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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认知
笔记君说:
1935年10月,毛泽东带着一支不足8000人的队伍抵达陕北,衣衫褴褛人困马乏,眼前是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和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围剿。
这时,蒋介石志得意满,宣称不出半年就可以给红军以最后的致命一击,彻底实现“攘外必先安内”的目标。
然而13年后,这支队伍走出延安时,已壮大为280万解放大军。
又过了1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最后仓皇离开大陆,偏居一隅。
这一切,当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和广大军民的奋战,更离不开毛泽东的正确战略设计。
没有卫星地图,没有云计算,毛泽东在窑洞的油灯下,用最“土”的方法完成了最顶级的战略决策。
今天的创业者面对经济周期、行业洗牌时,或许能从这段历史中找到破局的底层逻辑:
战略决策的本质,从来不是比谁更聪明,而是比谁更清醒。
宝塔山岿然不动,延河水川流不息。
今天,我们将带领大家回到90年前那段峥嵘岁月,用“道、法、术”的结构逻辑,一起回顾毛泽东在延安的13年中,是如何做出正确决策,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
从中,我们当代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也会得到4点破局启示。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
“延安十三年”是一种习惯的说法,也有称“延安岁月”和“延安时期”的。
狭义地讲,是指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延安,至1947年3月18日撤离,这10年的历史。
广义地说,从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抵达陕北吴起镇,直至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吴堡县东渡黄河离开,这13年的历史。
这13年,占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伟大革命历程中几乎一半的时间,是中国革命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和新中国的摇篮。
一、毛泽东思想的三大核心
1.哲学思维,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实基础
初到延安的毛泽东,在每天繁忙的工作间隙,努力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学书籍。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他后,记述道: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
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
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
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同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将哲学问题视为 “ 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问题 ” ,发起成立新哲学会,倡导全党学习哲学,亲自到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高校去讲授哲学课,并研究和撰写哲学著作。
1960年,毛泽东曾对身边工作人员兴奋地回忆起他在“抗大”当哲学教师的情况:“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
毛泽东宁可少讲具体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工作,也要给思想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革命干部讲哲学,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他要教会革命的领导者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延安时期,毛泽东倡导全党学习哲学,讲哲学,研究哲学,并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为正确制定战略决策奠定了思想基础。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教授李放春老师在笔记侠PPE(政经哲)24级重庆站政治模块上分享《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主题的时候说:
“毛泽东领导革命斗争背后的哲学是什么?用哲学的语言表述的话,叫矛盾的“同一性”。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互相依存的,就像我们对对手一样,强者和弱者是互相依存的。但是矛盾论里边讲到同一性,它有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
第一性是说我们强者和弱者,没有强也就没有弱了,强和弱是相互依存,那么同一性里边还有第二性,就是说强和弱之间,或者说矛盾的两个方面之间,又是不断的去转换,也就是弱者是可以变成强者?强者也可以变成弱者。
万事万物都是运动的变化,而在变化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力量的不断转换的一个过程。在毛泽东思想中,世界就是充满矛盾斗争的。”
2.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挖掘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赋予实事求是这个古典成语新的涵义,深刻揭示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并亲自题写 “ 实事求是 ” 的校训,嵌在中央党校大门口。从延安到北京,中央党校将此继承下来,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标识。
有两件事,说明了毛泽东是怎样重视“实事求是”的。
第一件事:1941年3月,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和跋。
他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
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
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他又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
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第二件事:同一年的5月19日,他在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说,研究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
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
他们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
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3.“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宗旨
1944年9月8日,毛主席在为一名普通战士张思德召开的追悼会上作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阐述共产党“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相融合。
他将“人民”概念从抽象的政治名词转化为具体的历史主体,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种理论创新实现了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有机统一。
1945 年,中国共产党七大在确立毛泽东思想 “ 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 的同时,把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
从此,“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思想,贯穿革命战争和建国后的经济建设时期,并一直作为党的立党和执政理念,在过去、当下和未来熠熠生辉,光照古今。
为人民服务,在商业上给我们哪些启发呢?
