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摘自《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
当下与未来 无用之人：谁是现代社会的女巫
哈夫纳：对您来说，时尚作为一个例子，说明了消费社会把我们变成什么。我们变得一无是处，对吗？
鲍曼：时尚以这样一个想法为中心，即必须迅速抛弃我们购买的一切。我们有还能穿的好衣服，但因为它们过时了，所以，我们羞于穿它们出去见人。在办公室，老板打量着我们，然后咕噜着说：“你怎么敢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呢？”孩子穿去年的运动鞋去上学会被嘲笑。时尚给人从众的压力。矛盾的是，那些追求时尚的人又相信自己与众不同。
哈夫纳：消费社会专门致力于生产垃圾。在这方面，时尚还是一个相对无害的例子。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您所说的“‘无用之人’的生产”。为什么您把失业者归类为无用之人？
鲍曼：因为社会不再使用他们，他们的生命被认为和难民的生命一样毫无价值。这就是全球化、经济进步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大获全胜，失业人数节节攀升，并将很快到达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资本市场的每一次扩张，都会让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人失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社会安全网。这创造出一种新的下层阶级，一个由失败的消费者组成的阶级。社会中不再有他们的一席之地。现在，废物处理场供不应求；而过去供我们输送剩余劳动力的地方不复存在，我们不知道该把他们放到哪里去。长期以来，我们民主的福利国家的成功，就取决于这种（处理“无用之人”的）可能性。今天，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已经被占据。这就是当前危机的新颖之处。
哈夫纳：来我们这里寻求庇护的难民又是什么情况？
鲍曼：早在1950年，官方的统计数据就已经显示有一百万难民了，他们大多是因为“二战”而“流离失所的人”。今天，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这个数字上升到了六千五百万。据估计，到2050年，将有十亿流亡的难民被分流到临时难民营所在的无人之地。难民、移民、边缘人只会越来越多。
哈夫纳：我们怎么知道，这不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鲍曼：住进难民营，意味着被逐出世界，被逐出人类。难民不只是剩余，而是多余。回到他们失去的故乡的路被永远地堵住了。住在难民营里的人被剥夺了其身份认同的所有特征，只有一点除外，即他们是难民这个事实。没有国，没有家，没有用途，没有档案文件。被永久地边缘化的他们也处在法律之外。就像法国人类学家米歇尔·阿吉尔（Michel Agier）在他关于全球化时代难民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他们不是处在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这类或那类法律之外，而是完全处在法律之外。
哈夫纳：您说难民营和实验室很像，人们在里面测试流动的现代性的新的、永远是临时的生活方式。
鲍曼：在全球化时代，从集体的角度来看，寻求庇护者和所谓的经济难民，与新的权力精英、金融业及大公司——后者实际上是这场戏剧里的恶人——极其相似。和这种精英一样，他们不受固定的地点约束。他们飘忽不定，不可预测。
哈夫纳：今天，大多数战争，包括最残酷血腥的冲突，都是非国家行为体发动的。您说，这种战争的去管制化是全球化带来的另一个险恶后果。这些非国家行为体是？
鲍曼：它们是现代性的后来者。它们认为得逼迫自己行动起来，为全球问题寻找地方性的解决方案。结果便是部落战争、屠杀，以及把自己标榜为自由斗士的劫掠游击军和犯罪团伙。它们互相杀戮，在吸纳的同时，也消灭过多的人口——后者大多是没有工作机会、没有未来的年轻人（在未来，他们找不到一种值得过的生活）。这是全球问题的偏执的地方性的解决方案之一。简言之，这是穷人的帝国主义。数十万人被赶出自己的家，被杀死，或被逐出自己的国家。也许，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即这些现代性的后来者的国家，唯一繁荣的产业，便是难民的大规模生产。
哈夫纳：关于这些“现代性生产出来的无用之人”，政府可以或者说应该做些什么？
