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赢学与日耳曼赢学

文 | 北方朔风

最近特朗普政府大搞赢学，白宫声称在特朗普的带领下美国每天都在赢，这让中国网友们大跌眼镜。

去年开始，国内键政圈中出现了一门显学，即“日耳曼赢学”。这套理论认为，以英美为代表的日耳曼人实际上是野蛮的，所以也有人称他们为“日耳蛮”。他们发明了一套赢学叙事，来反复证明自己一直在赢。中国目前面临的大多数舆论问题都在于按照他们为了“赢”而制定的绩效标准去辩经。所以不要按照他们那套来，要建立自己的赢学闭环。

长期以来，“赢”在国内互联网中都属于高频键政词汇，日常被神友，殖人，逆民1450等群体用来阴阳怪气嘲讽国内正向新闻。“日耳曼赢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对上述魔怔群体的对冲。本来这只是国内键政圈子的自娱自乐，没想到特朗普和白宫身体力行给世人证明什么叫赢学，中国网友这下真是赢麻了。

日耳曼赢学之所以能广泛传播，关于在于人们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日益不满。尤其是年轻一代开始意识到，美国这套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和相关的价值观实在过于虚伪，那些复读着西方理论的传声筒，更是十分无耻。在世界局势越发动荡复杂的当下，批判揭露西方宣传的言论注定会越来越有市场。

作为一种网络键政理论，日耳曼赢学也有着简单粗暴的内在缺陷，但它并非像一些人批评的那样是什么民粹思维。积极意义在于，”闭环赢学“对美西方宣传神话的揭露和戳破切中时弊直达要害；缺陷在于，一些人认为中国也需要建立”闭环赢学“，这又掉进了西方话语权体系设置的另一个陷阱里。

日耳曼赢学的初发点是反对西方的话语霸权，但这套理论的大量话术，又是来自对西方另类右翼各种理论的嫁接。相信看过我们之前讨论西方另类右翼文章的读者到这就能发现一个问题，西方另类右翼群体作为白人至上主义者，本身就是特别在乎”赢”的群体。那我们能用一个特别在乎”赢”的群体创造的理论话语来批判赢学吗？

为了理解这其中的矛盾，我们需要回到法农的殖民理论。法农作为一个杰出的社会学和精神病学家，在几十年前就敏锐的发现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殖民者对被殖民地的影响，不仅是财产土地和人身自由，更作用于精神上面，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精神塑造，有长远而可怕的影响。

即使在非洲的殖民地获得独立之后，这种精神影响依然如同可怕的诅咒一样持续。在旧的文化被破坏之后，非洲国家建立的所谓“现代化”秩序中，正包含着西方殖民者用行动教给他们的东西，也就是现代化意味着暴力。当下非洲的混乱与冲突，很大程度也来自于殖民者延续至今的诅咒。

中华民族从1840到1949的苦难无疑是沉重的，虽然相比文明彻底被摧毁的那些民族，我国的命运已经好太多，但一个世纪的半殖民地历史依然对我国文化造成了深远影响。我国人民群众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视，很大程度正来自于这段历史。

虽然旧的殖民体系解体了，但是经济文化的新形式殖民却依然猖獗，这自然也影响了之前的一代人。日耳曼赢学的支持者们意识到了来自西方思想的虚伪与束缚，想要打破这套体系，然而正像法农所看到的，他们有意无意的学习了文化殖民者的话术——

日耳曼赢学的大量话术来自英美的保守主义学者和新右翼思潮，他们逆练了这套理论，把白人至上理论更换了大量的代词，来攻击白人至上主义者和他们在国内的精神买办帮闲。

从法农的理论看，这种逆练西方话语体系的现象也许是无法避免的。不要说网络键政，想要去话语依附的正经学者们也避免不了。像对我国古典学很有影响的两位学者，刘小枫和甘阳，都是学西方哲学的（刘小枫学的严格来说是神学），并不算是研究中国古典的专家。刘小枫在后期提出的“国父论”和本土化转向，让我国的自由主义者们陷入迷茫愤怒的状态，对刘小枫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但是如果纵观他们的思想来源，实际上大量来自于西方古典学而非本土古典文化。再考虑这些研究者和西方保守主义起起落落的趋势，我们可能会发现国内外处在一种微妙的同步状态。

同自然科学一样，我国人文科学长期以来也是学西方的。现在我们开始意识到，人文科学这种东西不像自然科学，并非是学习国际经验就能解决当下的问题，那我们就必须思考另一个问题，要不要重复造轮子？

