔罕的商路。其国力远超汉唐时期的任何西域政权，明朝仅能通过册封哈密王进行有限羁縻。
帖木儿曾计划东征明朝，虽中途病逝，但其帝国仍控制中亚。明朝被迫采取“远交近攻”，通过陈诚出使哈烈（1414年）维持表面和平，无力实际控制。
丝绸之路的衰落与海洋贸易的兴起，彻底改变了西域的战略地位。
汉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欧亚的唯一通道，西域的玉石、马匹、香料是中原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唐朝从中亚年进口战马10万匹，占骑兵编制的80%。
控制西域可对匈奴、突厥形成南北夹击。汉宣帝设西域都护府后，匈奴再难大规模南下；唐朝安西军曾跨葱岭击溃大食（阿拉伯），维护中亚霸权。
明朝的海权崛起，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船队载货量达千吨，单次航行利润超200万两白银，而陆路商队运输成本高出10倍。
明朝通过马六甲、旧港（印尼）等据点，直接获取东南亚香料、印度宝石，西域的中转价值被海运取代。隆庆开关（1567年）后，美洲白银经菲律宾流入，进一步削弱陆路贸易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