鲍曼：政府对全球权力精英无能为力，这就是为什么它们致力于处理其他的高调问题，这样可以让它们看起来还有效。重点是，它们只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行动。政府会支持和助长民众的偏见，因为它们不想直面困扰其选民的那种存在意义上的不确定的真实来源。寻求庇护者扮演了以前留给民间故事或传说中女巫、妖精和鬼的角色。
哈夫纳：您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民主的福利国家也变成安全国家。这两种国家有什么区别？
鲍曼：福利国家以基于包容的社会为典范。安全国家则相反，它主要通过惩罚和监禁把人排除到社会之外。因此，安全行业接过了处理无用之人的责任。安全国家的一个要素是营利性的监狱部门——比如说，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和南非便是如此。
哈夫纳：如今，在整个欧洲，制定议程的右翼政党加速了这一朝向安全国家的发展。为那些叫嚣“人口过剩”，力图把“避难”和“恐怖”关联到一起的人提供发声平台的媒体也在支持他们。
鲍曼：激进右翼政党的成功乃基于这样一个可见的事实：移民。一切都可以追溯到这点。为什么会失业？因为移民。为什么我们学校里的教育如此糟糕？因为移民。为什么犯罪率升高？因为移民。只要我们能把他们送回他们来的地方，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这是一种幻觉。有比数千——或数百万——移民更重要的原因需要担心。但把一切怪到移民头上是有用的。那是一种心理安慰：“我知道困扰我的是什么。我能把自己的恐惧附着到某个东西上。”
哈夫纳：对经济造成的不安全来说，移民起到了避雷针的作用。
鲍曼：不只如此，移民也起到了疏导其他恐惧的作用。非法移民成了各种威胁的化身，而现代国家承诺会保护自己的臣民不受这些威胁侵扰：连环杀手、抢劫犯、跟踪者、乞丐、恋童癖——一切威胁。当然，也包括恐怖分子。对一个其中没有哪个专业或行当确定自己具备长期效用并因此具备长期市场价值的社会来说，移民这个下层阶级极为有用。一切都可以被发泄到这个下层阶级头上。对人们在无力改变的社会状况上不断累积的愤怒来说，它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今天，人们最恐惧的是人的恶意和作恶的人。
哈夫纳：您描绘了一幅阴郁的未来图景。您也不觉得现代的技术——比如说网络——有什么值得喜欢的地方。可它不也有很多好处吗？像阿拉伯之春那样的运动就成功地使用了社交网络。它的坏处是？
鲍曼：当你要破坏什么——如推翻政府——时，它可能是有用的。这类运动的缺陷在于，关于未来，他们只有模糊的计划。愤怒的人民实际上和拆迁队一样强大，但他们是否同样有能力建立新的东西还有待观察。
哈夫纳：互联网不仅使全球交流成为可能，它还改变了我们的交流方式。
鲍曼：今天，我们可以随时联系上某地的某人。你总能找到坐在电脑面前的人。你永远不是一个人。但如果你下线，你就会体验到在电脑面前体验不到的东西。在下班回家路上，你不可避免地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看起来不一样、行为不一样、说不同语言的陌生人。你会意识到，你周围的人和你不一样。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的想法和你不一样。和他们打交道需要对话。你会意识到，谈判是一项你必须以某种方式去执行的重要任务。在网上就不是这样。所有的研究都表明，通过互联网交流的人会不可避免地趋向同温层。他们会创造出一个在真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东西：回声室。你听到的只是你自己的回声。但与和你说相同的话的人交谈，这不是对话。我们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镜厅：无论往哪里看，你都会看到自己的模样。于是，那些把大量时间花在网上的人开始无视自己朋友圈之外存在的现实。我能理解这非常舒爽。你会因此感到安全。你会活在这样的幻觉下：你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其他那些人的确存在，但他们不重要。就算你真在网上和人吵了起来，你也可以简单地退出。你不需要谈判。在真实生活中，就不那么容易了。网络这个工具在把全世界的人聚到一起的同时，也分化了他们。它创造的党派沟壑比真实生活中的更深、更难桥接。在真实生活中，我们是可以通过妥协和个人的介入找到共同点的。
哈夫纳：技术进步总会引发社会变革。不过，您说，今天的情况不止于此。为什么？
鲍曼：因为我们不再只是为了寻找最适合我们的目的的手段而发展技术。相反，我们让可用的技术手段来决定我们的目标。我们不是发展手段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只是做手段允许的事情。应该服务我们的东西反倒让我们去服务它们。我们成了奴隶。
