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阎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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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杭州火车站不远处，高楼林立的楼群中有一条小街叫马坡巷，巷子里有一栋殿堂式的古老建筑，这就是龚自珍出生的地方——龚家老宅一角。
龚自珍的远祖原是北宋的臣子，靖康之变，龚家随难民南迁，最初落脚余姚，辗转数代后定居临安（杭州）。到龚自珍出生时，这个家族在杭州已经居住400多年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宦之家，数百年来，龚家几乎每一代都出一两个中小官吏。
龚自珍出生在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1792年8月22日），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康乾盛世”。龚自珍的祖父龚敬身，是乾隆中期的进士，官做到云南楚雄知府、迤南兵备道，以府道大员身份退休。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才把弟弟的孩子龚丽正过继过来作为嗣子。在龚自珍5岁那年，他的父亲龚丽正以前一年中举、第二年联考联捷的成绩，一举考中进士，被授为内阁中书留在北京供职，三年后升为礼部主事。因为他的父亲长年奔波在科考的路上和在京为官，所以，龚自珍的童年，基本上都是他祖父及母亲和外公在苏杭二州进行的家庭教育。
龚自珍的祖父是进士出身，学问自不必说了。他的母亲段驯，是清代有名的学者苏州段玉裁的女儿，有诗作传世，学有家源，教育起孩子来更是得心应手。外祖父段玉裁任过知县之类的小官，他以文字训诂一类的学问闻名当世。他注释的《说文解字》，在当时就是儿童启蒙教育的教科书。而外孙龚自珍的名字，也是这位老先生给他起的，寄希望于他能自珍自爱，在今后的路上走出一个完美的人生。
这种家庭非常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所以，龚自珍大约是在四五岁时就认识很多字了。到八岁时，大人们就让他学习旧《登科录》（有点像现在考上大学或考上研究生的人名录和试题一类的书）。用意十分明显，就是为他指定了一条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当官发家的道路。
同时，龚自珍在母亲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他还入门学起了写诗。据资料记述，这一时期，龚自珍的音乐艺术天赋也有所崭露。在西湖南部六桥附近龚家的小楼上，龚自珍身穿淡黄色童衣，“梳双丫髻，倚栏吹笛，歌东坡《洞仙歌》，观者艳之。”有一位画家还把他吹笛子的情景画了一幅画，叫做《湖楼吹笛图》，在士林中传为佳话。那时他还很淘气，有时跑到庙里，盘腿坐在佛座上双手合十。
1803年，龚自珍12岁的时候随父母举家迁往北京。他们全家是乘坐粮船顺大运河进京的，路过苏州外公家，当然要去住上几日。就是这几日，龚自珍的外公段玉裁把自己整理好的《说文解字》部目给了龚自珍，希望他进京后专心学业，图个正途出身。大约也是在这几日，在父母的包办下，龚自珍与他舅舅的女儿、表妹段美贞订下了娃娃亲。
当龚丽正入朝正式复职时，有旨将他由礼部主事调到军机处任章京行走，虽然是同级调动，但地位却高出许多。这不单是礼部位于紫禁城外（今天安门广场上），而军机处则在紫禁城内离皇帝更近，更重要的是，军机处可以越过六部直接与皇上对话，而且凡是六部的事务都可以过问的特殊衙门。所以，有清一代，大凡考中进士的人，没能进入翰林或进过军机，是一件十分没有面子的事情。
龚自珍纪念馆中的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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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随父母一到北京，家里就为他请了教书先生。从此，天性好玩的龚自珍被紧紧地束缚起来，去系统地学习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但他童年的天性没有变，特别喜欢交友和游玩，不过多是和他年纪相仿的如袁桐（袁枚的侄子）这样的官宦家庭子弟。史料上说他学习很轻松，“屡逃学”，他的家人常常到处找他。有一次，满头白发的老家人段玉立（他外公的弟弟）到法源寺寻找龚自珍，他却偷偷地藏到一棵树的背后，庙里的和尚于是开玩笑说，我看到一猿一鹤了。这里，猿，指的是淘气的龚自珍；鹤，指的就是白发的老家人。应该说，他童年的天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为他的放旷性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进入少年后，他的个性却被牢牢地禁锢起来。
这一时期对龚自珍影响最大的人不是父母而是他的私塾先生宋璠。宋璠是浙江建德人，是一个漂在北京准备科考的27岁穷秀才。这位秀才是头一年才来北京的，最初是在刑部员外郎戴敦元家当私塾先生，边工作边准备科考。第二年通过戴的推荐来到龚自珍家任教。为了金榜题名，这位先生每天天刚亮就起床看书写字，一直到四鼓（四更天）才睡觉休息。最后他虽然考上了举人，但却没能做官，长期的劳累积劳成疾，让他在33岁那年就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龚自珍亲眼看到的，一个活脱脱的青年为了功名，奋力地挣扎在科考路上所上演的人生悲剧。
但是，科举考试的路再艰难，也是龚自珍必须要走的，他没有别的选择。17岁那年，父亲把他带到国子监拜国子监祭酒蒋祥墀为师。实际上，父亲是为他能够顺利地考取贡生寻找门路。也就是在这里，他父亲带他看了先秦时留下来的十只石鼓，上面刻着人们不认识的籀文，让这个17岁的少年萌生了浓厚的兴趣。
