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如何抓取那宛如岁月遗照般的记忆碎片，拼凑出有关自我的真相？要如何与幼年的自己相连通，帮助那个仍在我们内心的幽暗处无声呼喊的孩子渐渐长大？要怎样才能穿越几十年人生中最初保护我们但现在已妨碍我们追求幸福生活的自造围城，实现自由表达和自如、自洽的生活状态？
怀着对人性和人心的好奇，已经在美国拥有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的李沁云选择在34岁时重新去做学生，投身心理治疗行业，并将精神分析作为自己的一生志业。从学徒期的被治疗体验、新手心理咨询师经历，再到作为心理咨询师、精神分析候选人的感悟，《心的表达》记录了沁云从2017年至今在不同阶段的思考。
“精神分析除了是一种有关人心的理论之外，更是一条实践之路：它关于临床工作者如何带着其全部的人性去接近和理解另一人的人性，如何以其自身被治愈过的、相对健康的心灵，去容纳并滋养另一个人的内心。”
《心的表达》李沁云/著，艺文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5年1月版
作品选读
在中文世界里经常会读到对精神分析的批评论调，其中很常见的一个声音是：精神分析为什么总叫人谈论自己的童年？精神分析“叫人”谈论童年是不是事实，我们可以稍后再说。不过每当我在网络论坛上遇到这样的质疑，我总是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提出来，大约表明发问者对回忆和探讨自己的早期人生体验带有某种阻抗，而阻抗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它所阻抗的东西会造成痛苦。确实，并非每个人都有愉快的童年记忆，我亦属于不愿回到童年的那一人群。近年来，随着大小节庆都变得愈发商业化，“国际儿童节”也成了小孩子和成年人共同的节日，每到那时，社交网站会邀请用户分享儿时回忆，而大小商户也纷纷打出“童年的气息”“儿时的滋味”这样的广告语。这些东西里面都隐含着一个假设：童年是幸福的。很可惜，这类推广手段对我一点用也没有，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的每一天，我都在急切地盼望长大。
所以尽管我可以理解，在某些人看来，童年意味着对父母的依赖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但我也不会忘记，对另一些人来说，童年的体验是人格不独立的屈辱交织着对长大的渴望以及对人生自主权的强烈向往。与第一个分析师 Dr. K 工作期间，我在最初两次面谈中主动涉及了一些幼年往事，然后在随后的三年半里从未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这自然是我清醒的阻抗，现在我觉得，一周一次的低频谈话频率或许也妨碍了话题再深入到人生初期，毕竟在每周只见一次的框架里，临床面谈能维持与现实生活进展的同频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自己后来的工作经验证明，其实除了在最初的评估阶段，分析师可能会直接问起患者的幼年情况，其后的会谈里，这个话题一般是由处于种种叙事情境里的来访者自己提起的。老弗爷在《论开始治疗》一文中分享他给病人的指示时说，分析师要告诉患者：把一切你觉得该说或不该说的都告诉我，想象你是坐在火车靠窗位置的乘客，车窗外的风景（也即病人的内心景象）你能看到而我不能，因为我在靠走道的位子上坐着，请把你所见的窗外的一点一滴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既然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鼓励患者“说出一切”，那么每个人的童年自然也包括在其中，况且一百多年来，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早期人生经验对人格塑形的巨大作用。这么看，我与Dr. K 的对话在初始访谈过后始终没有回到童年话题上来，或许是我们之间对话的分析性色彩还不够深的一个佐证。
