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以来，在应对外敌入侵的危机中，“中华民族”的概念开始逐渐被西南少数民族精英所熟悉、接纳和使用，西南少数民族精英的“中华民族意识”经历了一个从“经验感受”到“理性自觉”的演进过程。与之相伴随的是西南少数民族精英“我族”意识的兴起，但他们对于“我族”的标举，不是一种割裂性的“我族”中心主义，而是以强调自身乃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为根本前提，本质上是反对“五族共和”狭隘性的承认诉求。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的“中华民族”情感认同进一步升华，并以各种形式激励他们投入抗日救亡的运动中。西南少数民族精英在抗日战争期间表现出来的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各成员应当得到承认和尊重、各民族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是基于真实的生存体验和强烈内心认同的“原发性”情感，是一种长期“自在”意识的“外在”表达，它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实在性和历史必然性。
早在20世纪初，随着现代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在中国的传播，“中华民族”一词开始被中国的社会精英所熟悉、接纳和使用，并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显著时代特征和政治文化符号意义的民族观念。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提出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中华民族认识论。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的生成、演化和强化，直至成为全体中国人“自觉”的深层次情感认同，是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反映。
费孝通晚年曾表示：“如果把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如实地摆清楚，也就是一部从民族观点描述的中国通史了，也可以说就是我在民族研究领域中悬想已久而至今没有能力完成的一个目标。”近年来，学者们有关国民政府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精英的研究丰富了近现代中国民族政治的内涵，也为实现费孝通的愿望做出了贡献。总体而言，现有成果的研究大多侧重于西南少数民族精英“我族意识”的兴起，以及他们为了争取“我族”的权益和国民政府进行博弈的过程，而对于他们在文本和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则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本文认为，经过历代中央王朝的长期治理与发展，至清代中后期，西南地区总体上已汇入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主流，西南各民族已和中国境内各民族结合成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即中华民族的“自在”状态。在近代中国人民抗击外敌的过程中，西南少数民族精英的“中华民族意识”经历了一个从“经验感受”到“理性自觉”的演进过程。与之相伴随的是西南少数民族“我族”意识的兴起，但他们对于“我族”的标举，不是一种割裂性的“我族”中心主义，而是以强调自身乃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为根本前提，本质上是反对“五族共和”狭隘性的承认诉求。他们表达出来的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各成员应当得到承认和尊重、各民族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是基于真实的生存体验和强烈的内心认同的“原发性”情感。
一、“大一统”传统和西南少数民族
先秦时期，中国就已经形成了中原王朝和周边民族集团同属一个“天下”的思想。秦统一中国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初步形成。至汉代，政治格局之上又发展出了一套“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深厚内涵，反映出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思想来源。
西南边疆是最早接受中央王朝管辖的地区之一，也是最早受“大一统”思想影响的地区之一。自秦汉开始，历代统治者对西南边疆的认识逐渐深化，开发的力度也逐渐加强。秦统一后，就将“五尺道”修到了今云南曲靖附近。西汉时，设立了西南七郡，使得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得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东汉时设立的永昌郡，则基本确定了汉朝在西南部边疆的辖界。永昌郡的设立，标志着“西南夷”地区（司马迁把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川西南诸部落称为“西南夷”）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唐时兴起的南诏和继之而起的大理国，作为中央王朝的割据政权，与唐宋两个王朝分别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南诏和大理都与中央王朝有着密切的联系。
