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泛泛谈了历史地理研究中历史资料的重要性。下面再进而谈谈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问题。
历史资料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考古资料，一类是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是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和遗物，通过这些实迹实物可以如实地复原古代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情况，是科学性最强的资料。但是，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大多数活动是不会有什么遗迹遗物留传下来的，再加遗迹遗物一般是不会说话的——没有文字铭刻。所以，就有了文字记载以后这二三千年来的历史时期而言，考古资料所能起的作用，毕竟还是赶不上文献资料的，研究这一段时期的历史主要得依靠文献资料，研究这一段时期的历史地理也不能不如此。而这一段时期由于距离我们这个时代最近，当然也是我们的研究工作的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如何搜集、整理，如何鉴别分析文献资料，事实上也就不能不是做好我们的研究工作的关键性环节。要全面论述处理好这个关键性环节的方法，那是可以写成一部几十万字的专著的。在这篇文章里，我只预备讲当前特别值得重视的三点:
第一点，搜集资料要做到基本上齐备。我们研究任何课题都切忌凭少数几条资料就下结论，这是相当危险的，很可能导致不正确的结论。当然也用不着要求百分之百地搜全所有资料，这往往是难以做到的，一般说来也是不必要的。勉强这样做还会导致文章写得很烦琐、很噜嗦。但是，我们应该要求做到基本上齐备，也就是说，重要资料、关系到得出怎么样的结论的资料不能遗漏。资料是否基本齐备会影响到结论是否正确，我可以举一个明显的例子。
从陕北无定河北岸迤北到内蒙古乌审召、鄂托克旗一带有一片沙漠叫毛乌素沙漠。有相当一段时间地理学界流行过一种说法，认为这片沙漠在五世纪以前原是一片肥美的草原，是五世纪以后才随着人类的活动而逐步变成沙地的，有的甚至认为沙漠南部的形成不过三四百年，解放以前二百五十年沙漠向南扩展了六十里。且不谈后两种说法，只谈流行得最广泛的前一种说法。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沙区南部今陕西靖边县北红柳河北岸的白城子废墟，是公元413 年五胡十六国中夏国所筑的都城“统万城”的遗址，据历史文献记载，当时夏国国君赫连勃勃曾经登上统万城附近的契吴山，举目眺望，赞叹这一带的山川景物之美，说是“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条史料说明了在统万城建城的时候，这里显然还不是沙漠地区，而是景物很优美的一块好地方;这里变成沙区，应该是统万城建成以后又经历了若干千岁月才开始的。尽管开始于何时的具体年代各家的推论有所不同，但五世纪初这里还没有受到流沙侵袭这一点是这许多学者所一致公认的，几乎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定论。可是，赵永复同志写的《历史上毛乌素沙地的变迁问题》一文（载《历史地理》1981年创刊号）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赵永复同志的文章详细论证了那种白城子附近的流沙形成于唐以后的说法是不符合于历史事实的;根据北朝的记载，那时上距赫连夏不过百余年，这一带很明显是到处分布着沙陵、沙阜、沙溪的游牧区。作者认为至迟东汉，即公元二世纪时，这一带可能已有流沙的活动，因为见于东汉记载的奢延泽，应该是红柳河上游一条支流八里河被流沙堵塞出口而形成的。赫连夏时代这里的地理景观和北朝时代不会有很大差别，赫连勃勃用“临广泽而带清流"这句话来叹美这里的景观，“广泽”“清流”不一定就是优美的草原，很可能正是沙漠地区的现象，因为沙漠地区的河流，水源来自泉水或地下径流，往往是很清澈洁净的。至于赫连勃勃之所以要在这里营建都城，他的着眼点主要并不在于这里的地理环境如何优美富饶，而是在于建都在这里有利于防御近在数百里外强敌拓跋魏的侵袭。
