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迷惘一代”的诞生
作者：[美]罗伯特·沃尔 译者：曾小楚
这种把欧洲分为新旧两个世界的看法，支撑和孕育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乌托邦思想。一旦认为旧世界正在消亡，另一个世界即将诞生，那么这个文化接生婆自然就是年轻人，因为只有他们才拥有摆脱过去束缚所需的能力和自由。到了 1920年，“青年”这个词只与年龄有着微弱的联系。“年轻”仅仅意味着勇于接受新事物，并拥有应对和驾驭危机所需的活力。相反，“年长 ”则意味着属于那个垂死的世界，属于19世纪的人。体育运动的推广，对打破田径、赛车和飞行纪录的热情，年纪较大的群体对时尚服装的兴趣，以及大西洋对岸那个“年轻 ” 国家和意大利的“年轻”政权所展示出来的活力，这些都激发并巩固了把青年等同于文化革新的观念。青年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状态，一种生活方式，和——由于它并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一股潜在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可以把欧洲从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运动之间毫无结果的冲突中解救出来。
一直以来，代际同盟这一理念都是奥尔特加、格伦德尔和吕歇尔这些政治天分薄弱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一个梦想。然而这个概念并非毫无实际影响和政治后果。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支持者利用它来 削弱社会党的领导权，并导致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分裂，这种分裂一 直持续至今。墨索里尼发现它是吸引法西斯运动追随者不可或缺的法宝，后来还使之成为法西斯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退伍军人运动 的领导者利用它来维护自己的组织和为成员们争取特权。法国维希 政府的领导人利用它来争取公众对自己政权的支持。而英国那些不 惜一切代价支持绥靖和和平政策的人则发现，把自己说成是堑壕战 士的真正代表和传人很有好处。事实上，如果没有1914年一代拥有共同政治理念的神话，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历史将变得难以理解。
但是这个神话是否与现实相符？就连最大胆的代际理论家也不会贸然用年龄去判断人们的政治类型。社会和地理背景对政治态度的影响，要比年龄来得大。政治思想和政党为了变得强大，必须吸引不同年龄层的人，包括年轻人和老年人。一些政治问题连续牵动着好几代人的神经，例如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国家与某个更大型的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另外，当一代人尚且年轻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牢固的政治友谊，很快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分崩离析。我们知道在1914年一代中，既有葛兰西这样的共产主义者，布鲁克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奥尔特加这样的自由主义者，马西斯这样的保守主义者，云格尔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德里厄· 拉罗谢勒这样的法西斯主义者，也有许多和蒙泰朗和劳伦斯一样，似乎根本就不在乎政治的人。
尽管如此，在一个年龄组的特定社会阶层中，似乎有一种政治倾向可能占主导地位，即使这种倾向可能主宰着不止一个政党或运动。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属于1914年一代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过渡期的想法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激进的政治思想，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对19世纪的一切政治运动均产生了怀疑，包括社会民主。
理论上，这种反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可能导致人们倒向极右或极左的政党。事实确实如此。那些19世纪最后20年出生的人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创建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两股浪潮均始于1919年，上述年龄层的人首次开始大批踏上政治舞台也是在这一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都利用了战争对人们心理的影响。而1914年一代的心态，他们的行动主义、实用主义，他们决心改变现实的信念，他们对过去的悲观态度和他们创建新世界和新人类的热情，使右翼激进分子和左翼激进分子觉得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秘密联系，也使他们可能从一个阵营转到另一个阵营，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是这么做的。