元朝时期是西南边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元朝在西南地区设置了较为系统的土司制度，使得中央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得以深入。自元代设立土司制度后，中国的西南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汉代的“夜郎”“滇”以及唐代的“南诏”和宋代的“大理”那样的地方割据政权，中央王朝实现了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有效控制，国家空前统一。元之后，明、清两个王朝在数百年的时间里通过部署驻军、移民垦殖、改土归流和兴办教育等途径，加大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和开发力度。到19世纪前半叶，“在清的帝国构造中，西南部的非汉民族地区就已经被完全当作‘内地’来看待了”。
概言之，经过长期的治理与发展，至清代中后期，西南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总体上已汇入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主流，西南各民族事实上已经和中国境内各民族结合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即中华民族的“自在”状态。鸦片战争后，英法帝国主义开始觊觎我国的西南地区，并通过传教、探险和武装入侵等方式侵犯我国西南边境，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在应对帝国主义入侵的抗争中，边疆各民族开始淡化地域、族属和阶层的差异，逐渐形成了各民族同休戚、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以及共同归属于一个共同体——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抗日战争爆发后，这种同属于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进一步升华，凝聚起了边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抵御外辱的强大力量。
二、西南少数民族精英中华民族认同的表述
“中华民族”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新名词和新概念。起初，它一度被用来指称“汉族”。民国以降，“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内的“大共同体”的概念逐渐传播开来，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成为主导国内政治舆论的用法。这个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强调的是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平等的国民身份、作为一个共同体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以及面对外国势力侵略时的共同命运。地处西南的少数民族精英，由于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所接受的教育，与普通民众相比，他们有更多的渠道接触到新思想和新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的影响也更容易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当“中华民族”观念在“汉族”精英群体中传播的时候，西南少数民族精英成为最早接触到这一名词的人群之一，他们也在“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过程中，对于“中华民族”内涵理解的“狭隘性”和包容性不够的问题在部分精英人群，乃至后来的国民政府中一直存在。具体表现是“五族共和”的思想以及在此思想影响下的国民政府的政治实践，西南少数民族的政治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最早接触到“中华民族”思想和观念的人群之一，西南少数民族精英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一些西南少数民族精英开始了旨在确认“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身份和地位的诉求活动。总体而言，这些西南少数民族精英对于“我族”的标举，以自己身属“中华民族”为根本前提。这种诉求并不像当时一些主流社会精英所担心的那样，会造成分裂，带来冲突，恰恰相反，在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苏醒的背景下，西南少数民族精英要求承认“五族”以外还有其他民族的坚定而明确的“大中华民族”认同诉求，是避免分裂、促成最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选择。在向国民政府提出确认身份的诉求和开展各类社会活动的过程中，西南少数民族精英对于中华民族观念的认识、对于西南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关系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复兴中应发挥作用的表述以文本的形式保留了下来。
（一）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和表述
在这些西南少数民族精英的表述中，“中华民族”是包括西南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境内各民族组成的一个整体，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机时，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西南少数民族应该和这个大共同体中的成员休戚与共、团结奋进，以增大整个“中华民族”的力量。