就在这年闰五月，龚自珍的父亲和叔叔（比丽正晚两届，于1802年中进士）同时被皇上点为广西和湖北的乡试正考官，兄弟二人同时被点为两省乡试大考，在当时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清代的中央官府尤其礼部是清水衙门，俸禄很低，赚不到外快。所以，能出去主持乡试大考，是一件既发财又交人的好事。有人说，朝官去外省当一次乡试主考官，比当三年知县还肥。估计，这是龚自珍父亲当官以来捞到的第一桶金。
就在父亲去外省大考的时候，龚自珍结识了他的第一个密友，忘年交王昙。
说起他的这位忘年交，却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人物。龚自珍18岁，王昙已经51岁了。王昙是浙江秀水人，也算是龚自珍的老乡了。史载，王昙是乾隆朝的举人，从小行侠仗义，能耍宝剑，爱说大话。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事，他吹嘘会一种掌心雷，能破万人胆，权臣和珅的一个亲信，推荐他去破白莲教。后来随着乾隆的去世，和珅的倒台，从而引起士林的一片嘲笑声。此后，在他一连参加五六次进士大考时，考官一看到他的名字就不取中他。就这样，他一直混在北京，靠着他和妻子画画卖钱度日，成了一个“老北漂”。对现实的不满和谩骂，成了这个怀才不遇的“老北漂”性格的主要特征。王昙对青年时期龚自珍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影响。
19岁时，龚自珍在北京应顺天府乡试考取了副榜第二十八名贡生，俗称“副贡”。所谓贡生，寓意为把少年俊才进贡给皇上。而在民间，则习惯地称贡生为“秀才”。一般是只有有了贡生的“学历”，才可以报考举人。而只有有了举人的学历，才可以报考进士。进士、进士，即进而为士，中了进士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由中央统一分配当官了。所以，凡是经过多层次考试而不是花钱捐的官，就是正途出身。而靠花钱捐来的官，总觉得理不直气不壮，有一种让人歧视的感觉。
1812年，21岁的龚自珍以贡生的身份考取武英殿校录。清代没有打印机和复印机，所有的文件全靠手写手抄，所以，一份相同的文件要分到很多个部门时，需要用很多人去做抄写、校对的工作。这是一种非官员待遇，临时聘用人员干的工作。估计是他父亲怕他呆长了学坏，让他有点事干，边干边学地准备将来考举人、考进士。
龚自珍刚上班没有几天，就从朝中下来一道圣旨，父亲外放为徽州知府。所以，这年的春季，龚自珍就和父母一起全家搬离了北京。从12岁到21岁，龚自珍在北京生活了9年。
北京9年，龚自珍曾在诗文中提到过，他在14岁时就学过古今官制之学；后因为读了《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始为目录之学；去国子监见石鼓文，始为金石之学；进武英殿校对了几天“文件”，又说自己学了校雠之学等，显然夸大的成分太多。今天看来，他当时充其量只是接触了这几种学问的皮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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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府是江南比较富裕的地区之一。过去有句话叫“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龚丽正当知府这三年，是他捞的第二桶金。
龚自珍随父母到徽州后，就随母亲去苏州省亲，而其中最主要内容是给龚自珍完婚。这年四月，他和表妹段美贞在苏州外公家办完了喜事。接着，他带着新娘回杭州老宅看望叔伯兄弟们。转了一大圈后回到徽州，他就把妻子留在徽州父亲的衙署，只身北上去赶下一届的北京顺天乡试。
1812年，22岁的龚自珍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举人，妻子在徽州病亡的信却送到了北京，他于是匆忙赶回去奔丧。就在他奔回家的半路上，河南、河北、山东一带爆发了天理教起义，北京的天理教竟然在太监的引领下攻进了紫禁城，这可是大清建国二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大事件。好在嘉庆皇帝在热河避暑，才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
龚自珍返回南方经过的地方，正是天理起义的区域，他目睹了起义地区民不聊生的生存状态，也看到了他所尊畏的皇权的虚伪，为他同情劳动人民、蔑视皇权的叛逆性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24岁时，龚自珍在徽州续娶安庆知府的侄孙女何吉云为继室。25岁时，父亲龚丽正任徽州知府期满，升任江苏苏松太兵备道，龚自珍随全家一起移居上海道署衙门。
苏松太兵备道，有点像现在的地方警备区司令的职务，是比知府大一级的武官职务。主要负责长江三角洲一带的社会治安和剿匪工作。当时，这里商业发达，人口稠密，人民富裕，能在这里任兵备道是一个让很多人艳羡的事情。估计，龚家就是在这里捞到了最后一桶金。
这一时期，龚自珍除帮着父亲忙碌衙门事务、攻读学业外，就是走亲访友，结交当地名流。27岁的时候，他在老家杭州报名参加了又一届的乡试大考，一举考中了第四名举人。有清一代，有了举人“学历”就有进入官场的资格了，不过可不像进士那样一得到“文凭”就马上分配成为“公务员”。举人得等着看哪里出缺，而且至少得有两次会试没通过的举人才可以去补缺。因之，那些多次考不上进士且知道再考多少次都无望的有钱人，就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去补缺。实在找不到门路的，还可以拿一大笔钱去捐个官来做，但是捐来的官总让人抬不起头来，而且还不是个好缺。所以，一般举人都是一考二考三考地一直考下去，希望搏得个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龚自珍也不例外，中举后，父母都希望他来年春天去北京参加会试，也像他父亲一样联考联捷，一举考中进士。
