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
早期生涯与政治萌芽
姚文元于 1931 年出生在浙江诸暨的一个文人家庭，父亲姚蓬子是上海文坛的知名文学家，曾与鲁迅、郁达夫、老舍、茅盾等文学大家有过合作 。
在 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从事秘密工作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捕，在狱中选择向中统投降，放弃革命。
在家庭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姚文元自幼饱读诗书，展现出了在文字方面的天赋。他对文学的热爱近乎痴迷，常常沉浸在书籍的世界里，汲取着知识的养分。
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才华，姚文元在学生时代便崭露头角，其文章观点独特、言辞犀利，在校园中就已小有名气。这一时期的他，积累了扎实的文学功底，为日后的文字生涯奠定了基础。
大学毕业后，姚文元投身文化工作，先后在中国作家协会、《解放日报》社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任职。在工作中，他的文学才华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现，撰写的文章风格大胆，极具激情与煽动性，逐渐在文化领域崭露头角。
1957 年，他发表了批判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这篇文章让他获得了众多领导的关注，甚至毛主席都亲自接见了他。这次经历成为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让他开始逐渐走进权力的中心，为他之后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姚文元
初涉政治舞台：与张春桥的交集
1955 年，对于姚文元来说是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胡风的浪潮。
胡风是我国著名的文艺人士，在建国前就广泛参与 “左联” 的文艺创作，建国后担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务 ，是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与胡风早年关系不错，姚文元年幼时也因对文学的热爱，不自觉地崇拜胡风，甚至曾想拜胡风为师，只是未被同意。
但在批判胡风的浪潮中，姚文元凭借自己对胡风作品的熟悉，撰写了多篇批判文章。
其中，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分清是非，划清界线》引起了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的高度重视。
张春桥当时正急于在批判胡风时物色一位 “笔杆子” 过硬的人，姚文元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姚文元的文章观点鲜明、言辞犀利，且极具煽动性，不仅带动了上海整个宣传部门批判胡风的浪潮，使得上海成为批判胡风的典型，张春桥也因此得到上级表扬。
胡风
从此，张春桥开始对姚文元多加提携，不断给他 “出点子”，指导他如何批判胡风。在张春桥的支持下，姚文元的批判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发表，在文坛上逐渐崭露头角。
这次与张春桥的交集，成为了姚文元政治生涯的重要开端。之后，姚文元被调到张春桥主管的《解放日报》，担任编委。在张春桥的影响下，姚文元逐渐从一个单纯的文化工作者，开始涉足政治领域，为他日后成为 “四人帮” 成员埋下了伏笔。
关键一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 年初，中国的政治局势正悄然发生着变化。江青与张春桥在上海秘密策划，决定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姚文元的身上。
在江青和张春桥的授意下，姚文元开始了长达数月的秘密写作。整个过程高度保密，除了他们三人，几乎无人知晓。姚文元深知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是一篇普通的文艺评论，更是一颗投向政治舞台的重磅炸弹。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对《海瑞罢官》进行了深入研究，试图从中找到批判的切入点。
经过反复修改，九易其稿，1965 年 11 月 10 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一经发表，便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千层浪。
姚文元在文章中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到的 “退田”“平冤狱” 同 1961 年的 “单干风”“翻案风” 联系起来，说这是当时 “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武断地认为《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 。
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由于文章点名批判吴晗，而吴晗在当时的学术界和政治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这一事件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
不同观点的人们纷纷加入到这场讨论中，一时间，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场讨论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政治批判运动。
毛主席支持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这就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严重的政治色彩，成为 “文化大革命” 的导火线。而姚文元，也因为这篇文章，成为了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
他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大报刊上，他的观点，也被一些人奉为圭臬。这篇文章成为了他走向中央权力核心的重要跳板，为他日后成为 “四人帮” 成员，进一步参与政治阴谋奠定了基础。
“文革” 风云：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1966 年，“文化大革命” 的风暴席卷而来，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5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姚文元凭借着之前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的 “出色表现”，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
这个小组最初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后来在文革推进过程中，逐渐成为权力极大的机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成为了 “文革” 的实际指挥机构。
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姚文元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他由此进入了中国政治舞台的核心圈层，开始在更大的政治舞台上兴风作浪。
他积极参与到 “文革” 的各项活动中，与江青、张春桥等人紧密勾结，成为了 “四人帮” 的重要成员。他们打着 “革命” 的旗号，四处煽动群众，制造混乱，企图搞乱全国，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1967 年初，姚文元伙同张春桥、王洪文在上海制造了震惊全国的 “一月风暴”。他们先是策划夺取了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大权，随后又组织召开了 “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上海市委、市府的众多领导人，使得上海市委、市府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权力完全落入他们手中。
