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一则通报激起千层浪——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蒋超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
这位曾主政吉林、湖北两省，执掌农行系统的正部级官员落马，他的仕途轨迹与当前反腐重点领域高度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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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超良的职业生涯呈现鲜明的“金融-地方”双轨特征。
他在金融系统深耕32年（1981-2013）。从农行基层信贷员起步，历经央行、交行、国开行、农行等核心机构，2011年执掌农行期间推动完成股改上市，被视为“金融改革派”。
而后在地方主政5年（2014-2020），先后任吉林省长、湖北省委书记，任内推动长吉图开发开放、长江经济带建设，却在湖北疫情防控初期因“封城决策迟缓”引发争议。
这种跨界任职本应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融合，实则暴露风险。譬如金融权力地方化，以及地方治理金融化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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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超良被查正值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之际。2016年农行原副行长杨琨被判无期徒刑，国开行近年更有胡怀邦、何兴祥等多位高管落马，蒋与他们均有交集。
舆论可能更关注湖北疫情防控中的失责线索。2020年湖北疫情初期应急响应滞后，被外界质疑存在“瞒报风险”，或涉及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执行不力等违纪行为。
经济学家华生曾实名举报他。
蒋超良案再次打破“退休即安全”幻想。蒋超良2020年卸任湖北省委书记后转任全国人大闲职，仍被追查，印证中央“倒查20年”决心。
蒋主政两省期间被指“作风强势、决策一言堂”，其落马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形成呼应。
蒋超良的坠落，是个人权力失控的悲剧。当权力回归制度笼子，改革才能真正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