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有过这样一批人，在国家危亡之际，他们将自己的笔用作最锋利的武器直击敌人的心脏。又在当权者下，甘心做他们的幕后“发言人”，笔耕不辍地帮他们草拟撰写各种文告、演讲稿、新闻等文案，并热心地帮他们出谋划策，历史上称他们为“文胆”，陈布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蒋介石最器重、信任的谋士之一，陈布雷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享有“第一文胆”的美誉。但这样一位被蒋介石倚重的人物，在临别之际，只给蒋家王朝留下一句“先生，我走了”，便慨然自杀而死。
1948年11月13日，在初冬的寒风才刚刚刮起来的时候，陈布雷在自己的公寓里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结束了自己二十一年的政治生涯，终年59岁。陈布雷的自杀给当时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带以巨大的震动，同时他的死也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陈布雷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能在国民党当政期间成为蒋介石最信任、最倚重的谋士之一？又为何在功成名就之时选择自杀这种极端的手段结束自己的生命？下文将一一为你展现。
年少成名，笔下尽显书生意气
陈布雷，本名陈训恩，字彦及，号畏垒，笔名布雷，浙江慈溪人。1911年在浙江高等学堂毕业以后，21岁的陈布雷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一心想在这乱世中寻找到一展才华的用武之地，他的第一站是在上海的《天铎报》 担任一名记者，第一次用“布雷”为笔名，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意气生涯。
陈布雷因为才华出众，在工作上又勤勉敬业，很快便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布雷撰写了《谈鄂》十论，积极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革命观点，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因为陈布雷的观点犀利，本身又在新闻报界享有很大声誉，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与正在兴起的辛亥革命浪潮遥相呼应，成为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彼时年少的陈布雷演绎成中文率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因为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现及社会上的巨大声誉，没过几年，陈布雷便转到《商报》做了编辑主任，更加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20世纪20年代初，陈布雷在上海以《商报》为舆论武器，深入浅析的在报纸上评述当时的国内局势，抨击军阀，倾心北伐，与彼时在广东的国民党方针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南北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连孙中山先生都赞扬陈布雷负责编辑的《商报》是“可称为忠实的党报”，说他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更有成绩。
彼时的陈布雷，刚过而立之年，“报界奇才”的大名就已经享誉国内。如果不出意外，陈布雷的人生轨迹就定位与新闻报界，继续用自己的笔杆子在一张张报刊上发光发彩。但是令陈布雷意想不到的是，陈果夫的出现改变了他一生的轨迹，也让他完成了从新闻生涯向政治生涯的巨大转变。
面试初露锋芒，完成生涯转变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此次大会确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基调，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由此渐渐拉开帷幕。
在国共两党通力合作挥师北伐后，蒋介石迫切需要有支笔杆子在身边可供自己驱使，帮助自己撰写文稿、制造舆论，获得革命形式支持，为此求贤若渴。而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的陈果夫，早已注意到在新闻报界才华横溢、大放异彩的陈布雷。于是陈果夫转呈蒋介石求贤若渴之意，力邀陈布雷去南昌拜见蒋介石，当时一起邀请同行的还有《商报》的另一位名人潘公展。
1926年11月，北伐军刚刚攻陷南昌，全歼孙传芳主力，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就在南昌的临时府邸接见了陈布雷和潘公展。说起这场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面试，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这就不得不提到蒋介石的迷信问题。
蒋介石一生痴迷相术，其中尤其痴迷曾国藩的相面之术和看人的功夫，甚至还专门研究过曾国藩的用人之术，以此来运用到自己的用人之上。据说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担任校长期间，就利用相面术相来了三员大将，他们分别是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而这三位大将后面都受到了蒋介石的器重与提拔。
如此痴迷相术的蒋介石，在此刻用人的关键时刻，当然也不会放弃自己这项引以为傲的“看家本领”。据说在陈布雷与潘公展接受蒋介石面试时，蒋介石故意在目光中闪射出聛睨一切的寒光，吓得衣饰讲究的潘公展眼光闪缩，举止僵硬。“眸不正则心正邪”，笃信相术的蒋介石当时心中便对潘公展泛起一丝反感。反观陈布雷，嘴瘪唇翘，头发蓬松，乍一看像是一个埋头做文章的书呆子，对蒋介石凶狠的目光视若无睹。随后蒋介石询问二人，问以何如对付当时上海工人运动，潘公展抢答在先回道：“总司令自有妙策”，本是一句无伤大雅的讨好之言，但是无形之中又将皮球踢到蒋介石那边，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废话（说了等于白说）。在蒋介石将目光投向正襟危坐的陈布雷时，陈布雷用不卑不亢的语气缓缓回答道：
蒋介石听完微微点头，心中对他二人已有取舍之意。而后，落选的潘公展先期返沪，陈布雷进入总司令部，继续接受考察。考察的题目也很快下来，让陈布雷用校长和总司令的口气㝍一篇“告黄埔同学书”。陈布雷凝思片刻，奋笔疾书，一气呵成。蒋介石看过文稿后，点头称许，便有心将陈布雷留下来。