但是，虽然1914年一代中的个别知识分子可能受到极左或极右政党的吸引，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很难相信共产主义，要维持这种信仰更是难上加难。个中原因其实很好解释。按照俄国人的理解，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植根于19世纪的阶级意识形态，表面上和自由主义有一些相似之处。它的目标在于消灭国家，废除等级制度和精英阶层。理论上它主张实行严格的平均主义，虽然实践中并非一直如此，它宣称人的本质是完美的，并提出了建设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它还宣称其基本观点均建立在可验证的科学真理之上，同时把国家利益置于以苏联（Soviet Union）为代表的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之下。
这些共产主义的官方思想原则与1914年一代的观点、理想和经历都背道而驰。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从小便被教导应该敬爱国家，并且认定国家利益应该高于阶级或任何国际团体的利益。他们青年时期便已形成的抱负是，克服19世纪的思想意识，重振冒险精神，为精神价值而不是物质利益而活，同时把军人和有信仰者的美德结合起来。他们对工业和商业文明的厌恶是与生俱来的，但他们对前工业化时代的态度却非常矛盾。他们中许多人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在这个模仿中世纪建造的、松散而浪漫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将取代过去的地主阶层和商业精英，成为群众的领导者。
1914—1920年发生的事件验证并强化了这些观念和想法。这一年龄层的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战争已经证明，国家是一个比阶级更有约束力的观念，理智比本能和感情更脆弱，行动优于而且相对独立于思考，精神比肉体更强大，没有苦难和牺牲，将无法成就任何伟业，人类的恐惧是相同的，但克服恐惧的能力却有高低之分，和那些胆怯的民众相比，勇敢无畏的精英阶层将永远占据上风，冲突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现象，生命离不开死亡，正是在试图消灭彼此的斗争中，人类展现出了无私奉献和大爱无疆的高贵品质。简而言之，他们认识到战争是美德的助产士，打仗是能力出众者脱颖而出的手段。那些来自这一年龄层又在前线战斗过的人对此深信不疑。他们无法摆脱战争的回忆，因为那是他们一生中看起来最崇高、最真实的时刻。他们的组织模式是士兵之间的同志关系，以及军官和士兵之间的上下级关系。法西斯主义吸引了许多这一年龄层的人，因为法西斯的思想似乎包含了这些价值观，而且法西斯主义承诺将发动一场革命，把金钱（资本主义）和暴民（工人阶级）都置于思想（由中上层阶级的知识分子所诠释）的统治之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法西斯主义对1914年一代有着巨大的诱惑。
然而，只要还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中支持法西斯运动的相对而言却不多。德里厄 · 拉罗谢勒是个例外。大部分知识分子和奥尔特加一样，渴望有第三种方式，在保存自由主义精华的同时，又能超越它。他们为法西斯政党的煽动性言论和平民领导班子，为他们的暴力方式和庸俗宣传感到不安。他们的目标是新保守主义革命，而不是法西斯主义革命。
但是，这场新保守主义革命失败了，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政党相继上台，而即使在那些它们没有掌权的地方，法西斯政党也对既有政府构成了严重威胁，不管是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多1914年一代的知识分子都表示支持法西斯主义，或者说不愿意反对 他们上台。为什么呢？ 因为法西斯主义为这些处境艰难的社会精英提供了保护，使他们免于受到威胁他们政治领导权、社会特权和生 活方式的社会力量的伤害。因为通常来说，知识分子往往会把对中上层精英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威胁，视为对“文化”和“文明”的威胁。另外，他们这么做并没有错，因为他们把文化和文明等同于西欧和中欧的资产阶级在18、19世纪掌权期间所信奉和崇尚的文化形式（forms）。确切地说，是这些形式受到了威胁，而诡异的是，正是为了保护它们，知识分子才构想了这场文化复兴之梦。
1914年一代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唯一为法西斯运动推波助澜的人，他们也不是法西斯运动在意大利和德国取得成功的最大功臣。然而这些知识分子确实营造了一种文化氛围，从而也营造了一种政治氛围，许多人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放弃了那些旨在延续19世纪趋势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信仰，转而支持法西斯主义。回想起来，这似乎是1914年一代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政治最重要的贡献。
受权刊发，本文选自《1914年一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迷惘一代”的诞生》，[美]罗伯特·沃尔 著，曾小楚 译，理想国 |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5年1月。