思想上的很多东西有点像《文明》系列的奇观，一局游戏中有一个国家率先抢占了之后，其他国家就没办法造了。在当下的环境里，我们不太可能重新发明自由主义或者是保守主义，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理论中混合了不少了产生时西方社会的偏见和文化特性，当你把这套东西学过来的时候，几乎一定会吸入某些先入为主的偏见。所以我们确实也存在重新发明轮子的需求。

最为理想的情况是在这样的思潮基础上进行革新，使其更多面向解决当下的，本土化的问题，但是这很难做。后续研究萨义德《东方学》的学者中不止一个人提出，要战胜东方主义需要的并不是发明一个东方中心的西方主义，那和当下的东方主义视角也没什么区别，而是要摆脱这种中心性。

只是说起来容易，至今这样的构架依然没有什么特别成功的案例。在日耳曼赢学问题上，我们能看到网友对于西方虚伪宣传的反思，但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奇怪的东西一起被移植了过来。

不可否认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信息茧房，这个茧房遮掩甚至制造了许多悲剧，无论怎么批判都不为过。只是问题在于，你批判它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是为了反对这套理论，反对被PUA，那非常正当。但是一些朋友觉得建立自己的赢学闭环可以减少精神内耗，这就很难说正确了。

当下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绩效主义是精神内耗的来源。而在日耳曼赢学中，赢又和绩效主义挂钩。绩效至上确实会破坏人的主体性，但这不是日耳曼赢学造成的，更准确的说法是，绩效主义是当下资本主义运行的核心要素之一。

保守主义和另类右翼理论被借用来构建日耳曼赢学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理论也主张反内耗，且喜欢把内耗的锅推到左翼头上。只是有的问题说破了就很不好看了。

当下保守主义理论的复兴，除了大环境的大趋势之外，保守主义理论家得到了不少赞助也是客观事实。而金主很多都来自于硅谷的新兴右翼。类似马斯克和彼得蒂尔这些人，虽然政治观点上可能有小的分歧，但是商业运营模式上，简直是绩效主义的化身，一切都为了绩效出发，不管是马斯克还是贝索斯的管理方式，那可比中国人夸张多了。只是国外的右翼一般不提这些，毕竟说出来会破坏右翼之间的团结。

再说黑暗启蒙右翼，尼克兰德是个人工智能狂热爱好者，他最近正在欢呼deepseek加速人工智能竞赛；柯蒂斯雅文更是个绩效胜利爱好者，他想象中的公司制国家模式本质也是绩效优先的；至于外网最著名的男权博主安德鲁泰特，虽然他也说着不要内耗，但是他的宣传中依然包含着各种财产和身材焦虑；欧美和右翼交往甚密的健身圈子更是用类固醇来实现绩效。

所以，说绩效主义是什么日耳曼人针对其他国家人的阴谋实在脱离现实。现代社会中没哪个秩序内的民族能不受到绩效主义的影响，哪怕印度人也不行。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过，当下欧美传统保守主义的回归是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反抗，从这点来说我们是喜闻乐见欧美老保打新保。但也不能因为传统保守主义看起来比新自由主义更像人就被带沟里。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冷战时代，各路保守主义大儒费心费力帮西方阵营在理论上和苏东阵营对线，最终虽然苏联解体，但是冷战胜利的那个美国绝非是保守主义大儒希望的，什么尊重传统和常识，都是不存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就完事了。

这与其说是某种背叛，不如说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所建立的经济思潮，让18到19世纪的不列颠保守主义运行，实在有点系统不兼容。从历史来看，保守主义失败和被背叛的次数，远多于社会主义面对的类似问题，这也是笔者对这套理论抱有怀疑的原因之一。固然，反对逆向民族主义是好的，甚至可以说是当下十分重要的，但如果只是学习一套西方的非主流理论，然后更换一下人称代词，这对我们的作用实在是令人怀疑。

毕竟保守主义又不是新出现的东西，它的历史不管怎么说也算是很长了。每次保守主义刚要宣布胜利，都会发现保守和常识成了某些人的工具，最终陷入无守可保的尴尬场面。特朗普的获胜，恐怕也是这样的情况的再度重演。

话说回来，绩效主义的确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内耗，也让第三世界国家饱受逆向民族主义困扰，日耳曼学在这点上确实批评到了实处。在资本主义一切为了资本收益最大化的情况下，人的本体性已经荡然无存，内耗是必然的。而内耗的形式很多样，我国的卷是一种形式，美国的homeless和卖血维生也是一种，要是美国人民真的没有那么严重的精神内耗，特朗普先生就不可能打赢二番战。所以相信美国人因为拒绝绩效和闭环赢学没有大规模精神内耗，也只是美好的幻想罢了。

