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的身世坎坷复杂，性格狷狂孤介。为人为画以“怪”闻名，但他的“怪”不是精神上的疾病，而是极度悲伤之时短暂失去控制的言行，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假装的癫狂，是爱憎情绪和创作情感的表露，是被常人误解的正常言行。
八大山人的“怪”思想落脚点不在“变相”，而在“幻相”。
他画中的怪诞形式不是为了表达世界的变化，而是通过表面的变化，显示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对外在环境不适应的内心世界。
八大的怪诞之作，其意正是以导向心灵的真实，来表现真实的生命感悟。禅宗思想在八大的绘画表现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虽然晚年的八大已经离开佛门，但是禅宗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他。
怪诞是对生命本真的感悟
八大山人佛门四世祖博山无异说：“若向者里会去，万年一念，一念万年。生死情枯，真如体寂。二途俱泯，触处皆通。”
禅宗对现实世界的解构，热衷于以现存世界的荒诞来打破人们执著的时空观念，打破了世界秩序，突破外表的束缚，在怪诞中找真实。八大山人绘画中对“善化”的怪诞表现，正是通过忽略或者改变正常的形式，将人们对世界表象的追求解除，引向本真的世界。
俗话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样的话似乎并不适用于八大山人身上。晚年的八大过得并不富裕，主要靠着卖画为生。78岁时更是写信向朋友借钱买米过生活。即便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候，他仍然会做出让常人不能理解的事情。
八大的画对很多人来说有许多与众不同，甚至有些怪里怪气。正是这样一个“怪”才让我们为之着迷。他的那些作品其实是他内心的情感的写照，也是他的独特的审美观的写照。也许他疯了，但是他为我们留下了这些令人惊叹的疯狂作品不是巧合，因为这画事实上是八个山人署名的自传。
朱耷以描绘怪异夸张的花鸟形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这一绘画风格共经历了三个时段，与其生活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构图平板，但笔墨扎实
此时的八大山人画中含有古人的笔法，在笔墨的运作上有刻意模仿的痕迹而未完全超越前人所创下的规范。在画面结构上乃至物象的造型上比较单一、平板而缺乏变化。
但这也从另一方面透露出此时八大山人内心的安宁与沉寂，这主要缘于他早年因身世和政治原因被迫出家为僧，内心忧郁孤怨之情无处排泄，只能借绘画来寻找心灵的寄托。
《花果图》
画中佛手、石榴、梅花自画面左侧向右依次排列，互不连接。
八大山人以柔和清润的水墨晕染，中锋运笔，舒缓得当，使石榴那种饱满厚重的自然质感跃然纸上。
同时以小笔触在石榴中间随手点染出石榴籽，显得晶莹剔透，明如钻石。而对枝叶的塑造则采用活泼的笔法，运笔轻柔，用墨淡雅。从而与用墨厚实、笔力沉稳的石榴形成了强烈的浓淡对比。
画面右侧梅花的塑造同样精致巧妙，以具象写实的艺术手法刻画出了梅花那种特有的高贵神态和傲骨风气。
梅花的塑造用润泽饱和的水墨画出，在运笔过程中笔触阴阳顿挫，轻重缓急，极富韵律感和节奏感。
八大山人在笔端蘸以清淡的墨色，以迅疾遒劲且富有弹性的线条勾勒花朵，花蕊同样用小笔触以浓墨任意点染，清秀典雅之态跃然纸上。石榴与梅花的天然灵气与生命气息就借笔墨的晕染在墨色的浓与淡、虚与实的对比中油然而生。
个性鲜明，物象人格化
