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 廖保平
唐纳德·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强势回归，2025年再度入主白宫。这位以“美国优先”为旗帜的政治强人，将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剧烈震荡的当下，如何重塑美国的未来？其政策逻辑的延续与调整，不仅关乎美国社会的裂痕能否弥合，更将深刻影响世界秩序的重构方向。
特朗普的二次执政，首先面临的是国内社会的深度分裂。2024年大选数据显示，美国选民在移民、堕胎、气候政策等议题上的立场极化程度创下历史新高。特朗普宣称要成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但其政策工具箱中仍装满“分裂性工具”：重启边境墙建设、推动各州限制跨性别权利、叫停联邦机构“多元化培训”等举措，或将进一步刺激身份政治的对立。
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次调整了部分策略。他罕见地承诺“推进两党合作”，在基础设施投资法案中吸纳民主党主张，这与其首次任期“逢奥必反”的姿态形成微妙差异。这种“实用主义转向”能否真正缓和矛盾，取决于其能否在文化战争与经济现实间找到平衡点——当“铁锈带”工人既想要贸易保护带来的就业，又担忧文化保守主义侵蚀社会包容度时，特朗普的缝合术将面临考验。
特朗普的外交遗产正在被重新激活，他甫一新上任便叫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要求欧洲北约成员国将军费开支提升至GDP的3%，并在南海问题上加大对东大军事存在。这种“极限施压+利益交换”的“交易艺术”，在俄乌冲突悬而未决、中东火药桶复燃的背景下，可能引发更复杂的连锁反应。
特朗普经济学2.0版正在全速推进，将企业税从21%降至15%、对进口商品全面加征关税、废除电动汽车补贴……这些政策短期内可能刺激股市飘红、就业数据亮眼，但深层次的结构性危机正在积聚。美联储数据显示，美国联邦债务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增加7.8万亿美元，而新一轮减税或将使债务/GDP比率在2026年突破130%。
更具风险的是其产业政策的内在矛盾，一方面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豪掷数百亿美元重塑高端制造业，另一方面又对墨西哥进口钢铝征收惩罚性关税——这种“既要产业回流又要廉价商品”的悖论，可能导致通胀压力与供应链紊乱并存。当普通民众发现“关税保护”推高生活成本时，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经济叙事或将遭遇反噬。
特朗普的回归，将美国宪政体制推向前所未有的考验边缘，其公开宣称要“清理深层政府”，计划在联邦机构安插数千名政治忠诚者，并推动赋予总统更大行政特权的《重建行政权威法案》。这些举措若实施，可能在挖三权分立原则的根基。
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正站在历史的三岔路口。其政策选择既受个人意志驱动，更被全球权力转移、技术革命、生态危机等宏大叙事所塑造。对于世界而言，这个超级大国的走向将深刻定义21世纪中期的国际秩序——是滑向对抗与分裂，还是在震荡中孕育新平衡？答案或许不在于特朗普的推特发文，而取决于美国社会能否在狂热与理性间找回共识，以及国际社会如何构建不被单一国家意志左右的韧性体系。此刻，所有人都是这场实验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