幼年经验对人格的塑造是我早已掌握的知识，但是直到最近，我才在训练分析当中切身体会到童年情景对个人生命的深远影响。今年早些时候，我在国内某论坛收到素不相识网友的私信，对方谈论了自己的心理困扰，并且向我讨办法。看到这条信息，正是在我临睡前要关掉手机时。我感到气闷，并为自己的气闷而烦恼。第二天，我就跟分析师唠叨了这件事。我讲道，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知道可以怎样有礼貌地拒绝对方的要求，并建议他们在本地寻求心理援助，可头天晚上我的第一反应是生气，觉得这个人毫无界限感，不过，我明明马上要睡觉了，干吗要对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在这么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上生气呢？我对 Dr. A 说：“生气可是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啊，在这件事上真的值得吗？于是我一面生气，一面便又因自己的气闷而自责。”分析师同时在行动和心理这两个层面给了我建议。她首先告诉我：“你不妨这么回复这个人：我很乐于帮助你，我的心理治疗收费标准是每小时二百美元，欢迎与我开始工作。”我一听就咯咯笑出了声。Dr. A 这个说法里的幽默感和游戏性正是我的性格中所缺少的，但也是在成为一个分析师的道路上必须发展出来的，其中蕴含的边界感可以提醒听到这话的另一方：我的服务有很高的价值，请放弃希望我通过回复私信的方式来帮你解决问题的这一期待。
俄国画家马列维奇画作，下同
在心理层面，Dr. A 提示我说：“你对这样的事产生了强烈的反应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去探索和理解你生气的深层原因。”我想到在生活中，当别人缺乏界限意识的时候，我总是会被触怒。比如，有事想询问我的时候不直接说，而是带着吃的喝的上门，弯弯绕绕了很久之后才触及正题。我抱怨道：“每次我都以为人家是因想交朋友而来拜访，后来却发现不是。有事就直接说事嘛，为什么要拿着礼物，好像朋友一样坐进我家来寒暄？我的生活里不需要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这是在浪费我的生命。”分析师实际上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她也曾向我主动袒露，她只在多年前去香港出过差，此外没到过国内的任何地方。可能是对人性的深入理解和对文学、哲学的广泛涉猎使她在这样的时刻—谈话中有非常浓重的异文化色彩的时刻—仍能继续引导我把探索进行下去。我记得 Dr. A 当时问我：“这是否是农业社会的一种残余？”她接着说，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期，邻里和熟人间必须互相帮助，甚至一起分享食物，这种模式形成了传统之后，也许仍存在于当代的中国社会里，而带着吃喝好物去拜访别人，也可能依然是一种普遍受赞赏的行为。我答道，没错，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就在那时，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幅画面。那是小时候我和母亲刚到北京与父亲团聚不久，父母省吃俭用购买了一台日本进口的三洋牌彩色电视机。由于彩电尚未普及，那时的邻里之间，即便家有电视，也通常是黑白机器。所以很自然地，晚饭后，邻居家的大人孩子都会挤在我家的电视前看节目。我脑中浮现的便是小时候彩电里放电视剧《一代女皇》和《西游记》时，家中唯一的一个房间里人挨人，挤得满满当当的场景。我讲出这一自由联想内容后，分析师突然问道：“这些邻居看完剧才走，有可能离开得很晚，是不是耽误了你睡觉，就像昨晚那条论坛消息对你的影响一样？”
我听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与 Dr. A 的这次面谈令我久久回味，它对我具有很重大的意义。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自己身为躺椅上的病人，自由联想可以发生得多么随机却同时也相当有机。我那天感叹“原来如此”时，也对分析师表达了这一感觉：自由联想简直太神奇了，仿佛就是“咔嚓”一下，一幅我平日根本不会回想起来的画面就蹦到了我脑海里。与此同时，分析师帮我在切近的生活时间与遥远的童年事件之间建立了联系。我发现自己还依稀能回想起五岁的自己在夜晚困倦不堪，却不得不忍耐一屋子人的声音和气味的感觉：烦躁、气愤、痛苦，但碍于父母对邻居的热情以及邻居的在场，我没办法表达哪怕一点点这种感觉。在早已离我远去的那些夜晚里，我最终是昏沉入睡了的，也许是怀着深深的无助感和无力感睡去的？这一点我无法确切地回答或去证明。然而与 Dr. A 的谈话向我昭示：作为成年人甚至中年人的我，很可能仍然是带着残存的幼时的无助和无力感在生活；不然的话，为何在临睡前收到陌生人对我提要求的讯息，我会立刻感到与五岁的自己不得不在电视声和人声中入睡时相似的气闷、烦躁和不平？也就是说，我知道自己已不是幼小的孩童，现在的我有能力拒绝任何我觉得不合理的要求，可是在感觉层面，每当面临相似场景，五岁时的弱小和孤立无援之感就会向我涌来。
