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六姊妹》近日在中央电视台、腾讯视频播映，收视数据不俗。该剧改编自作家伊北同名小说，故事题材厚重，时间跨度从20世纪60年代直至21世纪初，讲述何家四代人的普通生活与风雨变迁。
近年来，《父母爱情》《平凡的世界》《大江大河》《山海情》《人世间》等年代剧接续播出，一度唤起观众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要在众多同类型剧集中脱颖而出，自然需要在故事性、艺术性、思想性方面具备优势。《六姊妹》表现时代巨变中几个姐妹不同的人生，以温情脉脉的伦理叙事彰显一种家的哲学。从时代进程、故事演绎、人物性格、场景布局等多维角度考察，该剧拥有一部年代剧的良好品质；同时，它在年代真实与故事虚构之间形成一些罅隙，没能更好地创构深刻悠远的艺术张力。
时代变迁下具体的人
《六姊妹》的年代跨度长，人物角色多。
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刘钧饰演的何常胜与邬君梅饰演的妻子刘美心从江苏扬州迁移到安徽淮南。随后，奚美娟饰演的其母何文氏从老家带着何家老大何家丽也来到淮南，约好来接他们的何常胜并未按时来到码头，原来何家老三即将出生。
随后五集都在讲述何常胜求子心切，却连得六个女儿，这时剧情冲突主要围绕“求不得”而展开，生儿子的执念、将女儿送人的意念，以及旁人的嘲讽、家人的分歧，各种大小烦恼交织成生活的悲喜剧。针对这一开局，有些观众不乐意了，觉得这简直是“厌女症”。实则未必，这还是表现了1970年代普遍存在、非常真实的朴素愿望。
随后全剧的核心情节由何常胜与刘美心的生子主题进展为女儿们的婚恋主题，对应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正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重要转折时期。奔腾向前的时代下，六个姐妹奔赴不同的人生。何常胜因救人而遭遇车祸离世，三代人何文氏、刘美心与六个姐妹构成了全员女性的家庭结构。编剧把何常胜写没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已不能尽意，而是“妇女独撑一片天”。
这部剧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超越了脸谱化、群像化的人物设置，突破了“女性群像”的叙事意图；它不是抽象地、宏阔地表达女性意识，而是具体地、细腻地表现一个个姐妹的人生。光阴的故事里，爱与被爱的，都是具体的人。
六姊妹性格各异，我们难以把她们简单地归成某一类人。沈月与梅婷饰演的不同年龄段的大姐何家丽成熟稳重、责任感强，是家中主心骨。家丽小时候感受到父亲对儿子的渴望，盼望自己也能像男孩子那样让父亲骄傲。一日，她去理发店绞掉两根麻花辫，短发的她问爸爸，这样是不是就像男孩了？真是让人唏嘘感慨。何家丽生下儿子，与陆毅饰演的丈夫张建国商定孩子姓何，以完成父亲的夙愿，真是封建又感人。高露饰演的老二美丽温婉，坚韧顽强；颖儿饰演的老三经商致富，爱出风头；吴倩饰演的老四考上大学，个性较强；曹斐然饰演的老五爱跳街舞，命运多舛；李嘉琦饰演的六妹任性自私，格局狭小。六个女婿也是各有特点。该剧主要表现家长里短与情感纠葛，终究是摆脱了“玛丽苏”的甜腻或“大女主”的霸气，在峥嵘岁月里道尽了平凡的生命与琐碎的日常。
温情叙事与家的哲学
《六姊妹》以温情的家庭叙事联结起具体的人，体现了家的哲学。
家是理解世界的一种范式，也是解释世界的一种路径。儒家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联系个体与社会的重要纽带，个体不是彷徨无依的，而是依靠家而缓慢成长的。家建立了个体基本的生存论经验。家是物理空间，更是精神家园。剧中由何文氏、刘美心、何家丽组成的家委会为家里大小事宜商量决断，捍卫家的意义，并让六姊妹在精神意义上实现“归家”。