1934年，曲木藏尧、阿弼鲁德、岭光电、王奋飞、安腾飞和曲木倡民等在南京的“夷族”发起成立“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在发布的“促进会宣言”中对“中华民族遭逢严重之国难”和面临的危机表达了忧虑，认为在中华民族复兴运动中，作为“大中华民族构成分子之一”的西南“夷族”“自当奋发追踪”。“促进会”的组设，正是为了改善、促进“夷族”的生活和文化，为“大中华民族重生”输入新血液，以“共谋大中华民族之复兴，大中华民族光荣之再造”。1936年，高玉柱和喻杰才以“西南沿边土司夷苗民众代表”的身份向国民政府提交了“请愿意见书”，提出在“国难紧急”之际，西南已经成为“延续复兴中华民族最后之生命线”，应扶助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夷苗民族”与国内各民族齐头并进，以“增大中华民族之力量”。同年，“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印行《新夷族》第一期，在“发刊词”中提出“期刊”的任务是“实现总理‘求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的伟大遗教，改善其（夷族）生活，促进其教化，健全中华民族力量，巩固祖国基业，更进而促成和平的世界”。1937年2月3日，高玉柱在上海中西电台演讲时讲道：“我们大中华民国，是由汉、满、蒙、回、藏，及西南夷族，共同结合而成，但是有许多的人们，只知道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而不知道还有一个很庞大的西南夷族。”她对这种现象表示忧虑，认为“西南与夷苗，是国防的生命线”，应予重视开发。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南少数民族精英的中华民族情感认同进一步升华。1938年，高玉柱在《动员夷苗民族与抗战前途》一文中强调，“夷苗民族”是“大中华民族之一环”，“是构成大中华民族之一的细胞”，“覆巢之下无完卵”，“参加抗战是我们的义务，同时也是我们的权利，争取大中华民族的自由与解放，同时也是取得了我们夷苗民族的自由与解放”！1943年，岭光电在《倮情述论》中表示，在国家危难时期，“希望夷胞一致把握时机，一致努力奋斗，抱国亡我亡，国存我存之决心，参加抗战建国，求光明前途”。
（二）关于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关系的表述
当时，日本、英国和法国等外国势力欲达到分裂西南的目的，在西南地区大力宣传“西南少数民族”外来说。为此，曲木藏尧在“滇省指委会工作人员演讲会”演讲时讲道：“夷汉是同一祖先的苗裔……云南全省的居民中，百分之八十以上说不定都是由夷族汉化而来的，但现在都是汉人了，有什么夷汉之分?”他认为，“夷汉的关系，非相生不能存在，非互助不能发展”，“复兴中华民族”需要“整个西南夷族”，“共同负此救亡扶难的重责”。他呼吁，在英法帝国主义势力入侵西南的危机局势中，“不要把我们同种同源的民族，置之不问，致被帝国主义引诱去了”。
岭光电对于外国人认为“夷人”同中原民族“绝不相同”的说法表示担忧，认为这些说法“足以混淆一时听闻”，有的国人因政治的关系虽然也附和说“夷汉一家”，“而内心有无深刻的客观认识作根据，却大成问题”。他认为，“事实是胜于雄辩的，汉夷一家的现象真是多极了，只是少有人去作深刻的研究，未曾一一发现而已”。他通过“汉音”和“夷音”的比较研究，提出“不论怎样两种语言间形容词副词都能相同，其关系之密切，是不待申述的”。他认为“此种关系，以为过去两族祖宗时代，彼此相同，那末将来复归于相同，还是容易的事”。
石启贵撰写《汉苗同源论》一文发表于《中央周刊》。他从“苗汉由来”“苗语歌曲”“苗华名称”“医药干支（即天干地支）”“姓氏同一”“宗教习俗”六个方面进行了考证，提出：“中华民族，由来之说颇多”，但“无论何说，均不能否认苗汉是同出一源”，“苗汉实为同源异系同木分枝，皆黄帝之后裔属汉族之支脉”。且“前举六项，仅就荦荦大者而言，其他例证之点甚多”。他呼吁本族同胞，“群策群力，共奋起来”，“同是中华民族，同建中华民国”。《中央周刊》编者认为，石启贵证明汉苗同源的文章，“可为发扬民族意识与精神之参考”。
杨汉先引述《尚书》《战国策》和《史记》等典籍考据古代的“苗族”居住地域，认为苗族来源“尚没有一致的结论”，但“要说苗族是曾经一度住过长江中域，这是无可否认的”。1938年，在华西大学上学期间，他撰写了《告石川联区同胞书》，其中写道：“苗族是中华的一个民族，多少年来都被歧视，现在读了报纸，知道共产党的主张是不同的，我们要团结起来，奋发前进。”他还自己出钱印刷材料寄给苗族师生，并约他们暑假回石门坎宣传，“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日”，后因国民党阻挠未能成行。1940年，他在“拜见”贵州省民政厅长时提出：“边胞文化落后有历史的、地理的原因，但他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应该帮助他们前进，不能歧视。”
梁聚五在所著《苗族发展史》中引经据典，对“苗族”由来的各种说法进行考据，认为那些“侮蔑”的传说“固不可信”，各种“外来说”更无可信的证据，“苗族之为神州土著，当无疑义”，而且，“苗族，还是汉满蒙回藏族的长兄”。
在高玉柱看来，无论是从史书上来推考，还是参以科学的考证，西南“夷苗”民族和汉族同源同种，都是炎黄子孙。“夷苗”民族向来具有忠诚“向内”的品质，且“淳朴耐劳”“勇敢善战”“赤诚爱国”，历史上曾屡次为国家“克平边乱”“固保边疆”。在国家面临危难之际，忠诚爱国的西南少数民族更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
（三）对西南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复兴中应发挥作用的表述