哈夫纳：但难道情况不一向如此吗？从轮子的发明到原子的裂变，技术进步一直被用于各种或好或坏的目的。
鲍曼：问题在于规模。当然，技术一直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变革经常会遭到批评。在古腾堡发明印刷机的时候就是这样。在受过教育的阶级那里，人们普遍认为这会导致道德败坏。他们抱怨，“人人都将学会阅读”。他们认为，下层阶级不该受教育，因为那会削弱他们的工作意愿。
哈夫纳：但网络也一样啊。它给数不清的来自世界贫困地区的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受教育机会。那么您又为何抱怨呢？
鲍曼：在历史上，技术的发展往往是一小步一小步发生的。有零散的创新，但没有全球规模的、带来革命性影响的、彻底改变整个社会及其生活方式的创新。人们吸收、适应创新，然后把它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今天不一样了。技术引发的变革是大规模的，且它们表现出特定的极权主义趋势。俄罗斯的寡头之一德米特里·伊茨科夫（Dmitry Itskov）发布了他的“2045计划”，该研究项目的目标是让人类的大脑变得多余。他正资助研发能像人类一样思考的电子机器。这个计划能否实现，我不敢预测。但有人会这样想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件新鲜事。我们的思考第一次受到机器的威胁。
哈夫纳：您坚称未来不可预测。可如果我们要在此时此地该做什么这个问题上做出正确决策，预测未来不是很重要吗？
鲍曼：但预测是不可能的。我最喜欢的例子，是一个如今谢天谢地已经不复存在的学科——苏联学——的故事。在学术史上，苏联学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学科：一个从来没有被削减过预算的学科。无论苏联学家想设多少个教职、想办多少期刊、想开多少会，他们总能如愿以偿。他们从来不缺经费，因为这个学科关乎生死存亡。政府和商人都不敢插手，因为据了解，苏联学家在追求一个极其重要的实用目标：把人类从毁灭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哈夫纳：那是冷战时期。
鲍曼：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尽管开了那么多会，设了那么多教职，办了那么多期刊，但没有一个苏联学家预测到实际上会发生的事情：苏联的和平解体。他们就没有想到那种可能性，因为苏联学家只对两种理论感兴趣：趋同论和相互摧毁论。趋同论假设资本主义者会向共产主义者学习，共产主义者也会向资本主义者学习，两个系统会逐渐趋近。我们最终将达成某种世界共识。另一种理论被称作“MAD”，即“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缩写。“MAD”是一种“恐怖的平衡”或“核僵持”——双方都是如此地强大，以至于一切战争都将以双方的彻底毁灭而告终。没有一个苏联学家能预测到苏联会解体——没有冲突，而是解体。有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作家和自诩的先知偶尔会考虑这种可能性，但苏联学这个学科内没有任何人想到这点。对科学家来说，这种前景就不存在。
哈夫纳：但对一切预测未来的尝试来说，这不一定成立。
鲍曼：的确成立，且合乎逻辑。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说得很清楚。他说，未来学是思想史上的最大骗局之一，因为它致力于成为研究某种不但不存在，而且不可能存在的东西的科学。从定义上说，未来就是还不存在的东西，一旦它存在了，它就不再是未来而是当下了。研究未来的科学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研究主题的科学不可能存在。不是因为我们太过愚蠢、无能或别的什么，它在原则上就不可能。
哈夫纳：就像他们说的那样，预测是很难的，特别是预测未来。
鲍曼：当我还在教书的时候，每当考试时间来临，学生就会开始紧张、焦虑，我总会给他们布置一个具体的阅读任务作为一种治疗方式，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帮他们冷静下来。我会推荐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关于未来学的书，那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哈夫纳：可出于本体论的原因，未来不可预测这个事实，并不会妨碍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尝试。
