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晋察冀二分区兵工厂收到一份重要的电报：
“129师子弹即将告罄，目前急需5万发子弹”。
看到这份电报后，厂长杨锡仁却犯起了难，因为现在兵工厂黄铜的存量仅有37斤。
就算省着用，也只能造出来124发子弹，这和任务中的3万发相去甚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杨锡仁准备号召全体居民拆下门环用来炼铜。
但是还未等杨锡仁下令，村子里却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王家媳妇挖出了两缸子老钱，而且含铜量很高”。
这个消息，让杨锡仁十分高兴，有了这些老钱，就能够制造出足量的子弹。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晋察冀军区从1943年就发生了严重的铜荒。
而铜荒的发生，和日本司令官推行的“囚笼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为了消耗八路军的资源，华北的日军在铁路沿线设置了一百多个碉堡，每个还配发了三百个用铜制成的路障，将民间的铜都集中起来。
这样一来，晋察冀边区就陷入了无铜可用的窘境。
铜在战争时期的作用很大，子弹、手榴弹等武器装备的制造，都需要用到铜。
如果长时间缺乏铜，军队的战斗力就会下降，也就无法抵抗日军的进攻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太行山区的百姓将各种含铜的金属贡献给军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缺铜的压力。
根据《晋察冀军工生产报告》的记载，以当时的军工技术，制造一万发子弹需要两千斤铜。
这个数字是相当庞大的，在当时缺铜的情况下，两千斤铜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情况最为严重的时候，战士们在扫荡战场时，会将日军衣服上的铜扣摘下来全数上交，用来制造子弹。
一颗铜扣大约重三钱，四十颗才能制造出一发子弹。
除了铜，铁在当时也是十分稀缺的资源，手榴弹的弹壳就需要用到铁。
在金属资源普遍匮乏的情况下，太行山区的老百姓还将做饭用的铁锅捐献出来。
根据太行山兵工厂的记录，当时曾在3天之内熔炼200口铁锅，紧急生产出2400枚手榴弹。
回到正题，两缸中的铜钱大概一共有八百多斤，而且全都是铜钱中的优良品，年代最早的是开元通宝。
铜钱，顾名思义，就是铜制成的钱币，不过铜钱并不是完全用铜制成的，其中还掺杂了其他金属。
年代不同，铜钱中铜的含量也不一样，相比于其他年代的用钱，北宋铜钱的含铜量、含锌量，和子弹壳的比例相差无几。
因此，北宋时期的铜钱，可以不花费多大功夫就直接铸成子弹壳。
至于其他的铜钱，根据比例的不同，可以通过加减相应金属，最终制造成需要的军工装备。
铜是有了，但是如何运输到兵工厂是一个相当麻烦的问题，因为华北地区的日军实施严格的禁铜政策，想要在鬼子的眼皮子地下运输铜，难度相当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晋察冀军区想了各种办法，但是效果却不是很理想。
后来，平山县的村妇冒着生命危险，将铜钱串成腰带然后缠在裤子里，以此躲避日军的搜查。
除此之外，曲阳的老百姓还将铜钱熔铸成棺材钉，然后放在纸钱框里蒙混过关。
这些方法确实为晋察冀军区送去了大量的铜钱，但是也存在很大的奉献。
有几名村妇在运输铜钱的过程中遭到盘查，为了不被发现，硬是在雪地里蹲了半个小时，冰冷的铜钱和皮肤冻在了一起。
有关资料显示，1944年12月，民间给平山兵工厂运输的铜约为22吨。
按照两千斤铜钱制造一万发子弹的数据，22吨铜大约可以制造22万发子弹。
一个兵工厂在一个月内可以收到这么多铜料，其他兵工厂的情况也差不多，缺铜的危急基本解除。
铜料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当时的经济战。
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铜的经济属性也很高，当时，铜钱也是硬通货，一斤铜钱能换5斤小米。
因为“抗日溢价”的影响，兵工厂用一斤铜钱，能够多换一斤小米，而且还能用收据换。
与此同时，收据还在当时成为硬通货，甚至可以用来娶媳妇。
除此之外，捐铜行为在当时还成为一种期货。
根据捐献铜料的数量不同，农户可以预定兵工厂的子弹，不过实际得到的并不是子弹，而是等量的农具。
通常情况下，农户会将应得的子弹数量刻在门框上。
等到反攻时，八路军就会按照门框上的记号，给农户发放铁制农具。
日本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囚笼政策，就这样被中国人轻松化解。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铜钱熔铸出来的子弹，上面仍旧有铜钱上的字样。
因此，子弹在击中敌人时，会在敌人的身体上留下相应的痕迹。
如今，有一千多发子弹被阜平县博物馆收藏，这些子弹上，依旧能看到“开元”“嘉庆”等字样。
参考资料：
《晋察冀兵工史》
《太行山妇运史》
《1946年华北农村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