抗日战争爆发，成就人生巅峰
1927年，陈布雷宣布加入国民党，开始了他在国民党的政治生涯。在陈布雷的21年政治生涯中，陈布雷一直是蒋介石的首席侍从，如影随形地服侍蒋介石，专心致志处理党政机要，撰写书信文稿。堆积如山的文件，矛盾百出的情报，经他整理后很快变成条理分明、言简意赅的汇总情报，供蒋介石审批、决策，因此深受蒋介石的喜爱与器重。
1937年7月初，“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亡我中华之心不死，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蒋介石邀请国内知识名流200多人召开谈话会，并在会上慷慨陈词地说道：
这篇谈话以“如果战 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为著名，它如同抗战宣言一样，为中国四万万同胞广泛传诵，激励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抗战的最大决心。蒋介石也因为这篇谈话，在社会上树立了抗日英雄的伟岸形象。而这篇演讲稿，就是出自陈布雷之手。
在抗日战争期间，陈布雷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方面与舆论界进行了大量的联络工作，通过舆论来警告帝国主义，对激发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具有积极意义。并在抗战期间，为蒋介石起草了大量文稿，其中不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可以说，陈布雷在历史上是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过贡献的人。而陈布雷卓越的文字功底和语言组织能力，也是让蒋介石对他的依赖性越来越重，“领袖文胆‘’、“总裁智囊”，足可见陈布雷在国民党的政治地位。
但就是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文人政客，又为何在功成名就时选择在自己的公寓服用安眠药自杀呢？或许正是应了那句话，太阳在绽放极致的绚烂以后，离日薄西山也就不远了，陈布雷的惨淡收场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 文人信仰坍塌
抗战胜利后，陈布雷清晰地察觉到国民党的政治黑暗、官吏腐败、经济凋敝、丧失民心，一步步地看着他心目中原来的“抗日领袖、民族英雄”为一己之私利，违天下之大逆，成为众矢之的，被舆论称为“人民公敌”，而他却对现实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国民党走向衰败。 此外，作为当权者的御用文胆，为了粉饰当权者的形象，难免会写出一些扭曲历史、不合初衷的违心之言，其中最典型的当属为蒋介石编写的《西安半月记》。关于西安事变，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亲信，自然是知道事件的一些原委，清楚张学良、杨虎城是为抗日而兵谏，自身并无造反之心，也听说了蒋介石在惊慌中跳窗逃到后山的狼狈情节。但蒋介石在向他面授此书的纲目时，却把张、杨二人说成是犯上作乱的叛逆，极力美化自己在危难中镇定自若，对下属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才得以转危为安。陈布雷无法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只能唯命是从，让自己一生坚守的文人信仰逐渐坍塌，以至于在后续的日记中曾写过这么一句话：“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
- 父女因政治信仰不同，导致家庭决裂
从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长的陈布雷，十分重视家庭伦理和睦的传统观念，并遵循“士为知己者死”的忠心之论。所以即便看到国民党山河日下的形式，本着从一而终，为领袖尽忠的思想，陈布雷并没有选择离开国民党。但是他的二女儿陈琏却因政治意见不同走上了跟她父亲截然不同的道路。1939年7月，陈琏在高中期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并于抗战胜利后和中共北平地下党北平学委书记袁永熙结为夫妻。1941年，因为皖南事变宣布与家庭决裂。一边是要一心尽忠的国民党，一边是自己最疼爱的女儿的决裂，政治上的尴尬处境和家庭上的破裂，无疑是加速了这位文人政客生命终结的步伐。
- 国民党战场上的溃败，成最大催命符
1948年11月2日，由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刚刚结束与国民党军队的辽沈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47万人，解放东北全境。至此，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开始发生转变。据相关数据显示，此时的解放军的总兵力增加到310万人，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下降到290万人。从此，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取得优势。中国人民革命的军事形势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
战场上的节节败退，让彼时的蒋家王朝正处于一种风雨飘摇的境地，稍有不慎就有完全倾覆的危险。作为蒋介石最倚重的智囊之一，陈布雷无疑是比旁人更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陈布雷自杀之前，他曾找过蒋介石有过一次关于当前局势及国民党后续发展计划的谈话。他建议蒋介石重新找人跟共产党进行谈判，要求平分天下，对半而治，如此书生意气言论，引起了蒋介石极大的不满。此时的蒋介石还不死心，妄图在战场上扭转局势，从国民党精心准备的“徐蚌会战”就能看出蒋介石的决心。所以此次谈话，蒋介石最后用“书生误国”这四个字给忧心国民党前途的陈布雷心中重重一击。
终于，在1948年11月13日这天，陈布雷选择用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人能想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到底思考了什么，或许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念想都在临死前，退出蒋介石会谈室前那一个90度弯身弓腰，对蒋介石说的最后一句：“先生，我走了”的话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