从底层逻辑出发,抓住主要矛盾,坚持用户第一的长期价值。
比如,任正非就深受毛泽东哲学思想影响,提出 “ 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 ” 的核心价值观。
在非洲市场,华为发现当地基站常因高温和电力不稳宕机,便针对性研发耐高温、低功耗的基站设备,甚至开发“太阳能基站”,解决了客户痛点。这一战略使华为在非洲通信市场占有率超70%,成为全球化标杆。
企业家要像毛泽东研究社会矛盾一样,深入洞察用户真实需求,而非盲目追逐风口。
要向毛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一样,深入了解用户需求,为用户解决问题。
二、毛泽东的三大法宝
领导革命的方法论
毛泽东一向认为,指明革命的方向和前途是十分重要的,但单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确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和策略。
他说:“只有把理论与实际政策说清楚,问题的解决才算完整。”
于是,1939年7月他在陕北公学讲话,引用《封神榜》的故事比喻说:“今天你们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线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也赠你们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
随后他在《共产党人》杂志的发刊词中正式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1.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的基本武器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倡导建立、坚持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8月,他在洛川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标志着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
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毛泽东指出,“被蒋介石政府各项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强调要建立一个包含上述阶层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以阶级分析为基础,以“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为策略核心,在不同历史阶段灵活调整联合对象与斗争形式。
从国共合作到联合民主党派,从农民联盟到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其理论与实践不仅推动了中国革命胜利,更奠定了新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根基。
2.武装斗争,是“三大法宝”的重要方法
在武装斗争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动员广大群众,进行人民战争。
他明确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 “ 兵民是胜利之本 ” 的鲜明口号,强调“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于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八路军从1937年抗战爆发之初的4.5万人,发展壮大到了1944年的50万人,抗战结束后,更是成长为一支拥有100万战士的威武之师。
解放战争的胜利,同样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面对国民党重兵进攻陕北,毛泽东根据陕北群众基础好、地形险要、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
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规模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各解放区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空前规模的支援。淮海战役动员起来的民工累计即达543万人,向前线运送1460多万斤弹药、9.6亿斤粮食等军需物资。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
3.党的建设,是“三大法宝”的核心
随着全民族抗战的广泛开展,党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到 1938年底,全国党员人数从全民族抗战爆发时的 4万多人增加到 50多万人。
同时,由于队伍迅速扩大而带来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问题日益凸显。1939年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强调“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
从1942年开始,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整风,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使全党受到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
对于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具有积极意义。
经过这次普遍的思想教育运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在这里,我们得到的启示是:
通过文化共识与制度创新,构建组织韧性。
2001 年到 2003 年是阿里巴巴最艰难的时期,马云就推行过三种 “ 毛泽东式 ” 的管理运动。他认为,这种形式对于企业管理变革而言,是最为有效的。
马云曾以“延安整风运动”来统一价值观、统一理想,他说:“通过运动,把不跟我们有共同价值观,没有共同使命感的人,统统开除出我们公司。”
而在阿里巴巴的人力资源体系中,甚至直接照搬人民军队的“政委”系统。该系统从04、05年开始打造,根本原则是:“把支部建在连队上”。
阿里巴巴面临的问题是机会多,工作多,但人不够。
这时候就需要配置另外一条线:在每一个业务经理身边配置一个“大政委”。让一个有经验、有文化,对于组织建设有经验的人辅助业务负责人,帮他管好队伍、建好队伍。
我们需要注意到:“三大法宝”从来就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
三大法宝的内容也不是相互隔开的,而是相互贯通、紧密相联的。三大法宝结合起来才灵验,才有无比强大的威力。
三、毛泽东思想的落地实践
1.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毛泽东认为,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正在相应地作出重大变动。
他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
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
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