刚过了年就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29岁的龚自珍告别父母妻子，只身赴京，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全国会考。为了儿子的前途，龚丽正多了个心眼儿，给他在京时结识的好友刘逢禄写了一封十分诚恳的信，当然还有一份厚礼，让龚自珍到京找他。名义上是拜师学习，实际上是在会试时帮帮忙让儿子过去。此时，刘逢禄正在礼部当主事，因为治公羊春秋的学问而闻名当时，并多次参与会试出题和阅卷（考生把给自己阅卷的老师称为“坐师”）。其实在当时，有地位的官僚们为了儿子的前途都在这么做，也是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
非常遗憾的是，这次刘逢禄没有当上龚自珍的座师，没有帮上忙，龚自珍第一次向官场冲刺的努力以失败告终。这次大考湖南邵阳的魏源也来了，不过他是到顺天府参加举人考试的。幸运的是，魏源一考中举，就留在京师准备参加后年正常年份的会试。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中国近代史上两个著名人物龚自珍和魏源，在攀爬“国考”这架梯子时相识了。
杭州龚自珍故居仅存的正房：龚自珍故居位于杭州火车站附近的马坡巷，又称“小米园”。这里是龚自珍的出生地，现在已辟为龚自珍纪念馆。纪念馆占地680多平方米，主体为六开间二层木结构建筑。古朴典雅，环境清幽。龚自珍12岁随父离乡，道光十九年（1839年）最后一次回杭，其间很少回来。现馆内陈列着龚自珍生平事迹介绍和名家书画等。纪念馆现已被列为杭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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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和龚自珍同时拜在刘逢禄门下，积极准备后年再上场。刘逢禄发现，他的两个门生，竟然都是头脑敏捷、学识根底深厚的人才。尤其是当谈到国家形势、大政得失时，两个年轻人竟然能把社会弊端结合古代典籍说得头头是道，让这位讲究经世致用的学者赞赏不已，便时不时地在臣僚中传播他们才学如何了得，结果，龚、魏二人未登第但大名却为很多人所知。
第一次会考落第，龚自珍已是快三十的人了，道光元年（1821年），父亲龚丽正果断地花钱为龚自珍捐了一个内阁中书的职位，使他成为国家正式“公务员”，同时让他边干工作边准备再一次的大考。
在这一年秋天，军机章京出缺，援例要在内阁中书中选拔。龚自珍自恃才高八斗参加了考试，令他沮丧的是没有被录取，于是他一连写出了《小游仙诗》15首，嘻笑怒骂地发泄心中不满情绪。
两年后的道光二年（1822年），闰三月，是因为道光皇帝登基额外增加的一次考试，因此叫做“恩科”。龚自珍、魏源、邓传密三人同时入场参加会试，结果三人同时落榜。估计魏源、邓传密的老子没有能力为他们捐官，他们只得离开北京去古北口给守在那里的直隶提督杨芳当幕僚，龚自珍则继续留在北京当他的内阁中书。龚自珍孤身留在北京，居住的具体地方叫做北京城南圆通观的魁星阁，雇了一个老仆侍候他的饮食起居，过起了“北漂”生活。
如果把满清王朝的政治体系比作一套完整的神经系统的话，那么，内阁就是这套神经系统的中枢。内阁的最高官员是三大殿的大学士（旧称宰相，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内阁的成员由近200位学识渊博的满、汉、蒙三个族别的员工担任，主要是为皇上和朝廷大员们制定政策条款时查找资料，提供历史和现实各种信息，高级的中书还得起草文件，还有的担任满、蒙文字的翻译工作。内阁中书虽然地位低下，但却最早知道国家出台的和即将出台的方针政策的具体内容，可以进入大内查看所有的历史档案，甚至可以查看历任皇帝的朱批文件手谕。他们凭着进出紫禁城的腰牌，可以通过东华门（专门为进宫的官员开的宫门）进入大内，这在其他衙门里，就是府道大员来京，都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地方。这就是龚自珍的诗词里，常把自己说成是“东华生”的原因了。让龚自珍大开眼界的同时，也让他一脚踏进了清政府最核心的机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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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20到1822这三年间，龚自珍除了中间请了几个月假回上海外，基本上都是待在北京边上班边备考和参加两次大考的。这三年，到北京参考的举子云集，他又是一个有钱的公子哥，还是一个有了正式工作的人，所以，他结交了很多外地朋友。同时，也是他的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在内阁任职期间，他对新疆和蒙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处搜集资料和地图，准备写一部40多卷本的大型《蒙古图志》。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他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有些资料甚至是孤本。在他回家时，怕留在北京弄丢了，就把它们带回了上海家中。而关于新疆，他通过阅读历史档案，知道俄国人一直对那里虎视眈眈，于是，感到应该提早预防，就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出发，向他的上级内阁大学士上了一疏，叫做《西域置行省议》，在清代第一次提出将新疆改为行省。可以想象的是，刚上班没几天的小职员，可能连大学士（宰相）的面都没有见过几次，就向大学士上书，谁会理会他呢。因此，人们都以看到怪物的眼光来看他。他又多了个外号叫“龚呆子”。