该剧围绕家庭关系而展开，包括代际关系、夫妻关系，并不断强调要维系家的温暖与和谐。聚餐是集中表现家庭氛围的重要形式，将家人的记忆、情感与期盼凝聚在一起。剧中时常以聚餐来呈现时间跨度、生活变迁与关系转折。何常胜在世时强调“家和万事兴”，六姊妹各自成家后，一次家庭聚餐，奶奶说一家人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并讨论“什么是家”。她们说“家不是餐厅”“家不是做生意的地方”“家是干干净净的”“家，是有妈的地方”“家，是有媳妇的地方”“家是安心、踏实”……该剧正向地表现了家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长辈对孩子的爱、大姐对家庭的担当。
家的沉沦、破碎、丧失也是无法回避的。在生存论、精神性的层面，很多人要面对家的重建。该剧主要基调是对家庭进行温暖化叙事，同时也不回避家庭关系中的自私、偏见与反抗，由此呈现真实的人生。
比如，老三与欧阳的婚姻一开始遭到一家人的反对，老三对此耿耿于怀。大姐下岗后向她借款三千，老三虽然内心里认定这是送大姐的、无需还钱，但仍要求大姐写一张借条，这一行为背后是老三的逻辑：我的世界我做主。老四老五在父亲去世后争抢着要顶替父亲的工作，吵架打架劝架，一家人乱成麻。老六的婚事遭到反对，老六出言不逊，指责大姐内心扭曲，并且揭其伤疤，说因为大姐没能和初恋结婚，所以见不得别人好。母亲对于老六的偏袒与纵容，也是可见的。
较之爱的无私，爱的差等、爱的偏私同样得到反映。家庭中的权威与秩序发生了变化，服从已不大可能，该剧在姐妹间的反抗与对峙中表现出故事的戏剧性与人性的复杂性。
因剧情需要而弱化现实逻辑
与其它年代剧一样，《六姊妹》具有怀旧色彩。一方面，它的视觉细节是考究的，空间场景、道具服饰、演员妆容能将我们带回上个世纪后期的时代氛围之中。另一方面，它的情节是与时代普遍呼应的，比如，恢复高考后，张秋芳、张秋林、老四去考大学，借此改变普遍人的命运；汤振民与老五街头热舞，对应于80年代一种大众文化潮流；欧阳与老三的经商事业，对应于改革开放的下海潮。
这种呼应有写得好的地方，但大多数时候，它们并未深刻结合到家庭轨迹之中。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欧阳停薪留职选择下海，国企改制时期老大下岗，这些潮起潮落的重要阶段，该剧只呈现了选择和结果，有点遗憾。如果能把社会场域中的工作动荡与家庭场域中的生活片段更加有机地融合，相信会出彩很多。因此，这种怀旧带动感官上的满足、表面上的呼应，实则难以切入历史拐点的思想肌理与艺术表达。
剧中第15集，老二乔迁新居，众姐妹至家中暖房。二姐夫掌勺，端上拿手好菜冬瓜排骨汤。饭菜烧毕，六姐妹围坐于大桌聚餐聊天，二姐夫和三个孩子则于客厅小茶几吃饭，分成了大桌和小桌。细心又挑剔的观众会问：咦，那个年代男人还不能上桌了？剧中第21集，老大遭遇下岗，在家消沉度日，沉迷于打麻将。经过张建国一番劝慰，老大决定向老三借钱，开启卖菜的小买卖，自此起早贪黑。细心又挑剔的观众又会问：咦，国家干部张建国的妻子为何率先被下岗了？类似这样的情节细微处，本可以发掘出更悠深之内涵，却陷入了某种逻辑不自洽。
如果要问，相较于20年前的年代剧《父母爱情》，《六姊妹》有什么进步？进步是难的，暂且作罢。《六姊妹》传递了爱与温暖，彰显出家的哲学。在岁月洪流中拍光阴的故事、爱具体的人，这是完满的。同时，它主要渲染婚恋家庭，六个姐妹，至少六次出嫁，也会让人产生一些审美倦怠感，如果能适度转移到社会空间，充分展现时代洪流中可以掌握的历史机会、难以掌控的人生命运以及来去无端的爱与痛，想必更能添一份壮美。
原标题：《六姊妹》：年代真实与故事虚构间的罅隙
栏目主编：邵岭 文字编辑：郭超豪
来源：作者：周才庶（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