《金刚经》警醒世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假如说，我们所见所听所感的一切都是幻象，这个佛家说法很难令多数人接受的话，那么较为容易理解的是，那些存在于我们记忆中的画面和片段，并没有在现在时正发生着，所以它们无非是一些影像，甚至只是一些影像的印记。在一个精神分析师的临床工作中，患者的叙事时常仿如剧场里的一层层帷幕，当我们拨开它们之后所能见到的，有记忆，有画面，有想法，也有感受，所有这些内容都在来访者内心的小剧场上演，而且是反复上演着。不论是在 Dr. A 的躺椅上对其讲述，还是当我坐在我自己病人的头部后侧倾听他们时，我都曾有过这样的感慨：这真是一个影影幢幢的世界，它只能通过讲述者的语言和我们的现在相连通；然而人们的过去只在线性时间的意义上过去了，那个影影绰绰的世界既是幻象，也是真实的，因为它仍在影响我们现在的感受和想法。
困在那个幻影重重的世界里的，有一个孩子。五岁时已经在盼望长大的我，一定是觉得自己需要快快长大才能有“赶走”来家里看电视的邻人的力量。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人生初期，力量往往需要到想象界中去占有。对稚弱的幼童来说，现实是残酷的：必须依附着父母，必须在某些时刻忍耐着生活本身，我们才能活下来。五岁时的我，或许在心里发出过没有人能听到的呼喊。那些曾坐在我五岁时家中唯一的房间里喧嚷着观看《西游记》的人们，我早已不知他们被生活的浪涛带到了何处，可他们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投下了影像。这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关于生活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对错可言。我们能够做的是试图去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
十八岁的时候，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让我发觉，我内心似有呼喊，渴望着被什么人听到。又过了许多年，在一次精神分析谈话中，我到底是经历了有倾听者从“天使的序列”中降临的时刻，这次，她甚至来自里尔克的那个日耳曼文化传统。我所经验到的倾听者其实不是 Dr. A 这个具体的人——或者说，远远大于她本人的存在——是她为我营造的，我们共同经营的，一个可以在其中自由探索和讨论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那个仍被困在原地的孩子终于可以奋力拉开帷幕，穿过重重幻影向我走来，并最终经由我的口而发出她的声音。这个过程感人至深。
精神分析为何要谈论童年？我认为，如果我们尚未清晰、深刻地反省过自己的生活，我们今天的想法和感受在很多时候就都还是幼年经验的遗存。这个遗迹随着岁月的风化反而越来越坚固，在它之中，那个弱小的孩子仍在无声地呼喊，因为他 / 她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他 / 她也并不知道，困住自己的，实际上是已风干在时间里的一些影像，虚幻无比。也因此，我真的觉得，谈论童年是爱自己的表现：爱过去幼小的自己，也意识到并热爱自己身为成年人的强大和力量。尤其当人们在精神分析的设置中回忆和探索童年，这是在分析师的注视下进行的一种呼唤爱和接受爱的行为。
精神分析学会刚刚结束的小学期里，某位我很喜欢的老师给了我一个非常关键的启示：每当你倾听病人的故事，都要记得，那里有一个儿童的心灵在发挥着作用。老师指的主要是当患者的讲述显得特别奇思异想时，但这句话使我想到了更多。抑郁、焦虑、强迫、偏执、自恋、自虐……这些诊断标签并没有它们所标示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重重帷幕后的幻象世界里，那个孩子在呼喊着什么？在那个孩子的身上和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要听，要去听。好多年前，里尔克的诗句带着哀柔却锐利的质地，猝不及防地刺穿了我内心的耳膜，那是我渴望被听到与倾听他人的开始。为穿过翻译的阻隔才抵达我的诗句而眼泪汹涌的那些时刻，是生活给予我的丰厚馈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