鲍曼：人们永远不会放弃这样的尝试。人总有种冲动——要这么干。和其他许多哲学家一样，恩斯特·布洛赫也坚信这个事实，即身为人，我们自然地、文化地面向未来。和其他动物不一样，我们能够想象不存在的东西。而且，我们的语言包括“不”这个词，意即——再一次地，和其他动物不一样——我们可以否定实际存在的东西。动物也会互相交流，互相发送信号，但动物的一切交流都受限于当下。我们的语言有未来时态。我们能够得体地，在不糊弄自己的情况下谈论不存在或者所有尚不存在的事物。对人的生活来说，想象力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也多亏了未来时态，我们才有想象的能力。预测未来的尝试不可能从人的思想中根除。
哈夫纳：哪怕屡测屡错。
鲍曼：要是我们能接受这点，那就没问题：重要的不是这些努力的结果，而是这些努力本身。在生活中，这些努力极其重要。但要认为这些努力能够得出什么令人满意的结果，那就错了。罗伯特·默顿给了我们两个概念：“自证预言”（self fulfilling prophecy）和“自毁预言”（self-defeating prophecy）。这些的确都是真实的现象。我们的行为会导致特定结果，并使预言成真或变假。
哈夫纳：这倒是不乏证据：比如说，得名自阿瑟·柯南·道尔的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的“巴斯克维尔效应”。华裔美国人和日裔美国人在每个月的第四天心脏病发作得特别频繁，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四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这是自证预言的又一个例子。不过，如果一个政党预言自己在选举中领先并正走向压倒性胜利，那么许多支持者就会因为它看起来胜券在握而不去投票——这就成了一个自毁预言。不过，《圣经》预言的意义完全不一样，不是吗？
鲍曼：和大学教授不一样，《圣经》里的先知不想自己的预言成真。相反，他们想警示人民。他们想为避免不好的事情而斗争。在预言——哪怕是悲观的预言——成真之时，大学教授会很自豪。那意味着升职有望！
哈夫纳：您对我们的当代社会持强烈批判态度，时不时地可以在您身上看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子。
鲍曼：我从马克思那里学到很多。我依然坚持这一社会主义理念：评判一个社会的标准，在于它能否让最弱势的成员过上体面的生活。
哈夫纳：另一方面，您又是一名悲观主义者。新资本主义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这就是您绝望的原因吧？
鲍曼：我讲课结束后，通常有人会举手问我为何如此悲观。只有在我谈论欧盟的时候，人们才会问我为何如此乐观。乐观主义者和莱布尼茨一样相信，这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而悲观主义者则害怕乐观主义者是对的。我不属于这两拨人中的任何一拨。还有第三个类别，我认为自己属于这一拨人：心怀希望的那一类人。
哈夫纳：这个类别以何为本？
鲍曼：在涉及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时候，人们持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态度，他说：“短期来看，我是悲观主义者；长期来看，我是乐观主义者。”这是非常明智的。问题不可能立马解决，但还有希望。长期来看，总会解决。另一种态度来自牙买加裔英国社会学家斯图亚特·霍尔。他是文化研究之父，一个为文化概念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黑人。在我1971年来到英国的时候，人们实际上还不知道文化为何物呢。当时，我还得给系里的同事——而不是给我的学生——解释它说的是什么。在学院的教学中，文化概念是不存在的。但斯图亚特·霍尔给社会学思想引入了文化的元素。他说：“我因理智而是悲观主义者，因意志而是乐观主义者。”
哈夫纳：说得真好。这让我想起马丁·路德·金的一句话：“即使知道明天世界会毁灭，我还是会种我的苹果树。”
鲍曼：我不认为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有多大差别。我只是不相信我们生活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那个世界之中，而且，在经历了一切之后，我从未对另一种选择失去信心，从未对存在更好的、更正义的世界的可能性失去信心。因此，我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心怀希望的人”。
