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历经百年取得丰硕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尤为重要的是，通过系统梳理考古材料，能够证实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对于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谈到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文明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阐释》，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刘国祥说。
2024年1月启动编写的《文明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阐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五位骨干研究人员编著，结合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进行考古学实证，细致解读每一个突出特性的内在特质、深入剖析其形成原因。记者采访了这五位研究人员，通过他们各自负责章节中的文物，揭示这些文物背后所体现的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
绵延不绝——连续性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从满天星斗到多元一体的过程，在长期交流互动中，融汇凝聚出以夏代中晚期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从此，纵然王朝变幻，中华文明的内核始终贯通如一，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安阳工作站站长、从事殷商考古研究20余年的何毓灵表示。
2001年，在前辈的带领下，何毓灵冒着严寒和大雪，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宫殿区发掘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高等级贵族墓。这座墓的主人是一位叫“亚长”的将军，身上有七处伤痕，推测是在壮烈战死沙场后被商王以隆重礼遇安葬，仅随葬玉器就有222件之多，其中就有4件玉龙，其中编号为M54：450的玉龙，首尾相连盘曲成圆形，吻部前突，脊背上雕刻扉棱，中部半圆弧形穿孔，两面饰以卷云纹，直径5.67厘米，厚0.92厘米。
殷墟亚长墓出土的玉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殷墟出土青铜器、玉器、骨器等器物中，装饰龙纹或制作成龙形是较为普遍的形式，玉龙最具代表性。”何毓灵说。
中华儿女是龙的传人。龙，是这片土地上几千年里不变的政治和文化符号。
何毓灵介绍，目前中国最早的龙遗存应是位于辽宁省阜新市查海遗址的堆塑石龙，距今约8000年。这条龙位于聚落中心，全长19.7米，宽1.8至2米，以红褐色玄武岩堆成，昂首张口，龙尾上翘。龙首、龙尾两端各有一处大型房址。推测这条龙是先民祭祀对象。
“查海遗址属于兴隆洼文化，它是著名的红山文化的前身，而在多处红山遗址出土的玉龙是红山文化最重要的玉器之一，表明龙文化深入这里的先民人心。”何毓灵介绍，可能是尧的都城所在的山西省临汾市陶寺遗址距今约4000年，4座被认为是王级的大墓均出土了绘制蟠龙纹饰的陶盘，而这些纹饰很可能又与来自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存在密切关系。
何毓灵说，这些文物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夏商时期，“龙”文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西周以后，龙的形象愈发多样、丰富，中国龙文化的源头都能在史前到夏商周三代的考古实物中找到例证。
辉光日新——创新性
“百年考古积累的资料表明，我们的先民始终重视创新，为我们在南岭洞穴、东海之滨、黄土沟壑、长城内外、雪域高原留下了大量‘创新遗赠’，书写在中华大地每一寸泥土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彭小军表示。
彭小军举例，乐器是音乐的重要载体，起源也许同人类自身一样古老。在全国的田野考古中，发现了笛、口簧、钟、磬、瑟、鼓等乐器，显示出中国为世界音乐作出的贡献。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距今约7500至9000年，是淮河流域已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之一。1983年以来的十次考古发掘，已发现了近50件以鹤的尺骨制作的骨笛。它们多数位于具有较高地位的墓主股骨两侧，也有些出土于窖藏，是中国音乐史上迄今所知年代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吹奏乐器。
据介绍，贾湖骨笛将中国七声音阶历史提前到了8000年前。尽管每支骨笛长短、粗细、厚薄不同，但能在不规则的骨管计算符合音阶关系的孔隙，表明极为高超的制作水平。
贾湖骨笛。舞阳县贾湖遗址博物馆供图
骨笛孔数从二孔到八孔不等。几十年来，中国学者已经通过对原件的多次研究测音，发现贾湖骨笛音质柔和，基本认定多数七孔贾湖骨笛都可大致演奏七声音阶。而德国发现的旧石器时期的骨笛虽具有较好的钻孔水准，还不具备七声音阶能力。
两周时期，更为复杂的乐器组合还有编钟。组合最完整的编钟，则首推曾侯乙编钟，由19件钮钟和45件甬钟组成，代表了中国先秦时期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
连续，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彭小军说，中华大地幅员辽阔，尽管各区域气候环境、地理风貌、文化传统各有差异，但因地制宜、奋力创新的案例无处不在。无数能工巧匠的创造发明，无不说明中国古老先民擅长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因地制宜，开启自身的创新之路。
多元一体——统一性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的伟业，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此在中华民族植下了统一是历史大势和正道的基因。此后2000多年中，虽然间有分裂，但历史总是朝向更恢弘的统一迈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刘瑞说。
刘瑞以文字举例，表示除了大量已是成熟文字的殷墟甲骨文外，各地陆续考古发现的史前符号清晰表明了中国文字发明中走过的漫长自然过程。经过长时间的商周甲骨文、金文的自然发展后，从秦统一六国开始，秦人使用的文字成为国家通用文字，并得到全面普及，促进了各地区信息流通与多元融合，增强了凝聚力与认同感，成为此后古代中国文化和王朝治理的重要传统和保障。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首次东巡，在今天的山东省邹城市立刻石，由李斯书写，追忆往昔，阐述了大一统局面来之不易和“一家天下”“利泽长久”。峄山刻石后被北魏太武帝推倒。北宋淳化四年（993年），人们根据拓片，在西安重刻，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北宋重刻的峄山刻石。西安碑林博物馆供图