道光二年九月二十八日，龚家在上海的道署衙门突然发生火灾。烧了公房不算，他家的5万卷藏书包括龚自珍搜集来的蒙古图志的大量珍贵资料化为灰烬。龚自珍的父亲任职三年政绩考核，因为这场火灾，不但没有升职，反而降了一级俸禄，还要他自掏腰包修缮衙署。好在没有撤职，还让他仍署原官。只是龚自珍的母亲因此吓出病来，卧床不起。一个月后，这个坏消息传到北京，龚自珍痛不欲生，急忙往古北口写了一封信，请求好友邓传密来京，替他照看房子和图书，他则于本年十一月向上级请假，于一个月后回到上海家中安慰父母。
在家里只过了一个春节，龚自珍就匆匆赶回北京上班。没想刚过半年，龚自珍的母亲就在上海因病去世了。照例，龚自珍回家守孝三年。
从道光三年到道光六年，三年时间里龚自珍除了把母亲尸骨送到杭州祖坟安葬外，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昆山买了一处房地产。先前，龚自珍的父亲用了500两银子在昆山的玉山旁买了一块土地。这回又买了房子，而这套房产原是康熙朝吏部侍郎徐秉义的，规模一定不小，估计一定是花了一大笔银子。这是龚自珍的父亲自当官以来二十多年，或从老家杭州出来后，为自己也是给儿子置下的非常像样的一份产业。龚自珍也因此喜出望外，为这一别业取名为“羽琌山馆”，还为自己取了个别号叫“羽琌山民”。（据古代神话故事《穆天子传》记载：“天子大飨正公诸侯王勤七萃之士于羽琌之上”，又有“觞天子于羽陵之上”之说。古人把收藏奇珍异宝、秘典图史的地方称作“羽琌”或“羽陵”。龚自珍在《反祈招》序中说：“羽陵异书之所藏。”明确说明这座羽琌山馆是他收藏奇珍异书的地方。）
此时的龚自珍露出了富家公子哥的本性，大把地花起钱来，主要表现在四处收买古董和图书。古董里有古印章、古砚台、古镜、古剑、古鼎等珍宝，统称“三秘十华九十供奉”计一百余件。其中最有名的，是他花了690多两纹银，居然把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的玉印弄到了手。
正在龚自珍陶醉在他的山馆别墅和他的稀世古玩里的时候，魏源去上海路过昆山来访。原来，此时魏源正在江苏巡抚陶澍的手下当幕僚，为了漕粮海运的事情，到上海去考察的。他们约好，要在道光六年同去京师参加进士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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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六年（1826年），35岁的龚自珍在昆山过了一个全家团圆的新年，然后他带着全家，包括他的妻子儿女，还有他的父亲一同北上京城。父亲龚丽正是因为三年兵备道期满，照例进京述职的。清代官场规定，所有的地方府道大员，每任职三年都要到吏部述职，经吏部考核（称为京察），确认政绩好坏，决定其是否留任或降职或升职。龚自珍选择这一年入京，是要参加春三月的又一次会试大考的。又因为他为母守孝三年期满，可以回内阁上班，一般不会再回南方了，所以，带着妻子儿女一同进京，作了长期定居北京的打算，估计上斜街的龚家房子就是这时买下来的。
春三月，龚自珍再一次参加会试仍落第。但这一次落第，却使龚自珍真正出名并为士林所知。史载，这一次大考，阅卷的考官正是父亲前几年为他找好的老师刘逢禄。清代的举人进士考试，虽然实行的是“糊名法”（即考卷是密封的），但从答题的字体到文章内容，刘逢禄一眼就认出了他手里的卷子是龚自珍的；另外，他还在相邻阅卷大臣的手里，发现了魏源的卷子。于是，他极力向上推荐他的这两个门生。但是，无论他怎么争取，在会评的时候，还是没有录取他们俩。对此，刘逢禄作了一首《伤湖南、浙江二遗卷》的诗，在极口赞美龚魏二人才学的同时，尤为他们的落榜抱屈。由于刘逢禄是当时的大儒，名震朝野，所以，此诗一出，龚魏之名大噪京师，都以能认识这两个人为荣。龚魏齐名，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龚自珍从道光六年入京，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辞官出都共13年时间，他一直和家人生活在北京。这段时间里，龚自珍主要经历了如下有影响的事情：
道光七年，龚自珍36岁，62岁的老父亲龚丽正以自己有病为由申请退休。估计是述职不合格，在北京待了半年也没有被朝廷安排，才自己提出辞职的。
道光九年38岁时，参加第六次会试勉强考中进士。因为他的书法不符合清代馆阁体的要求，殿试三次不及格而把他排到三甲第九十五名。
道光十一年40岁时，龚自珍把自家上斜街的房子以2200两银子卖给了番禺盐商潘仕成，全家搬到烂面胡同租房居住。
道光十二年41岁时，京师大旱，皇帝降旨求言。大学士富俊五次访问龚自珍征求意见。龚自珍上《当世急务八条》书，富俊读至“汰冗滥”（裁去那些没有水平的官员）一语，动色以为难行。
道光十四年43岁时，参加朝廷的考试差（到外地做乡试的考官）未入选。
道光十五年44岁时，升任宗人府主事（相当于今天的正处级）。
道光十七年46岁时，龚自珍京察为一等（优秀），照例引见（皇帝接见）。被选为湖北同知，他自己力辞不就，改授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这一年，因为经济原因，他把家搬到另外一处较小的房子居住。
道光十八年47岁，因事忏其长官，被夺俸一年（一年不发工资）。生活困顿，快过春节时，去保阳（今河北保定）向蒙古族朋友、直隶布政使托浑布借钱度日。这年末，林则徐奉旨去广州禁烟，龚自珍想离开京城官场，写信自荐愿随同前往，却被林则徐婉言谢绝。
总之，龚自珍考中进士，为他的官场生涯铺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最初几年，他也确实意气风发，经常和他的朋友们如魏源、吴葆晋、汤鹏、林则徐、黄爵滋、徐宝善、张维屏、包世臣、端木国瑚等新老进士官僚，或游城南花之寺，或游城西尺五庄，或游法源寺，或集于某处风景名胜处或某家书斋赋诗吟咏。但是到后来，他的家境每况愈下的同时，又因为他口不择言，直陈时弊，多不合时宜，动与世忏，仕途也越来越不顺，最后只得辞官出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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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农历己亥年，1839年）四月二十三日，48岁的龚自珍带着满身创伤踏上了回南方老家的漫漫长路。“黄金白发两飘萧”是他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促成他辞官出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他得罪了某个权贵，确实是有人要谋害他；二是家里太穷，实在在北京混不下去了。