拜登和那些民主党人当然也搞赢学，只不过无非是他们和主流媒体关系好，文章写的更花团锦绣一些罢了。特朗普这边就更简单粗暴直接。但是哪怕拜登那边更懂新闻学，到大选的时候该有的问题靠赢学还是掩盖不住的。说到底花拳绣腿都没什么用。

虽然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西方左翼比右翼更深入一些，但是它和右翼相信回归传统和常识一样，都难以解决当下的根本问题。现代性和人类本体性的根本问题，不是骂几句资本主义是坏蛋，或者是说几句拥抱常识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是围绕人类社会数百年的问题，需要的是一套全新的社会运行模式。

保守主义选择诉诸于传统，但是说到底我们不可能让人类社会回滚版本到农耕社会，而曾经的资本主义黄金年代，也并不比尧舜禹的三代之治更有说服力；西方左翼也有很多尝试，但是结果我们也都看到了。面对这样的困局，西方很多人选择相信这样的“现代生活”就是最好的安排，可以无限制地延续下去。可是事实正在宣告，大厦已经开始崩塌。

面对这样复杂而残酷的问题，一部分陷入绝望的保守主义者，提出了文明衰落论，最典型的是斯宾格勒，他的《西方的没落》影响了很多保守主义者和魔怔人，不过这本书在创作之初并不是很受欢迎。在1920年，斯宾格勒和另一位鼎鼎有名的社会学家进行了一场辩论，斯宾格勒并不是个能言善辩的人，而那位社会学家则用辩才和论据批判了斯宾格勒的论点。这位社会学家的名字大家都不会陌生，他就是马克斯韦伯，对当代社会学有极大影响的人物之一。

把管理学之中的绩效主义归结于某个具体的人，肯定是一种不靠谱的行为，但是韦伯先生无疑是对当代绩效主义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论证了新教伦理的开放性是如何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虽然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论证实在是过于讽刺了，毕竟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都是几乎不存在的东西。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论证模式都是主流。因为这些资本主义强国更发达，所以他们的文化制度什么的，一定都是最好的，成为了白人优越论的新燃料——毕竟总比颅相学看起来靠谱一点。这样颇为辉格史观的论证模式现在来看实在是缺乏逻辑性，往往容易和经济与科技的某些绩效指标混合起来，直到今天依然有大量绩效指标被强行拿来论证所谓的白人优越性。这样来看，反对绩效主义确实是有其理由的。

历史自然有其发展规律，但这并非是辉格史观式的，因为某某因素做对了，所以我们一直能赢。人类随着社会发展进入工业化是某种必然，但是具体谁先实现工业化，则是充满了巧合。如果考虑各种因素，英国的煤矿埋藏较浅这个因素可能比制度影响大多了，这就是历史的讽刺性。从今天看来，强行证当年的大英如何先进文明只会让今天的带英输的更惨。

我们现在可以心平气和的讨论这个问题，嘲笑那些观点的愚蠢，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而大不列颠的工业是每况日下，说不定再过几年，汽车都造不了了。思想是不能脱离物质基础的，这个简单的现实总是被无视，毕竟社会学告诉我们，因为社会发生了变革，所以过去的矛盾转化了，导致现在的人反而不太清楚为什么要变革，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数次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假设，如果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革如果做的更好，能否保留更多的传统，更有文化上的自信？这是很有趣的思想实验，也是很多网络小说的题材灵感，但是当年的仁人志士们，并没有这样假想的空余。中国在当年的苦难之中能走到今天，并不是理所应当的。当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显然是过了头，可是也只有在我们今天的环境之下，我们才能进行这样的反思。至于某些人发明的印度人不在乎绩效的奇谈怪论，笔者实在是不认为当年印度死在英国侵略下的数亿民众能有如此豁达的心态。

说回当下。特朗普先生的赢学足够简单粗暴，就是先抛出一个话题来，然后号称自己施压获得了胜利，让自己的选民感觉到胜利就好。事实是，特朗普上任以来虽然在内政外交不断出拳，但是实际解决的问题远没有宣传的那么多。不管赢学与传播学再怎么胜利，现实中的问题依然是客观存在的。美国人民还是得被折腾，反对被西方宣传PUA精神内耗是一码事，但是用类似的理论掩盖实际问题，那又是另一个方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