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一天，侦查小组又得到一条线索，说是在台北县城有一个卖膏药董博贵，35岁，武功卓绝，尤精轻功，听说有一次，董博贵在台北县城的“富春阁”去偷酒喝，很快就喝得烂醉如泥，瘫在楼上一个角落里睡觉，店家未发觉，锁门打烊而去。董博贵到下半夜醒来，见楼门已被锁住，遂抱了喝剩的半坛酒，从三楼窗口一跃而下，双脚落在铺地的石板上，连个趔趄都没打！
山下文田听完报告这，当即派人去调查，邻居对警察表示，董博贵发了大财，据说还有美国钞票，现在居然要想娶媳妇了。警察一听，这肯定是嫌疑犯啊，当即就去董博贵家里搜查，可他家里什么都没有，几乎是家徒四壁，关键在于董博贵本人还失踪了。于是日本警方开始暗中通缉董博贵。
在当日的案情分析会上，德国人朔尔斯多夫提议，既然被盗物品里有金碗、金币等古玩，案犯必然会销赃，是否已对有关店铺进行了布控？”。
一语惊醒梦中人，日本警察在朔尔斯多夫的提醒下，才开始对台北所有的古玩店铺、典当、钱庄进行布控，但凡发现有人典卖金碗、盒币的，立刻扣住，急报警察局！”
马上就在第二天就有人报告，两名刑警在一家叫‘烟波云海斋’铺子里，小伙计在10月9日已收购了一枚袁世凯金币”，老板回忆，前来出售金币的是一个长瓜脸上有着一张略向右歪的嘴巴的年轻少爷，此人说一口本地话，几番议价，最后以200元大洋成交。
金币哈尼斯经辨认，正是他所失窃的那枚。 由于有了嫌疑人的外貌，连夜让人刻印关于“歪嘴”体态、特征的材料，又安排数百名警员在台北全市查缉嫌疑人“歪嘴”。
次日上午8点，烟波云海斋”的老板前来报告，那个卖金币的找到了！原来铺子里的一个孙姓店员无意中在万春茶馆发现了“歪嘴”。发现此人步上二楼，要了一壶花茶、几碟小吃，笃悠悠地享用起来。
孙姓店员打听后得知，“歪嘴”叫秦汝男，是“德泰米行”的小开，“德泰米行”的老板泰幅乃是台湾洪帮中的高辈份人士，手下门徒颇多，三教九流都有，日本人也不敢轻易招惹，秦汝男人称“花王秦少爷”，是妓院常客、另外还霸占着七八个有夫之妇和寡妇。于是老板就吩咐孙某等人暗暗盯着秦汝男，自己直奔警察局报告，山下文田听后大喜，当即传令，派12名刑警前往茶馆拿人，千万要活的 刑警即刻出动很快就将秦少爷缉拿归案。
秦汝男被押到台北市警察局后，山下文田和清河上尉亲自提审。但山下文田一看就知道秦汝男不是凶手，此人是个五短身材的胖子，一副被酒色掏空了身子的躯体，根本就不是武林高手的样子，而秦汝男被押进审讯室后就大呼冤枉，山下文田因此断定这枚金币是他从别人手里得来的。
秦汝男交代金币是他从福州购得的10枚伪造金币中的一枚，另外九枚尚未出售，藏于家中。警察一检测金币果然是假的，这样，秦汝男的疑点排除了。
这时，距案发日期已经十余天还是没有任何头绪， 在这个时候，朔尔斯多夫提出物色一个台湾本地出身的中国侦查高手参加破案，由于始终没有破案，日本方面也是压力巨大，在这种情形下，日本人只好同意了朔尔斯多夫的提议，小矶谷挑来挑去，选中了基隆市警察局的郑宗侃。
郑宗侃，41岁，出身捕快世家，他本人对侦探这门职业情有独钟，还考上了东京高等警察学校，专攻刑侦专业。从日本返回基隆后，被任命为基隆市警察局刑侦大队大队长。他是当时台湾各地警察局中唯一的一个任大队正职长官的中国人。
郑宗侃报到的日子是10月23日，并听取了案件和侦查情况。 郑宗侃的第一个观点是，董博贵不是嫌疑犯，因为飞贼基本上都“兔子不吃窝边草”。应该不会在台北作案，而必定会跑得远些下手，这一看法得到了朔尔斯多夫首肯，而日本人却不以为然。但是，当天晚上发生的情况就证明郑宗侃的判断是准确的。
因为董博贵就被捕了，正在审查的时候，台北又传来消息，正金银行发现“飞贼”作案，保安人员追捕未着，就此证明董博贵根本不是飞贼，由此，日本人对郑宗侃开始另眼看待，所以在下令让郑宗侃去“正金银行”勘查现场。