这一系列行动被毛主席高度赞扬，认为是 “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 “造反派” 的经验。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一月风暴” 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发连锁反应，各地纷纷效仿，掀起了一股夺权的狂潮，使得全国陷入了更加严重的混乱和动荡之中 。
在 “文革” 期间，姚文元充分发挥自己的 “笔杆子” 作用，通过撰写文章、发表言论等方式，为 “四人帮” 的反革命活动摇旗呐喊。他的文章充满了煽动性和攻击性，常常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对许多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无端的批判和诬陷，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他的这些行为，不仅严重破坏了文化界的正常秩序，也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批判 “二月逆流” 时，姚文元积极参与其中，对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进行污蔑和攻击，试图削弱他们在党内和军内的影响力。他的文章和言论，成为了 “四人帮” 打击异己、迫害忠良的重要工具。
结党营私：“四人帮” 的形成
1973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继承了九大的 “左” 倾错误，王洪文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开始紧密勾结，逐渐形成了臭名昭著的 “四人帮”，其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1974 年，在 “四人帮” 的操纵下，全国开展了 “批林批孔” 运动。他们打着批判林彪、孔子的幌子，实际上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
姚文元积极参与其中，利用自己掌控的舆论阵地，组织写作班子撰写大量文章，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他们批所谓 “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将周恩来 1972 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污蔑为 “复辟倒退”“右倾回潮” ，妄图重新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骨干，以便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毛主席最初提出 “批林批孔”，目的是为防止所谓 “复辟倒退”，防止否定 “文化大革命”，但他很快察觉了江青一伙借机进行夺权活动的企图 。
1974 年 7 月 17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指着江青等人，向在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发出警告：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
这是第一次提出 “四人帮” 的问题。然而，“四人帮” 并未就此收敛，在中央筹备四届全国人大期间，他们变本加厉地大搞帮派活动，妄图组阁。
毛主席针对江青等人的阴谋活动，再次警告来长沙 “告状” 的王洪文：
“江青有野心”，“‘四人帮’不要搞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
尽管毛主席多次批评 “四人帮”，但他们依然阳奉阴违，继续在政治舞台上兴风作浪。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压异己，迫害干部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制造混乱，严重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陷入了更深的危机之中 。
妄图篡权与最终覆灭
1976 年 9 月 9 日，毛主席逝世，中国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而 “四人帮” 却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最高权力的绝佳时机，开始了更加疯狂的行动。江青四处活动，企图掌控毛主席的文件和资料，以此来获取政治资本；
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妄图切断党中央与各地的联系，由他们来指挥全国 ；
姚文元则利用手中的舆论工具，炮制各种文章，为 “四人帮” 的夺权制造舆论氛围 。他们还操纵一些人给江青写 “效忠信”“劝进信”，甚至公然提出要江青 “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 。
然而，“四人帮” 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抵制，也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
他们深知，“四人帮” 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党和国家的安全，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予以解决 。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他们决定对 “四人帮” 采取隔离审查措施 。
1976 年 10 月 6 日晚，行动开始。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知姚文元列席。当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达会议室时，分别被宣布实行隔离审查；
同时，派人到中南海江青的住所宣布执行同样的决定 。
作恶多端的 “四人帮” 被一举粉碎，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以正义的胜利告终。
消息传出，举国欢腾。长达十年的 “文化大革命” 终于结束，中国迎来了新的曙光。“四人帮” 的覆灭，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党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
姚文元作为 “四人帮” 的重要成员，在 “文革” 期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利用自己的 “笔杆子”，制造舆论混乱，迫害大批干部群众，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
1981 年，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为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犯有 “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
1996 年 10 月，姚文元刑满释放，2005 年 12 月 23 日，因患糖尿病病亡 。
他的一生，从一个文学青年走向政治野心家，最终身败名裂，成为了历史的反面教材，其行为和结局也时刻警示着后人，权力应为民所用，任何妄图破坏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都将遭到历史的审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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