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69年春，山西“五三学习班”，一位神秘男子突然乘着轿车来到，二话不说要找一名叫郭应峰的人。
“五三学习班”可不是什么好进好出的地方，因为历史原因，地方公安内部也在折腾个不停，来这个学习班学习的，都是多少有些“历史问题”的。
此人之所以被特别点名领了出去，就是因为总理办公室的一则重要电话。
周总理正在密切关注一起涉及保密单位“703研究所”重要机密的大案，而这则大案数天来毫无进展，周总理提出让“丰富实践经验的、目前不在岗位上的同志”来试试。
于是，山西省公安部门负责人俞午亲自来接了55岁的郭应峰，二话不说，直接送来省厅。
郭应峰样貌平平，眼睛眯成一条线，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样子。
但干公安的人都知道，什么故宫飞盗案，卢沟桥碎尸案，阿克苏盗炮案……都是他亲自参与侦破的。
此时的郭应峰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精神萎靡，面容憔悴，好像坐着就能睡着。
他来到省厅，几名同僚客客气气招待他，他依旧不为所动。
一直到大案的卷宗送到他的面前，他的眼睛猛然一亮，仿佛蛰伏已久的野狼看到了猎物。
此案已经经过了数天的追踪和侦破，涉及几个省，众多警力24小时待命。
单单是这几天的卷宗，郭应峰就看了整整8小时。
等他面前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了小山，天已经黑了。
他这才叫了一碗面条，让人把俞午喊来。
俞午进来的时候，郭应峰只说了一句话，让俞午脸色大变。
“这其实，就是一起普通不过的刑事案件。罪犯嘛……和你们想象中的，根本不同！”
01
这起惊动了周总理的刑事案件，还要从一辆列车开始说起。
1969年春日的某天，山西太原火车站内，开往北京的596次列车即将离站。
检票口的铁栅栏门刚刚关闭，站台上突然出现了一辆崭新的上海牌黑色轿车，鸣着喇叭就开进了车站。
从车上下来两名彪形大汉，一名三十岁的国字脸穿着军便服，另一名比较年轻，穿着一件藏青制服。
这高调出现的两名军人也没有带什么行李，只有年轻人手上的一只黑色皮革包。
他们上车之后，对着车票找到位置，然后将皮革包放在行李架上，用一条金属链条锁，把包锁在了行李架上。
这两名端坐的旅客在喧哗吵闹的乘客之中非常惹眼，两人甚至都不和对方说话，但眼睛一直直勾勾盯着那个黑色的包。
这两人看起来身份就不一般的男同志，其实是保密单位703研究所的保卫人员。
年纪大的那个是研究所保卫科长叫秦家康，另一名年纪较轻的事秦家康的下属，叫杨晓晨。
而箱子里面的东西，更是不得了的。
那是我国自行设计研发的新型特种国防部件，代号“TQD”的自动仪器，属氢弹的零部件，是研究人员经过两年殚精竭虑的研究才终于研究成功的。
两名战士此次的任务就是将这重要的仪器送到北京，交给国防科委作最后鉴定。
秦家康接到任务之后，觉得这个“TQD自动仪”体积很小，而且重量不过十几斤，完全可以由两个人来护送。
火车票是秦家康自己亲自定的，根据规定，在前往火车站前一分钟，他才通知了杨晓晨。
研究所离火车站很远，要开两小时的车，秦家康两人本来是打算乘车到车站不远就下来，但路上遇到了一起车祸，因交通耽搁了不少时间，只得让车直接开到了站台。
这么高调进入火车站不是二人的本意，所以他们上车之后更加小心。
从太原到北京，这辆火车要开13个小时，京原线沿途没有大城市，只有县城小镇。
中午11点，车到了代州，很多乘客都下车去买著名的代县烧鸡和高粱酒。
秦家康带了几个馒头，但也很嘴馋这里的烧鸡，于是自己依旧在原地盯着，让杨晓晨去买了两只烧鸡。
除此之外，两人一直坐在原处，一动不动。
到了晚上9点，车终于到站了，杨晓晨拿钥匙去开锁。
可没想到一拉链条，它就自己脱落了。
秦家康一跃而起，等他焦急地打开箱子，里面哪里还有仪器，只有几团报纸了。
秦家康已经参军多年，也经历过不少战事，但此刻的他是从未有过的惊慌失措。
年轻的杨晓晨更是吓得无法动弹，需要扶着椅子才能站稳。
秦家康缓了两分钟才想起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他抖着声音对杨晓晨说：“快去堵住检票口！快！”
两人二话不说，从窗户翻了出去，一遍大喊一遍王检票口冲过去……
02
没过多久，两通电话直接打到了北京。
一个打给公安部长谢富治，一个打给了周总理办公室。
谢富治已经65岁了，精力已经远不及从前，现在他还患有严重的高血压。
这通电话打来的时候，他正在接受专家的按摩治疗，一听是一起盗窃案，刚开始并没有当回事：“按照规定，这起案件应该交由铁道部公安局管，如果需要北京或者沿途公安的协助，你们找他们协助就行。”
谢富治刚刚挂了电话，没想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也打来了，让他现在就去西花厅一趟。
谢富治二话不说，换好衣服，吩咐司机立刻准备。
等他到达西花厅，周总理已经坐在客厅等他。谢富治这才知道，“TQD自动仪”被窃案，已经惊动了周总理。
周总理的消息来自国防科委，事关重大，几位领导也是无奈之下决定深夜向总理办公室报告。