这一时期他对佛门的态度开始变得冷漠，并对世道有了新的看法与认识。薛永年先生曾在《论八大山人》一书中将八大山人在此时期的花鸟画特征总结为三点：
一是在物象的描绘上，既精妙入微地刻画了昆虫的生动情态，又适应了强烈表达感情的需要而大胆使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树如T形，鸟为方眼，造型奇古，出人意表。
二是在笔墨表现上，尽管仍不无取法前人的蛛丝马迹，但更加奔放有力，简洁淋漓，已有强烈抒写内心情感的效能，即所谓“笔情纵恣，不泥成法，而苍劲圆浑，时有逸气”。
三是布局上大胆剪裁与分割空间相结合，画内与画外相联系，无骨开张，气势博大。
《古梅图》
充分体现了八大山人由“孤怨”向“孤愤”的转化，整幅画面透漏着一种苍劲古朴、荒率冷峭之感。此画只绘一株断枝露根的苍老古梅，树桩的断口处参差不齐，干裂苍古。好像遭受过严重的暴力摧残。
八大山人对枝干与树桩的刻画采用秃笔渴墨的手法皴擦而成，这一表现方法更加突显出这株梅花那“铁干铜皮”的沧桑古老之感，这一切都象征着自己的家园遭外族践踏、蹂躏而心中愤愤不平的愤懑心态。
然而让人诧异的是，在树桩上方的虬枝上却零星绽放着几朵像是饱经风霜雨打过的梅花，铁骨铮铮，浩气凌然。其实这恰恰是八大山人内心情愫的外露，虽国破家亡历经数载，却仍然怀念故土，不肯屈服于新王朝，但终复国无望，只能使他“哭泪交千点”了。
不周而意周，笔不工而心恭
八大山人的书法在这一时期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能够熟练的以书法用笔进行绘画，因此，这一时期其花鸟画风格在造型上更加凝练、简洁，造型更为奇特、夸张，用笔更为雄奇、朴茂，笔墨也更为酣畅、淋漓，甚至有些恣肆放纵。
比如他喜欢画鱼，各种各样的鱼，但很少有在水中的鱼。鱼可以飞于天，鸟也可以栖于地。八大为我们创造的是一个现实中无法见到的世界。
八大画鸟，画各种各样的鸟，有家禽，也有飞鸟；有大的，如鹰，也有小的，如鹌鹑；有卑微的，如雀，也有尊贵的，如鹤，但很少见飞鸟。他的画中，鸟可以栖于树旁，可以落在地，独独少见飞翔于天上。
他的作品表现出一种倔强的精神，他画动物眼睛时，爱用浓墨在眼眶四周作一圆圈，然后狠狠地用焦墨点在眼睛上部，让我们一眼就看出那咄咄逼人的怪眼神，具有炯炯有神的压迫感。这种狂放的笔势包含了画家曲折痛苦的经历和难以解脱的压抑。
最值得品味的是八大山人借助书法中圆浑含蓄的用笔及夸张奇趣的造型将笔下的物象塑造得意味深长、含意深远。
《双鸟图轴》
这是一幅典型的以书法用笔进行创作的作品，用笔含蓄婉转，狂而不躁，雄而不肆。
墨色清润不失厚度，格调秀畅又不失稳健，清爽雅逸，妙趣横生。山石以中锋用笔，含蓄不失力度，圆劲中略显沉稳。
同时，对水墨的运用也极富韵味，干湿浓淡、阴阳虚实相结合，篆书的笔法蕴含其中。而对小鸟的刻画则更具神采，笔酣墨饱、色墨清新，寥寥数笔、形神毕具，所谓是“笔不周而意周，笔不工而心恭”，这一神奇的艺术效果要得益于其隶书的用笔。
朱耷作为“清初四僧”代表之一，对后世的影响巨大，齐白石、潘天寿等人均受到其绘画风格的影响。
朱耷敢于冲破传统的绘画范式，不受束缚，创造出了丑拙夸张的绘画形式。
朱耷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是放荡不羁的一生，也是被时代的枷锁束缚的一生。其借由艺术作品抒发了浓烈的思想情怀，表达了内心放荡不羁的情感。
朱耷不拘泥常理，将形式演绎推到了极致，蕴含着其独特的思想活动和情感表达。可以说，朱耷作为中国传统写意花鸟画的代表人物，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语言，使清代水墨写意花鸟绘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