1914年一代所写的有关1933—1948年的回忆录，大多弥漫着一股失意的情绪。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给自己的自传（出版于1948年）所起的标题“相反的经历”（The contrary experience），可被视为对1914年一代的历史阶段的简要描述。不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也不论从哪个年龄层的角度来看，对欧洲来说，这都是一段艰难岁月。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不到几年时间，就有数百万的中欧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向东西方国家寻求庇护。1934 年，欧洲大陆最大的社会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Austrian Social Democracy）被取缔。 同一年，右翼和左翼的极端分子走上巴黎街头，并差一点摧毁了这个欧洲最古老的民主政体。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结束了第二共和国这段充满希望的日子。各地的政治变得两极分化，不是极左就是极右，除非一方成功消灭或压倒了另一方。随着英法两国无力阻止希特勒势力的野蛮推进，欧洲不可避免地滑向另一场大战。奥地利沦陷了，捷克斯洛伐克沦陷了，波兰沦陷了，挪威沦陷了。西班牙共和国败给了佛朗哥（Franco）。 到1940年6月法国投降时，欧洲的命运已定。没有外界的援助，英国无法打败德国；它只能设法坚守，以挫败希特勒称霸欧洲的野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国不得不向美国寻求经济和军事援助。然而这意味着即使英国打赢了战争，它也输了，因为欧洲各国注定将成为一个非欧洲国家的附庸。事实就是如此。到了1948年，在经历了羞辱、战败、蹂躏和贫穷之后，欧洲被置于美国和苏联两大帝国的控制和保护之下。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1914年一代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员的年龄是40多岁，而1948年东欧被纳入苏联集团时，这些人已将近60岁，或者还不止。40岁到60岁这段时间，大部分都被用于实现他们人生前15或20年形成的计划和梦想。这是一个项目和计划实现的时间——对于那些毕生从事公共事业的人来说尤其如此。许多人在这个年龄段感到失望和幻灭。这始终是一种趋势，因为正如T. S. 艾略特（1887）所说的，在想法和实现之间，总有一个阴影。然而对1914年一代来说，计划和成功之间那道永远存在的裂缝已经变成了鸿沟。这不是因年龄渐长而产生的错觉。1914年一代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都失败了。
他们1919年从堑壕回家时便断定不会再有战争，而他们又失去了和平。法国和英国因为软弱而失掉了和平，德国和意大利因为受伤的自尊和鲁莽的民族野心而失掉了和平。但事实上，不论是英国左翼分子所支持的绥靖政策，还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所采纳的侵略扩张政策，都是1914年一代自己的心声，也是他们在“一战 ” 战场上的经验总结。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1914年一代巨大的政治冒险。法西斯主义的本意是为中产阶级提供一个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变革方案。起初它的目标是发动精神革命，创造出一种新型的人类。到了1943年，1914 年一代中除了那些最固执的保守主义者和反犹分子以外，所有人都清楚法西斯主义遭遇了可怕的失败。它不仅未能推动社会变革，反而变成了阻碍；它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创造出一种新型的人类和一套新的价值观；它打开了暴力和侵略的潘多拉魔盒；它犯下了空前绝后的恐怖罪行；它使欧洲各民族国家陷入了一场悲惨的内战，这场战争耗尽了欧洲的财富，使欧洲变得软弱不堪。“二战 ”之后的共产主义名声没有以前那么坏，即便仅仅因为共产主义者（在最初的犹豫之后）显示出了他们是英勇无畏的反法西斯战士。但是，对于那些参加过共产党内部的冒险行动，经历过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共产国际代表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恐怖行为，以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 Soviet Pact ）冲击的人来说，共产党显然已经沦为（至少当时如此）苏联外交政策用来提高国家影响力和势力的工具，而不是社会革命的独立推动者。1933—1948年这一时期，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美国。美国的财富、势力和威望都增加了，却只牺牲了极少的人。然而美 国代表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数量对质量的支配，精神对物质的服从，以及金钱和暴民的主导地位。这些恰恰是许多19世纪末出生的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便立志要推翻的19世纪价值观。简而言之，1914年一代实施计划的那些年，正是他们青年时代的梦想破灭、他们对未来最坏的担心一一被证实的时期。难怪这么多这一年龄段的知识分子在步入人生的第七个十年时，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幻灭感和绝望感。难怪他们会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失落的一代 ”“优秀人才 ” 的灭绝，或者年轻人向“老年人 ”肤浅的价值观投降等诸如此类的神话。
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命运无情的惩罚吗，就像奥莫代奥所担心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代人未能抓住命运赐予的机会？奥尔特加强调，有些“代”未能完成历史交付它们的使命。他说，这些“代” 注定将在痛苦的矛盾挣扎中带着自身真正的强烈愿望在世间走完他们的一生。当代读者理所当然地会对这个阐述表示怀疑，认为里面有不止一丝的黑格尔式的骗人花招。历史可不是分配任务，历史也 不会因为没能完成任务而惩罚任何人。创造历史的是人，而不是反过来。但人们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创造历史，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他们的出生日期。每个人都出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其结构允许人们采取某些类型的行为，而排除了其他行为的可能性。另外，某个年龄层的人可能形成或者被灌输一些无法实现的理想或愿望， 因为他们偶然出生于其中的那个历史环境已经注定如此。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大量的人可能会产生一种与自己、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自己最真实的欲望格格不入的感觉。
