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陶成，1956年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机械厂的普通工人，家庭条件还挺好。后来，父亲因为能写会算，被调到县政府当文书，慢慢地也混出了一些名堂。他总爱说："你们这些孩子生在福窝里，比农村娃少受多少罪。"
我们家里有四个孩子，大哥最争气，在1966年取消高考前考上了大学。两个姐姐后来都当上了中学老师。到了我这老幺，读书还行但比不上大哥，1966年取消高考后，父亲早早就开始盘算我的出路。虽然不能考大学了，但父亲还是让我上完了高中。
1974年6月，我高中毕业，父亲把我叫到单位办公室。他坐在木头办公桌后面，手里转着那支总别在口袋上的钢笔："今年征兵季快到了，你准备准备去当兵。三年后退伍回来，政策上能给安排工作，到时候说个媳妇，日子差不了。"
其实我早料到会这样。从小到大，从穿什么衣服到每天吃什么饭菜，都是由他拍板决定。这次我照旧点头答应，心里却偷着乐——总算能离开家里自己过日子了。
那年十月征兵工作刚开始，我第一个去街道办报了名。体检量身高那天，我因为紧张总踮脚还闹了笑话，医生拍了下我膝盖："小伙子，再踮脚该量出一米九了。"
政审倒是顺利，父亲在政府单位工作也算根正苗红。接到入伍通知书那天，母亲边给我缝被子时边抹眼泪，父亲就站在门口抽烟。
临行那天晚上，父亲破天荒没去加班。他站在我收拾好的行李旁边，半天憋出一句："到了部队机灵点，我可没本事再照应你。好好锻炼几年，回来才像个人样。"我表面上嗯嗯应着，其实心思早飞到了外省去了。
第二天，我们这群新兵正式出发去部队，部队驻地在邻省省会，离家足足五百多公里，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我虽然在家里没有被父母娇生惯养，但新兵连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要苦得多。每天五点起床跑操，被子要叠成豆腐块，吃饭前得先背语录。
尽管如此，我一直坚持以最高的标准完成训练，和我同班的农村兵都夸我："城里来的倒不怕吃苦。"其实我就是憋着股劲，一心想要在部队里做出点成绩来给父亲看看。
入伍后第一个春节，连队要写春联。我小时候跟父亲同事学过毛笔字，就找指导员毛遂自荐了。记得那天，我刚拿上毛笔的时候，手抖得厉害，写了"军民团结如一人"几个字，指导员看了之后直点头。
后来，全连的春联都归我写，还让我负责春节黑板报比赛。那次黑板报比赛，我帮我们连拿了团里的第二名，指导员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因为表现出色，新兵下连时，我直接被要到了指导员的连队。连队的老文书快提干了，指导员就让他手把手教我登记物资、写报告材料，好接替他的位置，半年后他提干走了，我就接了他的班。
指导员有一天散步时跟我说："好好干，我看你早晚能提干。"这话听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干活更卖力了。
入伍后的第三年冬天，父亲的信突然多了起来。每封都催我快点退伍，说县纺织厂的指标快过期了。我每次回信都写"知道了"，绝口不提退伍的事。到了退伍季，连长问谁想留队，我第一个举手。等退伍的老兵都走光了，我才给家里写信说想留下来继续当兵。
父亲回信骂得特别厉害，说我不听话，翅膀硬了，最后撂下狠话，说再也不管我。
1978年7月，我接到体检通知，后来才知道这是提干前的检查。两个月后命令下来，我成了排长。领到干部服那天，我特地拍了一张军装照，给家里寄了一张。
提干后不久，我第一次休假回家，发现父亲明显老了。他戴着老花镜把我的任命书看了又看，夜里突然来我房间，和我聊天。
"以前总觉着你还是穿开裆裤的娃娃。"，他摸着我的军装领口，"在部队照片上看着倒像个人样了。"那晚我们说了很多，他说大哥在外地，姐姐们都出嫁了，家里就剩他老两口守着空房子。
我问他当年为什么非让我回来，他叹口气："当父母的，总想把崽护在翅膀底下。"
后来，我每次往家写信，都会多写两页部队的日常。有次他回信里夹了张我小时候写的春联，背面写着："比你现在的字差远了。"
从排长到副指导员，我用了三年，带新兵时我总想起自己刚入伍的样子。1985年，我调到了军一级的机关政治部组织处当了干事。
90年代，我当上政治部副主任后，回家次数更少了。有年春节值班，父亲突然带着母亲来部队探亲。他站在办公楼前盯着"政治部"的牌子看了好久，转头跟哨兵说："我儿子就在这上班。"那神情跟我小时候考满分时一模一样。
2001年我退休时，父亲已经走了三年。收拾办公室时，翻出他当年骂我的信，看着泛黄信纸上龙飞凤舞的字迹，我突然想起新兵连写的第一副春联。现在偶尔路过新兵营，还能听见年轻士兵喊口号的声音，和三十多年前一样洪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