龚自珍无法在官场中生存，选择自我流放。因为没有钱，连家小都无法带走。雇了两挂马车，一车载书，一车自载。而这些行头，都是他的朋友花钱为他置办的。他的密友吴葆晋把他送出京城外七里远的地方，以茶代酒为其饯行。吴葆晋是龚自珍的“三同”朋友，即同年中举、同年中进士、同因会试不及格而入中书，并且在一起工作10年之久，对他说话口无遮拦的性情非常了解。好友魏源在外地曾给龚自珍写过一封信，“近闻兄酒席谭论，尚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庭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恐深有关，不但德行之疵而已。”遥远的归乡长路，吴葆晋对他的朋友放心不下，以茶代酒，还是怕他酒后失言以致于惹祸。不然的话，相处10年之久的朋友分别，不至于连一顿酒都请不起吧。
愤怒出诗人，坎坷也出诗人，而这两个条件龚自珍全占了。出京后的一路上，龚自珍诗兴大发，来了灵感就写诗。每写出一首，他就把写诗的纸揉成团儿扔进小筐里。最后，小筐里积了315个纸团共315首诗，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在这组诗里，龚自珍不但唱出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也唱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弹丸垒到十枚时”的末世挽歌。
龚自珍遗墨：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三（1841年8月19日），龚自珍为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作序，距龚自珍暴亡的八月十二日仅一个月零九天，堪称绝笔。龚自珍因为其书法不合馆阁体的要求而险些落地，观其遗墨，确实很有个性，和那些如同印刷体般规整的馆阁体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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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长江就是镇江，只见人山人海，一打听，原来近一段时间少雨，今天又是玉皇大帝的诞生日，老百姓在几个道士的带领下正在进行求雨仪式和庆祝玉皇的诞日。龚自珍以诗文名震天下，他认识的一个朋友便拉他去见庙会的主持道长，说请他写祭祀的“青词”（类似祷告的咒语）。龚自珍一下子难住了，他这双手一直都在写诗写文，再不就是写官场上那些无聊的文书，哪里会写什么青词啊。只是他无论怎么也推却不了，于是他凝神屏气，看着老百姓一张张渴求的脸，他们都把希望寄托给了苍天，可苍天又能给老百姓什么呢。想到一天天没落下去的王朝，多么希望玉皇大帝能够降生几个能扭转乾坤的人物啊。就这样，他挥洒自如，写出了四句话：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全诗气格苍凉悲壮，有气吞山河的力量。后人评价，此诗表达出了呼唤变革的先声。
两年之后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龚自珍受聘主讲丹阳书院。闰三月初五，父亲龚丽正以75岁高龄病逝于杭州老宅。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年仅50岁的龚自珍暴卒于丹阳书院的公寓里，死因至今不明。
龚自珍死得相当突然，因为他去世前的那些天里始终到处奔走，身体没有发现任何毛病。就在他暴死的前几天，他曾到扬州看望好友魏源，并为他的一把扇子题诗；也是在扬州，他还答应河道总督麟庆，为他即将成书的《鸿雪因缘图记》第三卷写序言；也是在八月初，鸦片战争的战火烧到上海，他还给上海的江苏巡抚梁章钜写信，打算辞去书院主讲的职务去他那里当幕僚，参加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战斗；也是在他死的前几天，上海道来信，打算为前任兵备道、已故的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立个牌坊，想在牌坊落成之日，请龚自珍莅临题字。种种迹象表明，龚自珍绝不可能是自杀，也不可能是得了急症。很多人都怀疑，龚自珍是被人谋害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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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出生于世代官僚人家，从小衣食无忧。他又天性聪明，在祖父辈的呵护下，养成了大家公子哥的无拘无束的性格。“少时读《东方朔传》，恍惚若有所遇，自谓曼倩后身。”最先表现出来的是说话直来直去，敢于说些别人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摘录几条如下：
他说：“《长恨歌》里有一句‘回头一笑百媚生’，乃形容勾栏妓女之语，岂是贵妃风度耶，白居易真乃千古恶诗之祖。”
他勉强考中了三甲进士，坐师是礼部侍郎王植。把试卷拿到手里后，有人告诉王植，这是浙江龚自珍的，“此人性喜骂，不如荐之，如不荐，此人骂必甚。”王植听了，果然取中了他。过后，有人问龚自珍坐师是哪位？龚自珍说，“实希奇，乃无名小卒王植耳。”王植知道后无奈地对劝他的人说，“依汝言荐之，中矣，而仍不免骂，奈何？”
