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民国军阀：从晚清变革到割据混战的成因

民国军阀是指在民国时期，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在各地拥有独立武装并控制地方政权的势力。他们是20世纪初影响中国政治格局的主要力量。在其鼎盛时期，北洋政府甚至得到国际承认，成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但其本质仍是地方割据势力。

1912年清朝灭亡至1929年东北易帜期间（也有说法延续至1930年中原大战），中国各地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主要势力包括北洋军阀、直系、奉系、皖系、粤系、旧桂系等，后期还有新桂系、滇系、川系等。同时，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也存在半独立政权，不受中央政府控制。这一时期被称为军阀时期。1929年后，尽管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各地军阀仍保持一定自主性，军事和政治上的内斗虽有所减弱但并未停止，导致中国在抗日战争和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仍未能实现完全统一的军政体系。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的起因可追溯至晚清的历史发展。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廷的中央军队八旗和绿营因长期腐化而战斗力低下，最终不得不依赖地方团练民兵平乱，其中以湘军和淮军最为突出。随着清廷的衰落，掌握团练兵权的地方势力逐渐崛起，后期甚至能影响清廷决策。资助团练的地方地主和绅商势力多依赖自然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土地为主要资源，产品自给自足，使得自然经济在小范围内形成独立体系。这种经济模式使他们对全国性市场无需求，并在势力范围内通过工会、商会抵制外来经济。

辛亥革命后，地方地主和绅商担心自身利益在动荡中受损，转而寻求当地割据军人的保护。他们对全国市场统一的兴趣不大，但渴望安定的生产环境和一定的政治特权，因此成为地方军阀的重要支持者和经济来源。这便是民国军阀能够以省为单位割据的经济基础。

庚子拳乱爆发后，清军和拳民在与现代化的八国联军交战中惨败，慈禧太后意识到现代化的紧迫性，因此推行庚子新政。改革的核心是创建新军，其中由中央政府直接拨款和指挥的核心部队称为北洋六镇新军。

清廷原本计划在全国建立36镇、约五十万正规军，作为全国主要武装力量的核心。但由于庚子赔款后国库空虚，无法负担北洋六镇以外的军费。此外，清廷缺乏教授现代军事知识的新式军校，年轻军官需赴国外留学，人员选拔也由各省武备学堂负责。因此，清廷将主要建军责任下放地方，六镇以外的新军由各省自筹资金、自行招募和训练。这种做法虽减轻了中央财政负担，但也导致中央无法控制地方兵权，为地方军阀的崛起埋下了必然的伏笔。

除了各省自筹的新军外，北洋军的忠诚度也成为清廷的一大隐忧。北洋军军官大多出身于袁世凯在小站培训的定武军，建军过程也由其一手操办。袁世凯善于笼络人心，不像旧式将领依赖幕僚，而是亲自处理军务，重视官兵福利，亲自监督发饷，避免贪污，注重军备、后勤和军纪，士兵对他非常拥护。然而，袁世凯也强调个人崇拜，要求官兵“事事以本督办为心”，并通过洗脑手段将军队去国家化、私兵化，导致北洋军对他的忠诚远高于清廷。

据说袁世凯麾下的军官每日操练前后都要进行“三问”：一问“我们吃谁家的饭？”士兵齐答“袁宫保的饭！”；二问“我们穿谁家的衣？”齐答“袁宫保的衣！”；三问“我们为谁家死，为谁家出力？”齐答“为袁宫保死，为袁宫保出力！”。北洋官兵将袁世凯视为衣食父母，甚至营内供奉他的长生牌位，形成了“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国”的局面。由于袁世凯开创了这种“认将不认国”的军事传统，后世史家普遍称其为“军阀之父”。

清廷并非对此毫不知情，因此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后，宣统帝立即撤换了袁世凯，试图削弱他对新军的影响。然而，袁世凯多年治军的威望已深入军心。辛亥革命爆发时，北洋六镇虽接到清廷讨伐革命党的命令，却按兵不动，持续观望。清廷不得已重新启用袁世凯以对抗革命军，而这些原本效忠清廷的北洋军官，后来成为了北洋军阀。

“政治军事化”是军阀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晚清的改革大多成效不彰，导致以军队武力推动政治目标的风气盛行。晚清革命党的许多革命行动都依赖省立新军的武力，推翻清朝的两大事件——同盟会的辛亥革命和北洋军的军事政变，均以新军武力为基础。清朝倒台后，中国陷入权力真空，皇帝退位，但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绝对权威。各势力或争夺地盘，或试图自保，加剧了拥兵自重的需求。各省独立后，多以都督进行军政治理，都督掌握了各省的政经大权，成为军阀形成的温床，而各地新军将领则成为军阀的核心力量。

袁世凯是当时最大的势力，本来有机会统一全国，但他专横的行事风格引发各方争议，导致出现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等反抗，“以军逼政”成为普遍现象。随着袁世凯称帝失败并病逝，中国境内再无任何势力占据明显优势，各派系势均力敌。无论是推动政治目标还是单纯自保，各方都依赖军事武力，使得“枪杆子出政权”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政治军事化的现象难以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