周总理相当吃惊，他见谢富治并没有重视起来，口吻加重了一些：“TQD自动仪，是研究所全体同志两年呕心沥血研究出来的。它被盗窃不仅仅是研究所的损失，如果落在敌特的手中，被他们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谢富治此时相当后悔刚才不该那么直接回复铁道部，他向总理保证，这个案件定会列为“特案”，由他亲自来抓。
周总理也是心急如焚，给了谢富治十天期限，必须破案。
谢富治离开西花厅之后就立刻回到了公安部，他这一路上一直在想，很快就下达了4个指示：
- 对出境人员严格检查，特别发现仪器类的物品，一律扣下。
- 明天一早通知邮电部，全国各下辖单位，但是都不收寄往境外的仪器或者零部件。
- 北京、河北、山西公安负责人，以及铁道部公安负责人，凌晨两点来开会。
- 对秦家康和杨晓晨的家属亲友进行调查，他们二人则暂时拘押。
凌晨2点，十来位公安负责人已经赶到，最远的俞午直接乘坐飞机直达，行色匆匆。
谢富治也不废话，直入正题，介绍完案件大致过程之后，他提醒各位：“这个案件是周总理亲自交办的！总理给我们十天期限侦破本案，追回失物。”
谢富治将案件交由老部下黄碧天来负责，黄碧天当下就让各位各抒己见，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在场的都是刑侦的一把好手，很快众人意见就分为了三派。
第一派认为，就现在的国际形势而言，盗窃的可能是苏联克格勃特务。
第二派认为，这作案的人可能就是经常在列车上作案的流窜惯窃分子，应该重点关注那些有前科的盗贼，一点点摸排在京原线上活动的犯罪分子情况。
第三派认为，这应该是台湾老蒋派来的敌特下的手，还有可能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
几人一直争论了个把小时，黄碧天见这么吵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他总结道：“同志们提出的意见都不错，但如果是流窜的盗贼作案，不会在不认准目标的前提下贸然下手，这些人盯上了这个不能卖钱的东西，还甘愿去冒风险，所以政治性盗窃的可能性更大。”
黄碧天说的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家心悦诚服。
接下来，大家商量出了现在的侦查方向和侦查方式。
因为案件可能发生在太原到北京的561公里之内，所以山西范围归山西区查，河北的归河北，北京的归北京，铁道部公安局就查铁路，以此分为几个小组。
为了能够更方便大家交流案情，每隔两个小时，各组的组长要汇报一次调查的进展，每过24个小时，就要记录一次工作。
此案被定名为“TQD案件”。
03
北京市公安局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立刻前往永定门派出所，秦家康和杨晓晨正拘押在这里。
北京公安派刑侦一科副科长丁旭昌带人去向他们核实了解情况。
杨晓晨比较年轻，在刑警面前脸色煞白，两条腿一直在打着哆嗦。
丁旭昌见他这么紧张，先安抚了情绪，随后坐下来让他好好说，但杨晓晨心中觉得自己这是犯下了“杀头的罪过”，说什么都不坐下来。
杨晓晨大概说了一遍在火车上的那段过程，他们两人确实对那个皮革包寸步不离地守着，他说到这里情绪很激动：“如果我撒谎，就让我挨刀子杀头。”
杨晓晨被带走之后，秦家康被带了进来，秦家康还算比较镇定，他也是强调他们绝对没有离开过拎包。
丁旭昌这就奇怪了：“你们既然都没有离开，那么这包是怎么被调走的呢？秦家康，你也是做保卫工作的，你来解释一下。”
秦家康陷入了迷茫之中，他也思考了很久，但一直想不通。
他要求丁旭昌给他一支烟，秦家康抽完烟之后，突然灵机一动，想起来一个细节：“有一个中年人，很可疑！”
秦家康这下子情绪马上激动起来，指手画脚的说着。
原来，问题还是出在了代县杨晓晨出去买烧鸡的时候。
代县上来了不少旅客，秩序一时间有点混乱。一名中年男子手上拎着一个包，在他旁边的位置坐了下来。
秦家康告诉那名中年人这个位置是有人的，让他再去找一个。
那中年人笑了笑，就重新找了个位置，但是上面的行李架已经放满了，所以他就把拎包放在那个装着仪器的包旁边。
他放下包之后，就用一条布带子把包系好了，后来他是在哪一站拿着包下来，秦家康就记不清楚了。
丁旭昌又把杨晓晨喊了回来，他也回忆起这个中年人。
杨晓晨的描述和秦家康差不多，此人大概40岁，眼睛比较大，头发是黄褐色的，穿着蓝咔叽中山装，说的普通话带着山西口音，但是声音很难听，有点不男不女的。
杨晓晨还非常肯定，那人是在灵丘下的车，而且巧合的是，这男人拎的包和他们的包是一模一样的。
丁旭昌得到了这个重要线索之后，立刻将包和链条锁一起拿来。
20名刑警参加了案情分析会，这些刑警都是精英中的精英，都有七年以上的警龄，且都曾经立过功。
其中一名刑警将链条锁看了一会儿，就认出了钥匙口的擦痕，就是用个钢丝钩子来开锁的。
这个盗贼能在两名训练有素的军人面前做这样的小动作，肯定受过专门的训练，或者是做过大量同类案件的惯犯。
但一位年过五十的老公安否认了“惯犯”的猜测，他觉得如果是这种作案多起的要犯，他们不可能一点风声都听不到，长期以来，京原线上并没有这方面的案例。
现在北京方面要做的就是调查褐发男子的身份，在他上车的代县和下车的灵丘都进行调查，此外，包和链条锁也要送去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