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30日，时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突然接到毛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的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
电报的大概内容是：从中央收到子虞电至今有九个月了，未寒电至今也有两个半月了，但是你们华野前委书记，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
长期没有表示态度，也没有说明其中理由，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失去了主动性，落后在所有兵团之后，实在是太不合群了。
其中提到的华野前委书记，正是华野代司令兼代政委的粟裕。毛主席在电报中说明，你饶漱石是华东军区和华野全军的政委，现在责令你去传达中央的意思，处理这个问题，处理的结果要电告中央，我们都盼望着呢。
这份电报也真是蹊跷，批评的是粟裕，却发给了饶漱石；饶漱石名义上的职务很高，但是对华野的实际事务插手极少，可以说根本不管。这个时候的饶漱石，是深受中央和毛主席信任的，某种程度讲还高过陈毅。
这突如其来、狂风暴雨般的批评指责，显然是与事实完全不符的。但毛主席为什么要批评，又为什么要特地发给饶漱石呢？
其实这份中央军委的电报，主要讲的是没做好“请示报告”。请示报告制度是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创立，其意义非凡，防备远离中央的方面大员“尾大不掉”，影响团结和稳定。
1948年1月，解放战争的相持阶段，鹿死谁手还未可知，但我们各地的部队已是兵强马壮，防患于未然是很有必要的。1月7日，毛主席给中央局和野战军的头头脑脑们，专门下发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电报（即子虞电）。说要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
定好请示报告内容的相关规定后，毛主席特别要求所有人“必须自己动手，不让秘书代劳”。毛主席还对野战军和军区的首长们做单独要求：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外，每月还要做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每两月做一次政策性综合报告和请示报告；写报告的时间恰好在作战紧张时，可以提前或推迟写好。
关于政治工作部分的报告，须由军政治部主任起草，经司令、政委审查修改，并共同署名，上报至军委主席。
都知道四野的军事首长是毛主席的多年爱将，可能正因为如此，《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下发6个多月后，本该有的3次报告，中央一份都没收到。此风断不可长，否则“报告制度”就形同虚设，半点作用没有了。
1948年8月15日，毛主席以中央名义，给四野军事首长发去一份超两千字的长文电报，严厉批评他不按规定向中央和中央主席做综合报告的行为；文中，毛主席毫不留情地列举出其数个月来的拖沓表现，并直言他的那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四野首长的反应和后续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这不久，粟裕就从饶漱石处收到毛主席的批评。粟裕感到非常吃惊，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自己可是本分得很：7月9日上报毛主席《北撤部队情况》，算是抵了7月份的综合报告；9月的报告按规矩推迟到10月上报，用《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无组织无政府状态的决议》抵了。
但毛主席对这样、那样的抵消看起来不是很满意。除此之外，毛主席的电文批评，一方面是再次敲山震虎，警示其他中央局、大军区和野战军的首长，让他们尽可能照定好的规矩办事；另一方面是让粟裕意识到“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性，让他不要马虎，甚至轻视。
批评电文发给饶漱石，让饶漱石转达给粟裕，其实还是对粟裕的一种爱护。毛主席“火气”这么大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除粟裕外，几乎所有大员都经历过延安整风。
听完饶漱石郑重其事的转达后，粟裕感到相当委屈，但还是在淮海战役前的积极准备和淮海战役时的繁重指挥间隙中，于11月9日亲笔完成毛主席所要求的请示报告。
收到报告后的毛主席，也没再纠缠。这时候有人看明白了：毛主席不是要看华野情况报告的具体内容，而是想要看到方面大员坚决执行请示报告的规矩。
11月战事如此紧张，粟裕也没忘“请示报告”一事，但战事实在太紧，他只得选择请示毛主席，能否推迟11月份综合报告的上报。毛主席欣然应允。到1949年1月份，因淮海战役还没结束，正处于僵持阶段，粟裕再次请求推迟上报。
毛主席再次应允。不过这一推迟就是一个月后，好在淮海战役大获全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