龚自珍自恃才高，甚至连他的父亲和叔叔都瞧不起。有人问他父亲的文章如何，他说，“稍通气。”问到他的叔叔龚守正时，他则说，“一窍不通。”有人问他叔叔龚守正作何学问，他则不屑地讥讽说，“吾叔读五色书学问，红面者，晋绅；黄面者，京报；黑面者，禀贴；白面者，知会；蓝面者，账簿也。”就是说，他的叔叔除了官员之间应酬的信函、报纸、请贴及账簿外，其他什么学问也不懂。
他甚至连皇子皇孙都敢嘲笑。如，某次在陶然亭游玩，大家提出赋诗联对。某王孙出上句曰：“柳暗花明三月天。”龚自珍对下句：“太夫人移步出堂前。”王孙奇怪地说：“我辈赋诗，只以七言或五言，子乃成八字，何耶？”龚自珍说：“子乃赋诗耶？若赋诗，吾定以七、五言报矣。”言外之意，你这上联哪里是诗啊，分明是句顺口溜。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对皇帝老儿大不敬。有一次在酒宴上，大伙都喝高了。有人提到正大光明殿（皇上坐的大殿），他竟然说那是“长林丰草，禽兽所居”。吓得他的好友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要知道，对皇帝大不敬，那可是要杀头的。
除了说话不管不顾外，龚自珍的行为也超出常人，多惊世骇俗之举：
山民（龚自珍晚号）不喜治生（不会理财），交游多山僧、畸士，下逮闺秀、优倡（妓女），挥金如土。一日，山民至（扬州魏源的絜园），见所著白狐裘下截皆泥污，而上半甚新。询之，乃他人所赠。盖赠者身修长，山民故短小，不知付匠修改，虽半入泥涂弗觉耳。
山民至扬，多寓秋实轩（魏源絜园中）。一夕，与客谈甚欢，遂坐桌上。迨送客，靴不知所在。越数日，山民行，仆辈于帐顶得之。盖谈笑极惬，手舞足蹈，无意之际，不知靴之飞去耳。后号是处为“龚定庵飞靴处”。
在京尝乘驴车，独游丰台，于芍药深处藉地坐，拉一人共饮，亢声高歌，花片皆落。益阳汤中郎鹏过之，公亦拉与饮。郎中问同坐何人，公不答。郎中疑为仙，又疑为侠，终不知其人。
少好读王文荆公（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
性不喜修饰，故衣残履，十年不更。时九月也，秋气肃然，公衣纱衣，丝理寸断，脱帽露顶，发中生气勃勃然……
以上这些生动的描述，都是出自当时亲眼所见的年轻人之手，其中一位是龚自珍儿媳妇的弟弟陈元禄，一位是魏源的孙子魏季子。他们用几近画家的笔法，为我们画出了一个不修边幅、行为怪诞、思维敏捷、言语尖刻、嫉恶如仇、花钱大手大脚、生活一塌糊涂的文人的典型形象。
10
龚自珍活着的时候，越混越背，直至退出官场，落拓风尘，暴死江湖。但死后却声誉日隆，现在已是公认的近代启蒙思想家。
龚自珍思想家的地位不是他自封的，而是他去世后不久，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物共同确认的。
比他稍晚些的左宗棠说：“道光朝，讲经世之学，唯默深（魏源）与定庵（龚自珍）。”
另一位“中兴”名臣李鸿章，对龚自珍首倡在西域设行省评价极高：“古今雄伟非常之举，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置于今日。盖先生经世之学，此其尤荦荦大者。”（按：1884年11月17日，清朝政府正式批准建立新疆省，距龚自珍1820年提出此建议已是60多年。李鸿章对龚自珍的这段评价应是在新疆建省后做出的。龚自珍提出这项建议时无人理睬，他既愤懑又自信，写下了“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的诗句。五十年后，他的预言果然应验，说明他确有预见性，李鸿章钦佩的也正是这一点。）
再往后，就是著名的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的评价：“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儳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时，举世莫及也。生网密之世，风仪隐约，不能尽言，其文又瑰伟大事业连犿，浅学或往往不得其指之所在。虽然，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芒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际未有不受激刺也。” 又说“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梁启超的话，说明龚自珍对他那一代思想家的影响：初读龚自珍，如同受到电击一样刺激强烈，只是后来再深入读下去，才觉得龚自珍的思想深度就不够了，他认为龚自珍是“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
比梁启超再晚些，革命派的思想家们登上历史舞台，著名的诗人、南社领导人柳亚子评价龚自珍“三百年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南社的社友达1000多人，黄兴、守教红、陈其美等都是南社社友，他们最推崇的诗人就是龚自珍，曾上千次地引用龚自珍的诗句，龚自珍的反叛思想在清末民初终于发酵了。
再后来就是毛泽东，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雪”的诗句，他的引用，让龚自珍的影响在建国以后仍在延续。记得我们上中学时，语文课本中就有龚自珍的散文《病梅馆记》。
为什么龚自珍对后世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这是由他的思想内容决定的。
11
龚自珍的思想内容概括起来可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对时代的批判。
