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领导的“红绿灯”执政联盟政府倒台，德国将于2月23日提前举行大选。这场选举引发了一场在传统大党和新兴小党之间的竞赛。选民将投票决定德国的未来方向，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俄乌冲突将成为选民关注的核心议题，同时，近期一系列暴力袭击事件也引发了对移民问题的更广泛讨论。此外，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连任及其与德国的关系，也将成为许多选民关心的重点。
德国的两大政党是中左翼社会民主党（SPD），即朔尔茨所属政党，以及由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SU）组成的保守派联盟。然而，近年来，这两大政党的支持率均有所下滑，为小党派的崛起提供了空间。其中，绿党（Die Grünen）和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fD）也推出了总理候选人，挑战传统大党。
除此之外，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民主党（FDP）、社会主义的左翼党（Die Linke）以及左翼政治家萨哈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创建的BSW党也参与竞争。然而，民调显示，这些党派的支持率在5%的议会门槛边缘徘徊，这使他们的选情变得更加紧迫。选举结果不仅决定下一任总理，还将影响议会的组成，并可能促成新的政治联盟。
根据2月8日INSA发布的最新调查，CDU/CSU已在全国民调中领先两年多，当前支持率为29%，其次是AfD，支持率为21%。朔尔茨领导的SPD支持率为16%，已从2021年选举时的第一名跌至第三。绿党支持率为12%，BSW为6%。FDP目前仅有4%的支持率，左翼党则为5%。尽管民调支持率有所下降，目前CDU/CSU仍然是第一大党，因此联盟党首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仍被认为是下一任德国总理的有力竞争者。
2月11日，iWeekly与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玛塔·科兹洛夫斯卡（Marta Kozłowska）讨论了本次德国大选中选民关注的议题，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
Q&A
IW=iWeekly
MK=Marta Kozłowska
IW：请问，你如何评价默茨与朔尔茨在2月10日的电视辩论？
MK：我当时决定看一部分，但后来感觉内容太多了，我就想，我晚点再看吧。然后我只是看了一些片段和分析。结果，我看完之后才意识到，其实也没剩多少内容。这就是问题所在。比如，如果你看关于议题时间分配的分析，会发现在一个小时的讨论中，超过20分钟都在谈论移民问题。
IW：1月29日，CDU在德国选择党（AfD）支持下，在联邦议会通过了一项强硬移民政策的动议（motion）。很多人将之视为CDU右转的体现，你如何理解CDU的行动？
MK：我不认为默茨或者整个CDU把当前的情况视为“右翼转向”。我不认为他们把自己目前的行动视为“右转”，如果你看默茨的言行，他给人的感觉是，他在纠正一个错误。众所周知，他和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一直关系不佳。默克尔对基督教民主的理解与默茨截然不同，比如默克尔著名的口号“我们可以做到”（Wir schaffen das），这是她在2015年提出的。（默克尔能够接收难民）实际上，她的观点是基于宗教立场的，认为基督徒应当展现同情心——既然人们有需要，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并且我们可以应对这个挑战。而默茨则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错误。
20多年前，在默克尔接管CDU之前，默茨在党内领导权之争中输给了她，然后他离开了联邦议会，彻底退出了政坛，转而进入商业领域工作了15年。直到默克尔卸任后，他才重新回到政治舞台。从他的言论来看，他似乎是在“纠正”CDU在默克尔领导下走过的错误道路。这听起来就像是在回归原点，而不是向右转。他认为CDU本该处于某个立场，而默克尔将其推向了不必要的方向。
但问题是，不管他怎么想，事实是各国的研究都表明，当主流右翼政党（例如CDU或其他保守党）采纳极右翼的观点时，他们并不会削弱极右翼的影响力，反而是在帮助其合法化、使其主流化、让他们的主张变得正常化。最终，选民会选择真正的极右翼政党，而不是“山寨版”。比如，荷兰、奥地利，甚至部分比利时地区，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主流右翼政党往往会让极右翼的政策变得更具合法性，最终自己被边缘化，甚至成为极右翼的“附属品”。
IW：所以你是认为默茨的策略是想吸引那些极右翼支持者吗？
MK：我认为他自己确实相信他是在这样做。但问题是，从历史经验来看，他不会成功。正如我刚才提到的，每当主流右翼政党尝试这样做时，最终都会被极右翼吞噬，变得无足轻重。默茨和CDU的很大一部分人都认为他们是在解决问题。
上周，默茨在德国公共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德国针对极右翼政党AfD的“防火墙”策略。默茨说他不喜欢把这比作一堵防火墙或者是一种隔离措施。他的原话是 “防火墙背后有一团火，如果我们不小心，这团火会烧遍整个国家。我们的任务是确保这团火被扑灭。如果我们对防火墙后面的火不管不顾，我们就无法控制它。”
我认为，默茨相信他的做法是“在防火墙上开洞”，因为他觉得自己需要控制这团火。他的想法是，如果能更好地解决导致这场火灾的问题，就能把火扑灭。我希望他是对的，但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这个策略并不会奏效。