1940年7月,毛泽东在为纪念抗战3周年所发表的《团结到底》一文中,首次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主张,指出:“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
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
就这样,“三三制”政权作为一种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
这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2.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毛泽东的决策智慧都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
毛泽东曾说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他说:“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他回顾民主革命开始时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指出:“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
在残酷、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存在着敌特企图打入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破坏的问题,有必要开展肃反工作。但在肃反工作中也犯过个别搞错了或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对此多次进行自我批评。
1945年2月,毛泽东说:“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
他还指出:“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
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自我批评道:“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
自我批评需要勇气,领导者要勇于面对错误,承认错误。自我批评, 是为了帮助自己改正错误,不断督促自己,完善自己,提高自己。
当下我们的企业中,同样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
只有展开批评,才能够将企业中的一些缺点和不足显露出来,才能够作出应对的决策和措施来。
凡是大的企业,成功的企业,从来不会隐瞒自己企业内部存在的一些不足,正是他们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才能够不断前进,不断壮大。
华为总部大门前,立着一块石头,刻有《华为基本法》里面任正非的一句话:“一个企业长治久安的关键,是它的核心价值观被接班人确认,接班人又具有自我批判的能力。”
华为的自我批判绝不是表演一下走个过场,它是深深地嵌入到华为的管理制度当中,比如华为后备干部的选拔中,有一项是品德考评,考评两项内容,一个是关键事件,另一个就是自我批判能力。
如果一个华为员工没有自我批判能力,他就不能成为后备干部。
如果企业的领导不能做到自我批评,也不能听进去别人的批评,一味地刚愎自用,那么他就绝对不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这种领导的企业也很难得到良好的发展,甚至会走向衰败。
3.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与精兵简政,使根据地政权获得群众广泛支持,形成了“军民鱼水情”的独特政治生态。这种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社会基础。
我们详细说说“大生产运动”。
1940年秋天,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
与此同时,边区内遭受了严重的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波及每一个县。
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只有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土地也比较贫瘠,要保证供给军队和机关学校人员的衣食需要是有困难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响亮地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开国大将萧劲光回忆说:“一天,毛泽东同志把林伯渠、高岗和我找去,对我们说: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
我看有三个办法:
第一,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 第二,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 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他的这段话,既风趣,又易懂,像一盏明灯,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
毛泽东从来不说什么“黑话”“大词”,从来不“掉书袋”,而是用干部和群众最能听得懂的话,讲最贴切的道理,解决最实际的问题。
在“大生产运动”中,我们最熟悉的是八路军 359 旅和南泥湾的故事。
1941 年初,党中央命令八路军 359 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
全 体官兵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的率领下,分批由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遵照毛泽东“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指示,在多年荒芜、人烟稀少的南泥湾扎下根来。
在生产资金缺乏和生产工具缺少的困难情况下,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逐步把荒凉落后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
1943年,初步做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
1944年,开荒达到26.1万亩,产粮3.7万石,在粮食、经费自给的基础上,还积存了一年的储备粮,做到了“耕一余一”(即耕种一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而且向边区上缴公粮1万多石。
359旅在南泥湾屯垦的几年里,还挖了窑洞1048余孔,建起602间平房和1座大礼堂、2座小礼堂,置办农具、家具1万多件,攒下了厚实的家底。
就这样,通过几年的大生产运动和经济建设,为渡过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从1943年起,敌后各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负担也只占到总收入的14%左右。
按当时的生活水平,真正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
1943年11月底,毛泽东在招待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兴奋而自豪地说:“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
这又给我们哪些启发呢?