龚自珍生于乾隆年间，成长于嘉庆、道光年间，主要工作时间是道光年间。尽管现在的史书，几乎众口一词地指称那是一个黑暗、停滞和落后的年代，但在当时，并不是这么回事。国家已经很久没有大的战争，可谓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当政的道光皇帝虽然心眼不坏，但才具平平，所用者也多是平庸之人。官员们按照公平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场，进入官场后又按照同样公平的方式，论资排辈，熬年头，往上爬。不思进取，也没法儿思进取，那是一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年代，进取就是生是非。这种官场规则把官员们淘洗得只知谄上欺下，捞取个人好处。那是一个慵懒的时代，没人想往快里跑，也不允许任何人往快里跑；那是一个幸福的时代，没有血雨腥风，人们安享着太平年间的快乐，快乐得有些堕落，嫖娼、看戏、抽大烟、玩古董。要想这么快乐，没钱是不行的，至少消费得起的士大夫们收入不低。在当时，从上到下，公认这是一个盛世，是康乾盛世的延续。
不理解这个时代背景，就不理解龚自珍的价值，在一片歌舞升平、文恬武嬉的盛世风景中，龚自珍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不和谐音，他刺耳地指出，是一个“衰世”，“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丑色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之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他的文言文有些拗口，译成现在的大白话就是说：从表面看来，是个大治之世，但实际上是衰世，衰世的很多现象和治世是很相像的，大家像治世时那么和平，那么快乐，那么没有是非观（治世因为天下大治，不必有是非观，而衰世是因为人心堕落，根本就没有是非观），天下没有反对的声音（治世是因为国家治理得好，所以老百姓没有意见，而衰世是因为每个人只顾自己的享乐，顾不上管天下大事，懒得发出不同声音，还给自己找麻烦）。在这个衰世中，没有一个像样的人才，不仅朝堂之上无有才干的官员，就是市井之中，连个有才干的小偷和无赖都没有。面对这个主流社会认为是和平盛世的时代，龚自珍发出了“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的叹息。从这一点上看，梁启超评价龚自珍“其察微之时，举世莫及也”，是非常准确的。
龚自珍对这个“衰世”的批判是全方位的，他批判当时官员们的作风，“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爱眷之法。”这话还得翻译过来，今天的人才能看懂：“官员在面见皇帝或上级时，不是考虑汇报干什么工作，而察颜观色地讨好上级，寻找上级喜欢的话说，如果说到点子上了，上级一高兴，赏他吃个饭或多聊会天儿，这个官员就高兴得不得了，到处宣扬。对自己门生和老婆孩子都扬扬自得地叨叨：看，上面谁谁对我多好，和我谈多长时间，还请我吃饭了。一旦没说对点上，上级发了一点小脾气，这官员就吓得不得了，哭天抢地跑出来，到处求人打听，上面那官儿到底喜欢什么呢？”这种形象，今天的人们也该不会陌生吧！龚自珍指出这种以奉迎讨好为唯一工作标准的官员们，根本不想正事儿，也没真本事，一旦真正面临危险，根本无法应付。
他批判当时官场按资排辈的现象，从一个七品官熬到一品官至少要三十年，等到当了一品大官，人也衰老得干不动什么了，只求多捞点儿钱保住子孙后代的富贵，其实也就是保住自己老有所养。
他批判科举取士的制度已经是一个汰优取劣的制度，通过科举制，把那些有“骨力”（即有个人见解）的人士排除在官场之外，进入官场的只是些根本担当不起江山社稷的软骨病患者，这些人就像用稻草扎成的草人，里面再装些腐肉，这些行尸走肉般的人充斥了朝堂，一旦来一场大的风波，必然荒忽飞扬，化为泥沙。
他的批判还直接触及了封建统治的核心——君主集权制度，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指出帝王们均是靠阴谋诡计上来的，并以摧残士大夫的自尊心（即廉耻感）作为统治技术。所以，他希望帝王们应该像春秋时诸国国君对待宾客那样的尊重，对待现在的大臣。
尽管对时代的批判非常犀利，也呼吁变革，说“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变革”，但并没有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坦承“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但开风气不为先”。
第二，关心边疆史地，对西北边防和东南边防，都提出了未雨绸缪的建议。
前文说过，早在1820年，他就提出过在新疆（西域）设行省的建议，这建议在经历过“阿古柏之乱”“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后，终于得到了落实，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对龚自珍的认可，就是从这件事上说起的。
他在提出西域设行省建议的同时，还研究蒙古问题，编著《蒙古图志》，近代关于边疆史地的研究，龚自珍是开山者之一。这种研究不仅为西北边疆实务提供了知识储备，还作为一种学术资源，促进了现代边政学和西北考古学的发展。
他也敏锐地注意到东南沿海的问题，他对鸦片深恶痛绝，写诗描述那些吸烟片的人如同鬼魅一样眼泪乱流的丑态，在写《西域置行省议》的同时，他还写过《东南罢番舶议》，此文现已散佚，但根据他在其它地方的言论，可以推测是主张在东南沿海禁止鸦片贸易（他后来给林则徐还提过这方面的政策建议），同时，还要保持与英国等外国的正常贸易。
第三，对西方外来势力对中国影响的预感。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发生鸦片战争，因此，全国上上下下对西方国家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影响毫无所知。龚自珍则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认识到了俄罗斯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所以才有在西域设行省之议，他意识到与英国的正常贸易的重要性，认为进口一些大米之类的必需品是必要的，但钟表、燕窝这些奢侈品则不宜进口，他也意识到热兵器（也称“火器”）的重要，认为这是防守沿海最需要重视的兵器，等等。总之，他以一种比较正常的心态意识到了外部力量的存在，而且意识到将与之持久打交道。但囿于知识所限，他对外国的情况不甚了解，这项工作是由他的朋友林则徐、魏源等完成的，但也正因为他不排拒去了解外国，才使得他们有了共同的沟通基础。