哈夫纳：在她关于战后波兰的回忆录中，雅妮娜写道，您经历过几个绝望时期：1953年，您的军旅生涯突然结束；1968年，您在反犹清洗中失去了华沙大学的教职；然后，在第一次移民英国，身处伦敦和利兹时，您觉得自己非常孤单。但雅妮娜也写道，您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化阴郁为光明，把小的不幸变成永远难忘的幸福时刻”。这种能力来自哪里？
鲍曼：“化阴郁为光明”的罕见天赋——好吧，那是雅妮娜的看法。那是她在她的书里写的。我认为她的意思是，对我来说，某件事情没做成这个事实并不证明这件事情不可能。你得继续尝试。你会犯错。下一次，加上一点儿运气，你会做得更好，那就更好了。化阴郁为光明的天赋？好吧，我可不想放弃希望。
哈夫纳：您父母也如此吗？您母亲，还是您父亲具有这种气质？
鲍曼：我父亲是个妙人。我珍惜关于他的记忆，原因有两个。首先，他极其诚实——我会说，过于真诚了。因为他的诚实，我们在逃出波兹南时差点丢了命。因德国人的轰炸，我们乘坐的那趟火车在一个车站迫停，他在找到警卫、付清车费后才带着我们逃跑。其次，他是一个无私的人，从不考虑自身利益。他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家庭上，尽其所能地确保我们幸福。他能做的不多——一是因为当时的处境，二是因为他格格不入的性格。他是天生的思想者。他只有在夜里才会高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他下班回家，但在九点，在妻儿都上床睡觉的时候，他会点起蜡烛看书。然而，无论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他都为照顾家人而牺牲了自己。我认为他并没心怀什么希望。他有一种非常深刻的责任感，那种责任感维持着他的生活。
哈夫纳：和他一样，您不绝望，即便在您有一切理由绝望的时候。
鲍曼：别忘了，雅妮娜一生中有比我更多的理由绝望。我从来没有在犹太区生活过。她有。我满打满算只在纳粹统治下生活过两个星期。后来，唯一一次正面遇到纳粹时，我手里还有枪。我从来没有体验过一个知道自己注定要被毁灭的人的绝望。雅妮娜经历过。她才了不起。1939-1945年，她无数次与死亡迎头相撞。在阅读她关于那些恐怖年代的回忆录《晨冬：华沙犹太区一名少女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直面死亡的时刻……有一次，她和她的母亲、妹妹躲在地窖里。一群德国士兵拿着火把进来，往地窖里照。他们靠得越来越近，直到一名士兵突然大叫：“好了，这里没人。”我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我所有的艰难时刻，都有一个幸福的结局。
哈夫纳：您对“弱者”，对失败者、社会的弱势群体——特别是那些尽管如此却仍然不断努力的人——情有独钟。这种情感又来自何处？
鲍曼：回头看，它出自我对足球俱乐部“波兰华沙人”（Polonia Warszawa）的爱。这段恋情始于1937年，当时，这个俱乐部正在勇敢地为晋级首场联赛而努力。他们成功了，后来他们又在多年来不可战胜的波兰足球冠军罗切霍茹夫队的主场，以4比0击败了对方。差不多同一时间，我读到了两只掉进同一碗牛奶的青蛙的寓言。一只青蛙大叫：“完了！我要淹死了。”然后它就淹死了。另一只则什么也不说，用尽一切精力拼命保持漂浮状态。它用四只脚不停地划水。牛奶逐渐凝成奶酪，这只青蛙也得以踩着奶酪逃出生天。我认为，这两个有哲学意义的事件偶然相遇，影响了我的成长，或者更确切地说，影响了我的生活哲学的发展。对，我对斗志旺盛的弱者情有独钟。在遥远地倾慕“波兰华沙人”十一年后，我才第一次去现场看他们比赛。这个俱乐部慷慨地回报了我的情感投资。多年来，我一直是他们的球迷，“波兰华沙人”也一直在表现不佳和充满希望之间切换。
哈夫纳：您对米歇尔·维勒贝克的欣赏，也符合您的“希望原理”——借用恩斯特·布洛赫的术语——吗？维勒贝克可以说是最致郁的当代作家之一了。
鲍曼：我喜欢维勒贝克是因为他有敏锐的观察力，有于具体中发现普遍，揭露并推断其内在潜能的天赋，就像在他的《一个岛的可能性》中那样。从叙述流动的现代性下去管制化、碎片化、个体化社会的方面来讲，它是有史以来最有洞察力的反乌托邦小说。他满腹怀疑、全无希望，并且他也为自己的看法提供了很多好的理由。我不完全同意他的立场，但我发现很难反驳他的论证。那是一部可以和奥威尔的《1984》相提并论的反乌托邦小说。奥威尔写的是他那代人的恐惧，而维勒贝克描述的则是如果我们再这样继续下去会发生的事情：孤独、分裂、生活之无意义的最终阶段。
哈夫纳：那么，还有什么有希望？
鲍曼：维勒贝克对情势的描绘中缺少了某个极其重要的东西。不能只把当下前景的不乐观，怪到政治的无力和个体的无力上，也正因如此，当前的事态并不排除反转的可能。悲观主义是一种被动，因为什么也不能改变，所以什么也不做。但我不被动。我写书、思考，我充满激情地投入。我的职责，是提醒人们注意那些危险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