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的爱情，分别的时间好定，但团聚的时间却无法得知。也许很快，也许就是一辈子都无法相见。陈达邦和赵一曼，便是如此。
在苏联的那些日子里，陈达邦最思念的，就是自己的妻子。那时候，陈达邦只知道自己的妻子叫做李一超。
1957年底，陈达邦从苏联回来。得知赵一曼烈士就是自己的妻子李一超时，陈达邦心里百感交集。
后来，为了表达对爱妻的怀念之情，陈达邦写下了一段情深意笃的回忆。那是专属于他和妻子的爱情故事。
1900年，陈达邦出生在湖南长沙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里。早年间，陈达邦曾和妹夫任弼时一起在长沙求学。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陈达邦接到任弼时和陈琮英写来的联名信，告诉他黄埔军校时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应该好好把握住这次机会，投身革命，报考黄埔军校。
1926年，按照任弼时的指引，陈达邦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六期。次年，陈达邦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陈达邦在党的安排下前往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参加学习。
在前往苏联的道路上，陈达邦和同组的一位叫做李淑宁的四川姑娘很聊得来。
李淑宁，1905年10月25日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北部白杨嘴村（现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一曼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里，比陈达邦小5岁。
李淑宁8岁时便读过书，成绩很好。10岁那年，母亲按传统习俗，给李淑宁制备了缠足布和尖尖鞋，强行将她的小脚缠上。对此，李淑宁进行了强烈的反抗，不顾难忍的疼痛，用柴刀砍烂了束缚她的缠足布和小脚鞋。
看到女儿这样反对，父母也没有了好办法，只好由着李淑宁的性子来。就这样，李淑宁拥有了一双可以奔跑的大脚。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难得的。这也为他后来参加革命，与日寇在东北的深山老林里作战，提供了可能。
当然，除了反对缠足，李淑宁也反对封建制度。那时候，李淑宁阅读了不少进步刊物，如《新青年》《觉悟》《中国共产党宣言》等，接受了反帝爱国的进步思想，也更加坚定了进行社会革命的理想。
1923年，李淑宁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候，李淑宁便在家乡，组织了妇女解放同盟会，为妇女的解放运动而努力。
1924年8月6日，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周报》上，李淑宁发表了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题为《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受到了许多革命青年的声授和支持。
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李淑然使用了一个笔名，叫做“一超”。
1926年2月28日，李淑宁考入宜宾女子中学读书。期间，李淑宁为了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就把自己订的《妇女周报》，送给大家传阅。
1926年夏，李淑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参加学生运动，李淑宁被学校开除，后进入了川南中山中学读书。
11月，李淑宁转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就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参加了学习。
1927年9月，经党组织选派，李淑宁前往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在路上，李淑宁因为晕船，呕吐得十分厉害。好在和她一起前往苏联的同组组长陈达邦，对她十分照顾，才使她的这次旅途舒服了许多。
对于陈达邦的无私照顾，李淑宁十分感激。
在进入中山大学后，李淑宁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一超，并取了一个好听的俄文名字，叫做“科斯玛秋娃”。
那时候，由于李一超来苏联比较仓促，因此俄文基础很差。再加上学习俄文的方法不对，李一超进步得很慢。
看到李一超学习俄文十分吃力，陈达邦主动给予了帮助。在陈达邦的帮助下，李一超改变了学习方法，进步得很快。
在相处中，陈达邦和李一超逐渐产生了感情。
1928年4月，在学校的批准下，陈达邦和李一超结了婚。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不久后，李一超便怀上了孩子。
此时，李一超接到了国内的命令，要她返回祖国。李一超离开后，陈达邦一个人留在了苏联。那段时间，陈达邦对妻子越来越思念。
然而，陈达邦也知道，妻子回国是党的召唤。作为革命者，他只好把对妻子的思念埋藏在心底，一个人留在苏联学习和工作。
期间，陈达邦担任了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在工作中，陈达邦对印刷业务越来越熟练。
那时候，由于通信不发达，再加上处于战争岁月，陈达邦和妻子李一超之间很少有通信往来。在这种情况下，陈达邦对妻子更加思念了。
李一超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和一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29年1月，李一超在湖北宜昌生下一个儿子，并为儿子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宁儿”。其中，“宁”字为自己名字李淑宁的最后一个字。
考虑到带着宁儿参加工作很不方便，李一超便将儿子寄养在了陈达邦的五哥陈岳云家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迅速沦陷。于是，李一超含泪告别了儿子和家人，踏上了前往东北的道路。这一去，李一超便再也没有回来。
1935年，陈达邦奉调离开苏联，前往巴黎，担任了吴玉章在法国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的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主持了《救国时报》的印刷业务。
1938年，共产国际中国部决定将《救国时报》迁往美国印刷出版。吴玉章离开后，陈达邦便奉命留在巴黎。
1942年，陈达邦回到中国。在五哥陈岳云家里，陈达邦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宁儿，也就是陈掖贤。
看着已经13岁的宁儿，陈达邦急切地说：“妈妈有信来吗？”
听了陈达邦的话，宁儿地下了他的小脑袋。
这时，五哥陈岳云示意夫人将宁儿带到了其他屋子里，这才对陈达邦说：“一超和妹妹把宁儿送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过了一会儿，陈岳云又说：“在武汉的时候，听说她去了东北，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和你通过信没有？”
听了五哥的话，陈达邦说：“寄了一张宁儿两岁时照片以后，也一直没有通信。”
陈达邦说的那张照片，是李一超在前往东北前，李一超在武汉带着宁儿去照相馆照的。与那张照片一起到达苏联的，还有李一超写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里，陈达邦看到了妻子李一超对自己深深的思念之情。也是通过李一超的这封信，陈达邦才知道了宁儿在五哥家中寄养的事。
这次回到祖国后，陈达邦不仅失去了妻子的消息，还是去了与党的组织关系。于是，便和五哥陈岳云一起搞起了印刷业务。
1950年2月，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准下，陈达邦重新入了党，恢复了组织关系。
10月，妹夫任弼时病逝后，陈达邦作为亲属，前往北京悼唁。期间，陈达邦不仅见到了在巴黎共事时的吴玉章，还见到了董必武。
在吴玉章和董必武的介绍下，陈达邦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
那时候，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都出自陈达邦之手。
后来，由于业务需要，陈达邦被派往苏联工作。直到此时，陈达邦虽然多次打听妻子的下落，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1957年底，陈达邦回国，这才知道了他的妻子李一超，就是1936年8月2日牺牲的烈士赵一曼。那一刻，陈达邦心里十分难过。
1964年，受到中苏关系的影响，陈达邦被打成“苏修特务”。两年后，陈达邦含冤病逝。 1979年3月，国务院为陈达邦平了反。
临终前，陈达邦对宁儿，也就是陈掖贤说：“要相信你的父亲是清白的，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