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毛主席以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深刻独到的洞察力，对不同时期的战争局势作出了精准判断。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时，毛主席就论断“抗日战争快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这两句简短的话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走向。
先来说说“抗日战争快不得”。毛主席早在1938年就针对中国抗日战争方针的军事政治写下了《论持久战》，深刻分析了当时中日双方的情况，彻底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论断。这份后来被印成小册子传遍敌后的雄文，用冰冷的数据揭示着残酷现实：日本钢产量580万吨，中国不足5万吨；日军每个师团配属火炮200门，国军仅有30门。在这样悬殊的差距下，正面决战无异自杀。所以想要取得胜利就必须与日军进行持久战，不跟他们比谁的拳头大，而是看谁先耗干最后一滴血。
实际上早在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的战例就已经印证了这种战略的精妙。林彪把全师轻装简化整为零，通过急行军完成战略穿插，最终以伤亡600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000余人。实际上这场大捷缴获的子弹不足两万发，还不够装备一个团，但正是这种“零敲牛皮糖”的战术让日军在华北战场平均每天消耗数百万日元的军费，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取得战略上的胜利。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美国正式加入二战，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周总理在确认美国参战的消息后立即向延安发报，建议抓住机遇扩大国际统战。然而毛泽东在窑洞里盯着地图上的东南亚战场，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减少百团大战式的作战，转而采取“深挖洞，广积粮”的战略。这个决定的背后是清醒的判断，美日开战虽然能缓解中国压力，但若过早反攻势必会消耗己方实力，抗战胜利后必然会失去与国民党博弈的资本。
滇缅公路的物资分配也印证了这种隐忧。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在美援物资分配上有矛盾，蒋介石想把物资更多地分给自己的嫡系部队，最终强行将国军与八路军的分配比例改为八比二。毛主席对此选择了隐忍，毕竟两党还没到撕破脸皮的时候，此时多拿一杆枪，将来就能少流一斗血。所以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大溃败时，八路军已在敌后建立了19个根据地，控制着1亿人口。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虽然实力差距依然悬殊，但已经比抗战前的形势好很多了。蒋介石在国共双方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最终公开撕毁了《双十协定》，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毛主席也早就预料到内战迟早会爆发，此时距离他说“解放战争拖不得”才过去8个月。当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的捷报与东北失守的战报同时摆在毛主席案前时，国民党军队也准备对陕北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局势越来越复杂，毛主席却做出了惊人的决定，“放弃延安，转战陕北”。当然这并不是冲动，而是基于情报部门破译的绝密电文，知晓了美国国会正在审议5亿美元的对蒋援助。面对突增的国际压力，必须加快解放战争的速度。
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突击将这种紧迫性演绎到极致。12万官兵抛掉重装备，用扁担挑着银元穿越黄泛区。当先头部队抵达大别山时，全军重武器只剩12门山炮，却成功把80个国民党旅吸引到中原战场。这种看似疯狂的军事冒险实则是与美苏冷战争夺时间的生死赛跑。
当然，战争不仅是军事领域的事情，它与经济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947年上海滩的米价涨到法币30万元一石时，陈云已在东北用“大豆换钢铁”的贸易战掏空了国统区经济。大连建新公司生产的124万发炮弹不仅武装了东野炮兵，更用“物资换情报”的方式策反了沈阳兵工厂总工程师。而蒋介石的金圆券改革却在70天内让物价上涨1200倍，谁更能得民心一目了然。
淮海战役的民工队伍最能体现这种经济战的威力。543万支前民工推着小车将9.6亿斤粮食送上前线，这个数量足够南京国民政府所有人吃两年。陈毅元帅就曾说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但很少人知道这些民工每天有3斤小米补贴，相当于国统区码头工人三天的工钱。
三大战役之后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乘飞机来中国西柏坡，他向毛主席提出斯大林的劝告，希望解放军不要过长江，让国民党政权在江南存在下去。并警告说假如解放军渡过长江，美国可能会出兵干涉。
当然最后的结果我们也知道，解放军炮兵团在长江上给英舰“紫石英”号上了堂现代主权课，然后就是百万雄师过大江。当红旗插上南京总统府时，距离毛主席提出“解放战争拖不得”的战略论断才过去不到四年。这期间上千个决策都在验证着毛主席对战略时机的精准把握，早一年则解放军实力不足，晚一年恐遭到国际干涉。
从黄土高坡到金陵王气，这段跌宕起伏的征程告诉我们，历史转折处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对快与慢的辩证把握。无论遇到什么挑战，只要能把握好节奏，分清缓急，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