20世纪30年代，外敌的入侵使得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为了救亡图存，无数中华儿女奋起抗争，投入保家卫国的行列中。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南少数民族精英表现出了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和使命意识，认为西南少数民族应成为新鲜血液，在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只有这样，“我族”方可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
曲木藏尧认为，日本侵略压迫下的“‘满洲’伪国”产生及“外蒙独立”“内蒙古大闹自治”“回疆的多事”“康藏纠纷问题的复杂”，说明“革命后的中华民族”民族心理“涣散到不可收拾”。所以，“具有伟大健壮的体魄，克（刻）苦耐劳的精神，纯洁坦白的心胸，丝毫不染社会恶习的”西南夷族，应该作为新鲜血液，为复兴中华民族工作，“不然，孤立脆弱的汉族同胞，怎能遭逢得起这严重的国难”？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广大国人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比如学者唐君毅撰文表示，“中国民族”的根本危机是“国民道德的堕落与生命力的衰弱”，如果汉族能与诸尚未十分开化的民族融合，“一定可以促进整个民族的道德并加强民族的生命力，这实是中国民族一副起死回生丹”，而“夷族实可能是汉族外最有希望的民族，最值得汉民族同他们融合的”。当时，甚至有文化人士准备实施通过“苗汉”通婚来“改造汉族”的“荒唐”计划。
岭光电在《倮情述论》中写道，目前的“国难”和以往不同，是一国对一国，倭寇的目标是“以其暴力征服中国，使四万万人，尽为其牛马，任其生杀予夺，任其支配利用，消灭其反抗，消灭其文化，及民族国家意识，成其真实牛马”，如果让倭寇得逞，“夷胞”自然也不可能幸免。抗战必胜，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在抗战中，“若能尽其力能，参加奋斗牺牲之工作”，促成胜利早日实现，则夷胞就可以和国内各民族共享“自由平等之幸福”。反之，如果“于抗战无所裨益”，那么“夷胞”将来的地位和前途就会受到影响。在《以个人立场看从军》的文章中，岭光电呼吁“宁属”（大致相当于今天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范围）青年踊跃从军。他表示，“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细胞，我们的天职是爱护他，保卫他”。这是“宁属”青年为国家“尽义务的机会”，如果“目前不完成我们的义务，将来才去完成，他的价值也许不会和目前这样伟大，这实在是表现人生意义的良好时机”。“同胞们，你们谁不爱国，谁不恨敌。”“你不牺牲，国家便要受到牺牲。”“从军，从军，快从军”。
梁聚五认为，黔南各民族的“民族反抗性”极强，“辛亥革命成功之易”正是因为贵州各民族在“反清”的长期抗争中，消灭了清政府的主力部队所致。“如果能够把贵州各民族的‘民族反抗性'运用起来”，“予以切实的组织及训练，相信不久的将来，在全民大反攻的火焰中，必然增加不少英勇的生力军”。他主张“消泯”各民族间“轻视”与“仇视”的成见，“奖励相互通婚，戳开‘种族’间的障壁”，通过“国内各民族血的总汇的代价”，构成“国族”新阵线，以争取抗倭战争的胜利。“如此，才能实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真幸福”。
三、西南少数民族精英中华民族认同的实践及影响
在国家受到外敌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西南少数民族精英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激情，并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抗战之中。
1931年，曲木藏尧从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华侨班毕业，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以“夷族同胞”身份赴南京中等以上学校演讲。他情辞恳切，“颇能激奋当时一般人之同仇敌忾心理，实极一时之盛”。“卢沟桥事变”后，他“奉命赴平津一带敌后工作，为时一年，出生入死者，不下十余次”。平津脱险后，他辗转至重庆，后被委任为乐西路督修司令部第二支队支队长，召集四千余彝族民众抢修战时公路，由于工期紧，他跋涉奔波，以致积劳成疾。期间，曲木藏尧还充分利用自己的民族身份，向彝族同胞宣讲民族大义，带领他们提前完成了抗战所需的西昌小庙机场的赶修任务。
1932年，高玉柱自丽江永胜到了昆明，时值“九一八事变”后，国土沦丧，同胞受难。悲愤于时局，高玉柱在安宁温泉写下了：“潺潺流泉水芳冽，国难当头心欲折。不是泉温是火焚，誓掷头颅洒鲜血。”“同胞同胞奋臂起，长枪大纛东北指。不是当年旧温柔，不复民族心不死。”“倭寇不灭难消恨，谁复眷恋温柔乡？”这些诗句表达了对“国难”的痛心和以身许国的志向。1936年，高玉柱和喻杰才等人到达南京，入住“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和“促进会”的岭光电、王奋飞等同志就“夷苗”问题向国民政府请愿。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高玉柱等多次向国民政府提交请愿书，并在南京和上海等地开展了大量的社会活动。高玉柱向广大国人宣讲她的主张：“五族共和”中的“五族”不是中华民族的全部，中华民族应该包括“夷苗”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应该团结西南少数民族以增强中华民族的抗战力量。时人称赞她“是有丰富的民族意识，坚强的国家观念的民族战士”，她发起的请愿“是中华民族一致团结抵抗御侮的起点”，而她的行为“足以愧死汉奸，而消灭汉奸”。“滇西抗战”爆发后，她主动请缨赴云南抗日前线宣慰，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边疆宣慰团”少将团长，不幸“积劳成疾，殉职边疆”，获得“公葬”哀荣。《新华日报》称她为“夷族女杰”。