通过技术自研与产业链整合,突破外部限制, 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比如,面对欧美技术封锁,王传福借鉴 “ 大生产运动 ” 精神,坚持全产业链自研:从电池、电机到半导体( IGBT 芯片),甚至在新冠疫情期间 3 天搞出口罩生产线图纸, 7 天造出口罩机,成为全球最大口罩厂。
2022年,比亚迪自主研发的刀片电池突破磷酸铁锂能量密度瓶颈,反超特斯拉的电池技术。
4.持久战思维与游击战创新
1938年5月,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尤其是全国抗战10个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的智慧,发表了著名的军事论著《论持久战》。
在《论持久战》一文,毛泽东分为2大部分:
其一,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
其二,将抗日战争分为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运用《矛盾论》中的哲学智慧,进行了抽丝剥茧的分析,剖析出了核心矛盾:
“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
那么,如何增强我方力量?文中分析有两种方法:
第一,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
第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如何减少敌人的力量?也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这是一种被动的手段;一种是我方主动采取手段使其减少。
于是,《论持久战》一文便运用了《矛盾论》中的方法论,以大量篇幅分析中日两国的力量在战争中的持续变化,最终得出结论:
“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正是有如此充实的分析做铺垫,文中才会驳斥“速胜论”和“亡国论”,并得出结论: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必将是中国,同时又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
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历史过程证明,毛泽东的持久战思维,是正确的。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也说:“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此外,在具体的战术执行上,毛泽东创造了“游击战”,并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游击战术原则。
按照这个原则,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由小到大,遍地开花,作战形式多种多样,战斗方式变化无穷。
到抗战胜利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共进行游击战斗12.5万次,歼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7万人,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多,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因此,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媒体载文称毛泽东为“中国游击战之父”,日本军事评论家池野清躬认为毛泽东是“现代游击战之父”。
在人民战争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
在资源劣势下,通过差异化策略创造局部优势。
拼多多的 “ 农村包围城市 ” 战略,是对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的现代应用。
面对淘宝、京东的垄断,拼多多借鉴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思想,避开一二线红海市场,主攻三四线城市及农村。
通过“农产品上行”计划(如“多多果园”助农直连消费者)、社交裂变(拼团砍价),3年用户破5亿。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其农产品GMV同比暴涨136%,实现逆周期增长。
结语
我们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看清当下。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但战略智慧的光芒永远照亮未来。伟大决策的本质,从来不是资源堆砌的阵地战,而是认知升维的持久战。
毛泽东用13年延安岁月教会我们:在至暗时刻抓住主要矛盾(道),在资源匮乏时重构组织韧性(法),在竞争红海中开辟战略蓝海(术),才是基业长青的底层算法。
为此,笔记侠PPE课程2025级的第一模块【政治学·利与害】,我们将课堂选在革命圣地延安。与同学们一起重走"思想长征路",共赴毛泽东的决策发源地,在历史现场习得破局真经。
在延安,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笔记侠PPE(政经哲)政治模块导师丁学良教授将为我们分享政治概念和理论,围绕国际形势(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东南亚地缘形势)、中国模式展开见识的提升与思想的碰撞。
丁教授对笔记侠说:“在国际形势加速动荡这个大环境下,随着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不断摩擦,在商业活动中的问题,会陆续涌现出来。 如果你不了解国际政治的一些基本参照点,你最多只能往前走三步,第四步就一定会栽跟头。”
所以,他说:“我认为PPE最大的价值,是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掌握了批判性思维。学好PPE的人,根基很深,看得很远,能看清大的格局和趋势,因为根深,所以在很多方面可以扩张出去,对于CEO、企业家等等,都是有帮助的。”
作为国内第一个面向企业家的PPE,笔记侠“第五代企业家PPE班”高扬“天下格局,有容乃大”的旗帜,致力于为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提升和放大见识。
什么是PPE?PPE,即(Philosophy哲学,Politics政治,Economics经济),通译政经哲。最早由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于20世纪20年代初设立,被誉为人文社科类最顶尖的专业之一。
笔记侠的PPE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实践,我们一直在探索PPE内容的中国化、企业家化和经世致用化,这也是我们贯穿始终的治学理念:思想性、方向性、妙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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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
1.《毛泽东倡导全党学习哲学》,党史博采
2.《毛泽东传》(全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3.《毛泽东选集》(全四卷),人民出版社
4.《大生产运动为何被毛泽东称赞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党史博采
5.《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为何能得到世界如此推崇?》,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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