1880年至1900年出生于欧洲主要国家的中上层阶级发现，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系列艰巨的任务。他们不得不亲眼见证精英社会 向平民和官僚社会转型，同时又不得不接受整个欧洲特别是自己国家实力的相对萎缩。将近成年时，他们按照规定，打了一场欧洲争霸战，这场战争的复杂后果使他们的一切行动都笼罩着一层阴影， 并变得异常艰难。在目睹了自己出生的那个资产阶级世界解体之后， 他们当中的有识之士很早就意识到必须研究出新的集体生活形式。
可惜，这些人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经历并不足以完成这些挑战 和任务。这个年龄段的文学知识分子尤其如此。他们中绝大多数沉迷于英雄主义的幻想。虽然他们对历史和社会的理解难以摆脱实证主义的影响，但他们对工人和农民为改善自身生活、提高自尊而追 求的“物质至上 ”却并不认同。他们对工业社会的态度是厌恶的，或者顶多是一种好恶参半的矛盾心理。他们把“精神 ”和“文化 ”置于尊严和需求之上。而且，他们依然受到1910—1920年这关键 十年经历的影响。他们永远无法摆脱一个信念（ 因为战争，这个信念变得根深蒂固 ），那就是他们正在经历一场善恶大决战，而一种新的文化风格必定会从这场大战的硝烟和炮火中诞生。这种对文化复兴的执念暴露了他们的19世纪出身。他们还不明白生活于一个持续变化而不是偶尔变化的社会意味着什么。这导致他们夸大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弱点，并误判了发展的方向。他们很快掌握了周围的新情况，但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平均主义和官僚主义社会的特点却不太了解。几乎没有人认为社会和经济组织值得分析。他们认为，思想和道德价值要比社会或经济的实际情况重要得多。这一观点使他们的社会思想带有一种乌托邦式和堂吉诃德式的特点，并且极端保守。他们一方面希望奔向未来，另一方面又渴望回归过去的等级制度和信仰，他们就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葛兰西无疑是对的， 他说1914年一代的知识分子过于依赖资产阶级秩序，过于迷恋其 思想、仪式和特权，不可能去推翻它。这个时期真正的革命者很少 出现在他们当中。
1914年一代开始走上人生舞台时，并没有形成一套统一的看法、观点和信仰，事实证明，代际思想是这些思想中最消极的一种，这实在有些反常。因为，正如巴雷斯和乌纳穆诺这些19世纪末的知识分子所说的，代际思想令人联想到毫无社会现实依据的生物决定论；它暗示着人生舞台是个无法逃脱的囚笼，跨越年龄鸿沟的交流是不可能的；它认为不同年龄组之间的分歧要比其内部的分歧更为重要；它通过解释思想是经验的直接产物而贬低了思想的地位，并对其自主性提出质疑；它让阶级利益屈从于代际价值观，从而掩盖了社会分化的重要性；它无限夸大了文学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认为他们代表了整个社会的良知和先锋力量；它还使那些受它迷惑的人无法看清一个事实，那就是所有持续的历史行动都是对已存在事物的改变，是不同年龄层合作（和冲突）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1914年一代”这个词最后必须加上引号，虽然我一开始希望把这个引号去掉。“1914 年一代 ”是欧洲知识精英创 作的一幅未能表现其自身万分之一的自画像，是一个只在意大利实现而且只实现了很短一段时间的社会和政治霸权计划，事实证明，“1914年一代”不足以充当19世纪末出生的人用以解释其自身历史的概念工具。这种代际解释的思想基础谬误太多，以至于无法支撑起整个解释框架。它的依据是理想主义和生物决定论，这两种理论的奇怪混合对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主要变化不仅毫无帮助，反而增添了许多阻碍。
然而解释的无力并不能抹杀这一思想的重要性，对于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欧洲人来说，代际思想对他们的历史和观念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奥尔特加认为，处在历史危机时期的人在跨越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那块蛮荒之地时，是注定不会有信仰的。他叹息说，人生在世，没有坚定的信仰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奇怪的是，奥尔特加并没有顺着自己的推理方式，进一步思考一种可能性，那就是 代际分裂和文化危机本身就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在20世纪初的生命地平线上嵌得这么深，以至于大部分社会理论家从未停下来看它一眼。同一个年龄层的人的看法无论多么确定，都无法简化为一 种思想、信条或是理论。1880年至1900年出生的人如此，今天的我们也是如此。然而，任何研究过这一时期出生的欧洲知识分子的作品和人生轨迹的人都不会怀疑，代际主义是“1914 年一代”流传最广也最根深蒂固的信仰之一。
本文选摘自《1914年一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迷惘一代”的诞生》一书第六章“两个世界之间的漫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