侦查本部出动了10名刑警陪同郑宗侃去调查，案发时，“正金银行”晚上值勤的保安人员玩忽职守，擅离岗位，几个人聚在大门内的警卫室里喝酒聊天，直到警铃骤响才慌忙奔往金库。
金库有两个进出口，一个就在小楼内，另一个通过地道直通营业大厅。后一个通常只作为取款、解款的进出口，平时不工作人员出入金都从小楼走。小楼内应当昼夜有人值守，但当时由于保安人员离开了，给窃贼有机可乘，当四名保安人员奔到小楼前，发现楼门已经开启，万幸的是金库的铁门完好无损，表明窃贼还未打开过。可窃贼却不见了！
这个时候，职员发现飞贼藏在屋顶上，只见“飞贼”是个瘦长个子，身穿玄色紧身衣裤，头蒙黑布套。在屋顶上未作停留，一个侧身就往大楼和院墙之间的巷道急奔，保安员当即开枪示警 “飞贼”听见枪声，随即拔出手枪反手回击，连打三枪，两枪打在院墙上，一枪击中一名保安员的右小腿，负伤倒地。“飞贼”乘机这个当儿直窜到前面大院，“嗖嗖嗖”踩着墙壁上的2.8米高的墙头，往下一跳便消失了。
山下文田、郑宗侃等一行听完情况介绍后，郑宗侃就问“飞贼”所用的金库钥匙是哪里来的？日本职员表示一共有两把钥匙，分别由总经理和金库库长掌管。郑宗侃又问了两人的行踪，认定总经理那里出了问题，便说： “你派两个人去总经理办公室看一下，估计‘飞贼’先已光顾过那里了。”
职员去总经理办公室一看，办公室那里的保险箱已被撬开，金库钥匙就从此处获得，箱内的文件、账本还在，黄金、珠宝、现钞之类还在，屋角的酒橱一瓶白兰地喝了大约半瓶。山下文田经勘查，获得了脚印、手枪子弹弹头、弹壳等遗留物。后经技术鉴定，均系同一案犯作案。山下文田对郑宗侃深鞠一躬，一再表示郑宗侃能力大大的。
事后，郑宗侃在分析会上指出，我认为这个案犯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因为所有案件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案犯在现场都喝了半瓶酒。案发现场有中国酒，也有洋酒，而案犯为何两次都选择‘威士忌’、‘白兰地’这样的淡性洋酒喝呢？这个人一定是个酒鬼，而且是个了不起的酒鬼。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难接受洋酒的异味。所以，在两个作案现场都喝洋酒的案犯，应该不是中国人！
郑宗侃估计是一个欧洲人。之所以如此频繁地选择这类目标作案，估计一是可能急于需要一笔巨款，二是可能是想捞几笔后离开后回国。郑宗侃一番话语说完，朔尔斯多夫表示了支持，于是众人围绕这个问题议终于定下了侦查方向，从目前在台湾的欧洲人中间开展秘密调查，为防止“飞贼”携带赃物离岛脱逃，须加强各港口、机场对离岛欧美籍人员所携行李的检查，同时加大在台北全市银行，商场的警卫工作。
几天后，一个49岁的布特朗斯白俄罗斯人进入警方是视线，江湖绰号叫“会飞的魔鬼”。此人是今年6月中旬从越南河内经香港来台北的。这个布特朗斯表面上以拉小提琴求乞谋生，但刑警暗中发现此人暗中着富裕的生活，而且每餐都喝酒，喝的是洋酒。出入高档酒店，由于布特朗斯的外形、脚码与“飞贼”相似，警察将其拘捕，经进一步鉴定，他的指纹与“飞贼”的指纹明显不符，于是就给释放了。
就在这个时候，“飞贼”又露面了！在11月8日晚上，“飞贼”光顾的是亚细亚钟表店，而这个地方却是这是郑宗侃预判的，因为郑宗侃向日本人提议，为了早日缉拿“飞贼”。应该在台北部分高档商业场所提前布控，几经踏勘后，郑宗侃选中并提前布控的19个高档商业场所，其中钟表店就去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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