这篇文章所论证的观点是否完全能成立我不敢说，但至少动摇了过去流行的那种说法，把对这一带的自然环境的变迁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作者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呢?除了他严肃谨慎的研究态度外，主要由于花大力气搜集了近百条以前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所没有掌握到的文献资料，也就是说，他做到了资料基本齐备这一点。因此他所取得的成就要比资料不及他齐备的高出一筹。
第二点，不要把传说当作真实史料。有些文献资料来源于民间传说。尽管传说一经用文字记录下来也就是文献资料了，但事实上传说往往并不反映历史真实，我们做研究工作不能贸然把这种资料当作真实史料看待。
例如，“榆林三迁”的传说传播得很广，屡次为中外地理学家所引用，作为陕北一带沙漠南移的证据。实际却根本没有这回事。侯仁之同志的《从考古发现论证陕北榆林的起源和地区开发》一文（见侯仁之著:《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版），根据可靠记载，查清了榆林自1472年建立榆林卫以来五百年的情况:曾经多次拓建，比较重要的有三次。历次拓建都没有离开原址，所以“榆林三迁”，应该是榆林三拓的讹传。这就破除了沙漠南移，五百年中使榆林三次向南迁移城址，这种迷惑了不少地理学者的立论根据。
这一类被前人记载下来的靠不住的传说，各种书里都有，研究工作者要随时注意培养锻炼自己的鉴别能力，不能见了刊印在古书上的资料不加辨别，一概置信。这是一项必要的基本训练。不经过这种训练，是很难正确运用历史文献资料的。一般说来，正史里这种记载比较少，而地方志里则相当多。学地理出身的历史地理学工作者搜集文献资料，通常都不习惯到正史中找材料，习惯于从方志中找材料，那就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例如上海的地方志里说黄浦江是战国时楚国的春申君开凿的，春申君名叫黄歇，黄浦即因而得名，又给黄浦加上歇浦、春申江、申江几个别名。这完全是胡说，如何信得?!现今上海市区是南北朝以后才成陆的，春申君时代这里还是一片海域，他怎么可能跑到海里来开河?方志里这一类荒唐的说法很多，千万不能上当。
第三点，不要轻信前人对古代文献资料所作的解释。先秦古籍里有关古代地理的记载，原是很宝贵的文献资料。可是由于古人行文极为简练，后代的注疏家和研究者对这些文献所作的解释，难免没有误会、走样之处。所以我们处理这些文献资料，就该把古书原文和后人注释分别对待，不能混为一谈;不应该育从过去那些注疏家和研究者的解释，应该凭藉我们自己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和地理知识，运用科学方法去正确理解判断这些资料所反映的古代地理情况。这样做才能不受前人束缚，解决前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作出超越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举二个例:
第一个例:先秦有一个云梦泽，但古书里“云梦”二字不一定指云梦泽，多数场合都指的是楚王的一个以“云梦”都为名的游猎区。云梦泽是这个游猎区的一部分。云梦游猎区是跨大江南北的，而云梦泽则只存在于大江北岸，主要在江汉之间。从西晋初年杜预注《左传》，错误地把《左传》中的“云梦”解释成云梦泽，从而产生了云梦泽跨大江南北的说法。这种误解自晋以后逐步发展，到了清初的经学家胡渭手里，竟然把整个江汉平原、洞庭湖区连同附近丘陵地带都包括在云梦泽范围之内。（《禹贡锥指》卷7）这种极端荒谬的说法直到建国以后还为一些地理学家所采用，看来主要是由于他们没有能够察觉到杜预到胡渭的解释并不符合于先秦古籍中“云梦”的原意。我在前若干年注意到这个问题，作了一番研究，后来写成了一篇题为《云梦与云梦泽》的文章（载《复旦学报》1980年历史地理专辑）。我的方法是先直接从先秦记载去理解先秦云梦的真实情况，再一一破除杜预以来所有经学家和舆地学家的谬说，然后运用汉以后关于云梦泽的可靠记载，去理清楚云梦泽在历史时期的演变过程。这篇拙文主要取材于文献资料，也用了一些考古资料，但不多。总之，基本上全是用历史学方法对历史文献资料作了整理和分析，并没有采用野外考察和沉积物分析等地理学方法。可喜的是，地学工作者蔡述明同志利用钻孔资料，通过实地考察，也得出了不存在一个跨大江南北的云梦泽的结论，这就更证实杜预以来的说法是错误的，不符合历史真实的，也说明了正确运用历史学的或地理学的研究方法，都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二个例，关于洞庭湖的演变。