刘瑞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重刻的峄山刻石时是1992年，自己刚到西安读大学，觉得碑文“规整、漂亮”。4年后，他开始了研究生学业，从此走上了秦汉研究的道路，在秦国都城栎阳城、汉代漕渠的考古中，这块某种意义上成为他秦汉研究起点的刻石带给他的感悟也不断变多、变深。
刘瑞说，秦汉是我国大一统王朝的开始和早期发展阶段。秦统一后，在秦始皇“书同文”政策的大力推行下，很短时间内以秦篆为高等级书写文字，秦隶为基层、常用书写文字的文字传播格局迅速形成，并为之后的汉王朝所继承，逐渐发展形成了沿用至今、流传长达两千多年的国家通用文字，深刻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为中华文明长期发展、内向凝聚、多元一体等作出了突出贡献。
融汇四方——包容性
“中华民族的包容性是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独特属性，也是中华文明能够保持连续性、并取得灿烂成果的根本原因之一。平等包容和开放怀柔的民族胸怀与气度，大大提升了中华文明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促进周边民族不断内附与融入，不但扩大了中华文明的范围和规模，也使得中华文明的成就和内涵更加丰富和多元；同时，中华文明在向全世界贡献自身独创的灿烂成果之余，也不断从其他文明吸收、借鉴先进的生产方式、技术工艺和文化精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研究员仝涛介绍。
仝涛举例指出，长江下游地区三国到晋朝时墓葬中常见的随葬明器魂瓶就是包容性的一个缩影。该器物典型特征为在主体罐的上部堆附四只小罐或角楼，在颈腹间堆贴塑飞鸟瑞兽、门阙楼阁、仙佛人像、乐伎杂耍等。
“文献记载佛教在东汉明帝时经由西域传入中原，考古发现最早的佛教图像出现于此后的半个世纪，到了东汉中晚期，西自新疆，东至山东，北达内蒙古，南至四川，都出现了与佛教相关的图像或造型。”仝涛说，三国时期，魏明帝曾大起浮屠，陈思王曹植也喜读佛经，而吴国的佛教传播更为发达，不仅在武昌和建业译经，孙权还授予西域僧人官职，让他辅导太子。
东吴名将丁奉墓出土魂瓶。上有头戴尖帽的胡人与持节羽人等人物形象。南京市考古研究院供图
仝涛介绍，魂瓶的具体寓意至今还不完全清楚，但一般认为它所表现的是天界入口及现实世界的情形。一些魂瓶上出现了头戴尖顶帽、额上有佛教白毫相的胡人，有的在吹奏各种乐器，有的作拱手或双手合十姿态。另外一些魂瓶上还有双手合十、趺坐于莲花上的佛像，头顶有肉髻，身后有背光。
“佛像在当时被视为一种辟邪或象征吉祥的祥瑞图像，一些佛像在魂瓶上的位置曾是中国传统的神仙形象之所在，这体现了中土对外来宗教的一种包容、融合的态度。”仝涛说。
仝涛介绍，自古以来，尽管山海阻隔，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展现了开阔胸襟。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再到唐玄奘西行求法，以及佛教、道教与“三夷教”并行中土……这一连串的历史事件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乐于吸纳外来文化的姿态。
“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并未一味照搬，而是在保持自身文化核心的同时，进行筛选、吸收、融合。例如佛教从印度传入后，不仅在中国广泛传播，更与道教和儒教相结合，产生了许多本土化的宗教形态和哲学思想。”仝涛说，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为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展现了文化自信和历史智慧。
互鉴共生——和平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理论研究室研究员高江涛介绍，百年中国考古实践表明，中华文明是一个经历了起源、形成以及连续发展的独特文明，并且和平意识由来已久。8000多年前开始的多数时间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尚未发现坚固的城堡，而五六千年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城城垣宽而低矮，一般认为是防治水患而非军事防御。
陶寺遗址被认为极可能是尧时代的都城所在。高江涛介绍，2002年，考古发现了迄今陶寺最大的王级墓葬M22，墓底距地表8.4米，墓底面积近20平方米，墓室四周发现11个放置随葬品的壁龛，也是目前全国新石器时期墓葬中壁龛数量最多的。
M22东壁中央显著位置有一具完整的公猪下颌骨，两侧对称排列各放置3件彩绘木柄玉石钺。“我们认为这体现了《易经》中‘其豕之牙，成而不用者也’，体现墓主崇尚文德、卫兵不用、修兵不战的和善意识。”高江涛说。
陶寺遗址M22东壁中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供图
高江涛还介绍，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更将和平理念传至世界。如明代的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到访印度洋和太平洋沿岸36个地区和国家，这一壮举没有伴随暴力和掠夺、征服和殖民，而是与沿途各国建立起友好平等交往关系，帮助解决沿途国家之间种种复杂矛盾，努力建立和平局势。
高江涛说，湖北省博物馆藏有正面铸有“永乐十七年四月 日西洋等处买到”的金锭，佐证了中华民族在对外交流中秉持的和平理念，这与“大航海时代”西方世界的表现对比鲜明。
高江涛表示，中华文明在其形成过程中就展现出和平的理念，历经几千年连续发展，因循时代特点和变迁而不断创新，终成全球与人类的共识和憧憬。文明因和平得以传继，因和平而多彩。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和平发展，理想世界。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迄今为止对中华文明特征最精辟、最凝练、最准确的概括和总结，科学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文化基因所在、精神命脉所系、价值追求所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编审张国春介绍，这本书凝结了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界对五个突出特性产生原因、相互关系以及当代价值的全面、系统、深入研究阐释。
张国春说，这一成果对深刻理解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深刻理解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独特优势与时代价值，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具有示范意义。
（图文来源于“新华每日电讯”，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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