12
今天我们如何认识龚自珍的思想价值？
其实，在前面我们所引述的历代名人对龚自珍的评价中，我们能够看到，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立场，从他思想中汲取的是不同方面的内容，比如左宗棠、李鸿章，看中的是他对边疆史地这类经世致用学问的研究，因为这些人本身就是封疆大吏，又是在强邻环伺下应对危机，所以，对龚自珍的先见之明有所共鸣。而梁启超之后的人，出于改造社会的动机，汲取的主要是龚自珍批判社会、鼓吹个性自由解放的内容，那也是由于他们并非当权者，而是要夺权闹改良的地位所决定的，他们需要龚自珍所提供的“批判的武器”。
从龚自珍自身的角度而言，他的思想不是凭空而来的，而产生于他亲自经历的生活环境，当时那个时代就是那么平庸堕落，那种行尸走肉的生活是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知道的，只不过绝大多数人都随波逐流，不去想这类事儿罢了。龚自珍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满于这种生活现状，对此提出了犀利的批判。这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他才华横溢、个性十足，不愿意接受八股科场以及平庸官场的规则约束，当然，良好的家境也为他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使他可以不接受这些规则的约束，还能过着诗酒相娱的舒服日子。他对社会的批判基本上都是其自身个性的直接反映：他屡试不第，所以对科举制度有意见；他才高八斗，擅经世致用之学，所提出的建议均极具前瞻性，可是却无人赏识重用，只能在官场中论资排辈熬年头，所以，他对这种用官制度做出强烈的批判；他博学多见，又敏感细腻，所以，对已出现外国侵略萌芽的中国边疆问题预先做了研究，可是得到的仍是冷遇，这种境遇让他对同时代官员的无能与无耻大加挞伐。他是个多才、多欲、好自由的人，个人行为上也比较放纵，狎妓之事有之，与已婚之妇不明白之事有之（比如他与满族女词人顾太清之间的绯闻就是一例）。所以，他的诗文中处处流露出自我中心主义、解放个性的要求，这被后来那些同样想呼唤个性解放的人所接受。
然而，历史已经过去170年了，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来，龚自珍的思想有着某种重大局限性，这种局限当然不是指他的个性不检点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两张皮，而是指他的思想仍是中国中世纪传统思想体系之内的产物，看似充满激进的反叛意识，实际上却没有任何新的内容。
只要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中国思想史，被今天一些学者们贴上“启蒙思想家”标签的人，从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再到龚自珍，便会发现，他们的思想、语言如出一辙，说的都是那点儿事，无非是嘲弄士大夫们无能、无耻，只会溜须拍马、贪鄙钻营，批评科举取士取出的皆是无用的玩意儿，再就是对上级甚至皇帝表示不敬（那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没有得到皇帝重用产生的挫折感，如果有个新皇帝重用这些人，这些人也会肝脑涂地，一忠到死的，其愚忠程度远高于那些毫无志节的贪官污吏），也就是说这些人除了谩骂时代风气之外，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文明要素，比如科学，比如民主等。现在，很多人把个性解放当作“现代性”的标志，其实，在绝大多数人的眼中，所谓个性解放就是纵欲，李贽、龚自珍都是这么认为的，而中国古代从来不缺纵欲主义，只不过纵欲要有条件，就是要有钱、有权，否则凭什么去纵欲！从龚自珍所抒发的个性解放要求看，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自己纵欲不够的牢骚。所以，个性解放不能当作是现代性的标志，现代性的真正标志只有两条：民主与科学，用哲学化的术语说就是公共理性与科学理性，而中国这些思想家们是丝毫没有这些东西的。中国思想家们对集权制的批判只是因为自己没掌权，一旦掌了权，立即会变得比他的那些批判对象还要集权，他们从来没有想出过一个在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新的权力关系体系来。严格地说来，龚自珍这类的思想家，称不上是启蒙思想家，他们只是反叛思想家，是出于自己的个性和实际生活地位，而反叛当下时代的人物，他们本身也处于蒙昧之中。
这就是龚自珍的全部意义，他标志着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自我启蒙的最高水平，不是龚自珍个人的水平最高，而是那些思想家们，从李贽到顾炎武，再到龚自珍，他们的水平是一样高的，他们的最高水平是对时代的反抗，是对那些垃圾一般行尸走肉的同僚的反叛，然而从逻辑上看，既使他们的理想得以实现，所建立起的新世界依然是这样的一个垃圾世界。
龚自珍或许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者，但绝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者，中国的新时代是由外来的力量，通过林则徐、魏源这样的人物开启的，他们被迫接受并引进了西方的现代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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