长期以来地理学界、水利学界根据近百数十年来的湖面日渐填淤，普遍认为整个历史时期湖面都是在不断地缩小，不同的只是有时快有时慢而已。那末，《禹贡》《职方》《尔雅》《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这些古书讲到古代著名的泽薮，为什么都没有提到洞庭湖呢？《汉书·地理志》为什么非但不提到洞庭湖，在讲到湖南的湘、资、沅、澧四水时，为什么又说成是湘水、沅水入江，资水、澧水入沅，都不提到入洞庭湖呢?过去人们都相信了前人洞庭湖是古云梦泽的一部分的说法，又相信了前人把《汉志》湘沅入江、资澧入沅勉强解作湘沅是由湖入江，资澧是在湖中会合沅水的说法，因此问题也就无从发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前身历史地理研究室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过程中，认真对待了有关洞庭湖的古代文献资料，才发现前人这种解释是相信不得的。若说洞庭湖是云梦泽的一部分，那末《楚辞》《国策》为什么既有云梦，又有洞庭?随后我们搞清楚了云梦泽全在大江北岸,并不跨大江南北，更确信云梦并不包括洞庭。既然洞庭不是云梦泽的一部分，若说见于《楚辞》、《国策》的洞庭果然是一个大过于后代的，或和后代差不多大的大湖，那末《职方》《尔雅》等古书里讲到九薮十薮时，为什么不提到洞庭，为什么不说楚有云梦、洞庭二薮?这么大的一个湖，《汉书·地理志》里怎么可以不称湘、资、沅、澧入湖，或入洞庭，而称入江入沅?不仅《汉志》如此，为什么在大约成书于东汉的《水经》里，也说是湘水、沅水入江，又说澧水也入江，而资水是“与沅水会于湖中,东北入于江”?这只能说明沅水、资水的下游有一个湖，这个湖既与湘水、澧水不相涉，显然不会很大。后来我们又发现在《庄子》里两次提到“洞庭之野”，竟然不把洞庭地区看作泽薮而目为平野;在《山海经·中山经》里提到湘水、沅水、澧水都是在“洞庭之山”附近与江水相会，却并没有提到洞庭之山下有一个洞庭湖。经过这么一番认真考索，我们才确信前人对古书的解释绝对不可靠，先秦两汉的洞庭湖不可能象见于南北朝著作《荆州记》、《水经注》里所记载的那么大，更不可能有唐宋记载里所谓“八百里洞庭”那么大。否定了前人的误解，我们才得出了一个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结论:原来洞庭湖在历史时期不是一直在由大变小，而是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大到小的演变过程。我们根据这个结论先在我们所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按各个历史时期的记载作出了处理，春秋战国两汉只在今岳阳君山脚下画上一个小小的洞庭湖，把湘、资、沅、澧按照《汉志》《水经》记载那样画作入江或入沅;从东晋以后才画上一个大洞庭湖，湘、资、沅、澧都注入湖中;南朝、唐、宋、元、明逐步扩大，到清图才缩小了一点。不过我们的清图是按1820年的情况画的，所以图中的洞庭湖还是比现在的大得多。
画图工作结束(指内部本)之后，我们又把这个课题交给张修桂同志请他作进一步的钻研。张修桂同志又根据湖区的地质、地貌、水文、考古和卫星照片等多方面的资料，结合文献资料，写成了《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一文。（载《历史地理》1981 年创刊号）我认为这篇文意写得是很出色的，由于采用了多种地理学方法研究下来的结果和我们原先用文献资料得出的结论正相符合，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我们在图上所作的处理是符合于历史真实情况的。张修桂同志的研究使这个问题解决得更细致、更圆满。由此可见，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特别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工作要取得较高质量的成果，必须同时采用地理学和历史学两种方法相互配合。而我们最初提出由小到大、由大到小的基本看法却是从文献资料的钻研分析得来的，是从破除了前人的误解，建立自己的正确理解得来的，由此又可见正确对待文献资料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