高玉柱在南京请愿时，岭光电曾和她一起赴国民政府各个部门请愿。1936年夏天，岭光电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37年初，他被宁属汉彝民团指挥羊仁安委任为彝务大队长。之后，又被越西县县长委任为土司。后来，他利用自家私宅，自筹经费建立了“私立斯补边民小学”，招收彝族子弟入学。他免收学生学费，为学生提供学习用品，为困难学生免费提供伙食。对于他的办学之举，时人认为：“兴办学校，促成彝人的开化，就是对国家民族的大贡献。”1944年，对于岭光电捐资“国币三十四万余元”举办边民小学的行为，国民政府予以明令褒奖，除由教育部“授予一等奖状”外，“并题颁嘉惠青年匾额一方，以昭激励”。岭光电付出的努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凉山彝族自治州推广普及现代教育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淞沪抗战时，当时在上海求学的梁聚五就参加了抗战宣传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梁聚五继续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工作。1937年，他被任命为“黔南各族青年训练班”副主任，积极为民族团结和共同抗日开展工作。1940年，他任国民党第六军政治部主任随军赴缅抗日。1944年，日寇入侵黔南，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梁聚五临危受命，担任黔南抗日工作督导员，深入民族地区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激发各族人民爱国热情，协助当地政府组织自卫武装力量，为抗日做出了贡献。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所述在西南少数民族精英中并非个别案例，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如云南潞江土司线光天组织抗日武装一直战斗在抗日前线，并独自负担所部200余人的费用，“至反攻胜利前夕，其财力已罗掘殆尽，连家属的饰物金镯等都已变卖贴用一空”，获颁“为国干城”锦匾；芒市土司方克胜，遮放土司多英培，在地方沦陷后仍坚持抗战，“被俘监禁逾半年之久，在敌人威胁利诱之下，坚贞不屈，脱险归来，洵属深明大义”，为此行政院令云南省政府“传令嘉奖，以昭激励”；怒江土司段浩组织武装在敌后开展斗争，“后来由于军需供应紧张，军粮和薪饷几乎等于自筹”，至抗战结束，“段浩用去了全部家产的百分之八十”；对于刀京版、多永清、思鸿升等土司在抗战中的表现，第54军198师师长刘金奎评价“不屈不挠，孤军奋斗，屡挫敌锋，殊堪嘉奖”；红河猛弄土司白日新召集红河南岸各大小土司组成边防抗日游击队，提出“协同一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复兴中华民族”的口号，号召各族人民参加抗战；缅境土司杨文炳向政府“献金”三十万元国币，滇边耿马土司献金一百万元国币，水卜龙新街参加“边疆宣慰团”的土司决议联合向政府献金十万元国币，西康盐源九所土司派代表到重庆请政府开发富源以支持抗战；在“西南边疆土司民众代表”贵州杨砥中的保举之下，有180名“夷苗青年”入军校受训；在凉山卢占鳌和李仕安的组织下，诞生了一支“彝民抗日军”等。
精英的宣传和带动，凝聚起西南各族人民团结抗日的强大力量。云南10多个民族的数十万民众，付出巨大的鲜血和生命代价，用287天完成了工程浩大的滇缅公路的修建，保障了中国抗日物资的运送。川籍彝、羌、藏、苗、土家、回等少数民族将士在抗日前线英勇作战，建立殊功。云南各族子弟在抗日战争期间从军人数达37万余人，其中包含彝、白、哈尼、纳西、回、蒙古、壮、苗、瑶、傣等民族的子弟。他们转战多处抗日战场，官兵伤亡10多万人，为争取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南各民族数十万将士出师抗战，转战全国各大抗日战场。这些军队中涌现了大量烈士将军，“而没有一个投降将军，也没有出现伪军，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国家危难之际，西南少数民族的这些爱国行动，对于打击侵略者、激发国人的爱国激情和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小结
在“大一统”思想的长期熏陶和影响下，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和发展，至清代中后期，西南各少数民族已经和其他民族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即中华民族的“自在”状态。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将“中华民族”一度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共同抗击外敌的过程中，全国各族人民几乎同时经历了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觉醒过程，在各民族杰出人物的影响下，中国境内各民族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抗日战争中，这种同属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激励着包括西南少数民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御外侮、同赴国难，抛头颅、洒热血，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西南少数民族精英在抗日战争期间表现出来的“中华民族认同”是一种长期“自在”意识的“外在”表达，是基于强烈内心认同的“原发性”情感。
正如费孝通所提出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西南少数民族“中华民族意识”从“自在”到“自觉”的演进过程，呈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实在性和历史必然性。
文章来源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