IW：你提到现在CDU的情况，某种程度上也是默茨和默克尔之间的对立延续到了今天的产物。那么，你认为默克尔是否仍然试图对自己的政党施加影响？毕竟最近她又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并且在发声，暗示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MK：我认为她现在很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她是按自己的方式离开的，我觉得她已经退休了，也想保持退休状态。她不想再回到政治前线。不过，她偶尔仍然会保持一定的活跃度。去年，她出版了自己的自传，其中对默茨有一些尖锐的评价。就像我之前说的，他们彼此不喜欢，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1月29日的移民动议通过了。但到了1月31日，议会对该项法案草案进行表决时，由于一些议员弃权，包括来自CDU和FDP的议员，这项法案最终未能获得多数支持。而在1月29日，默克尔在个人网站上发表了一份声明。
她仍然有前总理的办公室，也有自己的网站，偶尔会发表演讲。她可以不表态，但她不仅选择了发声，而且是以前总理的正式身份，在她的官网上发布了一份官方声明。在这份声明中，她明确表示默茨目前的做法对民主构成威胁。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对默茨的一次重大打击。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今年夏天，当她发布自传时，一名主持人问她，如果必须在默茨和绿党领袖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之间做出选择，她会选谁？她花了将近一分钟才回答。她一开始的回答是，“嗯，作为一名CDU党员……”观众们开始笑了，她赶紧补充，“不，等一下，先别急。”接着她说，“我相信CDU对经济有利，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然后她似乎在努力寻找措辞，最后她间接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希望我的党能重返执政，如果这是我们现在的领导人，如果这是我们能做出的选择，那么就是默茨。”但很明显，她说得很勉强，甚至花了一分钟才把话组织出来，而这个问题其实是个简单的“是或否”的二选一问题。
我不认为这足以影响CDU的支持率或选情，但对于CDU中更倾向自由派、温和派的选民来说，这可能会促使他们转投SPD。因为很多人认为现任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在性格和政治理念上比默茨更像默克尔。因此，可能会有1%到2%的CDU支持者转向SPD。
IW：很多人认为这次选举是AfD的一个历史性时刻，因为这可能是他们进入政府的一次机会。你也这样看吗？对这个说法你有什么看法？
MK：我觉得大家都这么看待这件事。AfD在联邦议院的主席蒂诺·克鲁帕拉（Tino Chrupalla）甚至公开表示，这是一个“历史性、极其光荣的日子”，因为它表明了主流政党，比如CDU或保守派，可以与AfD这样的“德国的永恒”力量合作，并且未来还会继续合作。另一方面，左翼政党，尤其是绿党（Die Grünen）、左翼党（Die Linke，社会主义政党，规模较小）、SPD等的成员普遍认为，这同样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但原因完全不同——因为一个巨大的历史禁忌被打破了，并且无法挽回。无论默茨（Merz）或CDU之后如何辩解，这已经对德国的民主造成了极大损害。
在德国战后的政治体系中，自1949年西德作为民主共和国成立以来，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绝不与极右翼势力合作。过去，德国曾有过极右翼政党，比如NPD（国家民主党），它几乎可以看作是纳粹党的直接继承者。当时的政治准则非常明确——绝不与纳粹势力或极右翼合作，这是德国政治的一条红线，是一个绝对的禁忌。然而，这一次合作的内容甚至不是一项正式法律，而仅仅是一项动议，它并没有法律约束力。它的作用只是表示一种政治意向，并不是真正的法律。更讽刺的是，这件事情发生在选举前两周。如果这项动议真的那么重要，完全可以等选举结束后，由人民决定是否支持CDU执政，然后再推进政策。换句话说，这是一次完全不必要的合作。
几个月前，默茨还明确承诺，他绝不会与极右翼合作，并表示这一点可以信任。然而，现在，他明知其他政党不会支持这项动议，仍然选择推进，明知道只有在AfD的支持下才可能通过，他还是做了。也就是说，他明知风险，却仍然执意而为。我不太清楚他的真正动机，因为这在选举前两周到两周半的时间里，实在是一次巨大的赌博。
我认为，他可能受到了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启发。他可能想表现得像特朗普那样“颠覆传统”、果断决策、成为一个“行动派”。从他的语言风格也能看出来这一点。例如，他经常谈论“总理的领导权”（Richtlinienkompetenz），这是德国的一项传统，指的是如果部长之间存在冲突，总理有权决定政府的总体方向。这个概念在德国确实存在，但默茨在讲话中反复强调这一点，显然是受到了美国“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s）的影响。然而，德国的制度不同于美国，德国并没有类似的行政命令制度。如果德国总理想要通过一项法律，必须经过联邦议院（Bundestag）表决通过，并获得多数支持。而且，德国是一个多党制国家，而不是像美国那样的两党制。因此，默茨显然误判了局势。
他可能想效仿特朗普的风格，但他缺乏特朗普的政治天赋。无论如何评价特朗普，他确实是一个有魅力的演说家，是一个能“推销”自己理念的商人，能够吸引选民。而默茨并不具备这种个人魅力，他既不讨人喜欢，也没有特朗普那样的个人号召力。此外，他面对的是德国的多党政治，而不是美国的两党制。
特朗普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共和党的“局外人”，在党外也有大量支持者，并且他本身就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人物。而默茨无法复制特朗普的成功，他的个人支持率远低于CDU的整体支持率，党内外对他的信任度一直不高。他既没有特朗普的权力，也没有特朗普的魅力。或许他试图效仿特朗普，但他忽略了自己根本不具备特朗普的那些关键特质。
IW：你提到默茨在CDU内部支持率不高，那么你认为在最后一刻更换候选人是否可能，就像拜登换成哈里斯一样？
MK：我觉得理论上可能，但实际上不会发生，因为这等于是在承认失败。而在选举前两周，这是绝对不能做的。如果你看民调，其实从1月份开始，CDU的支持率就已经超过30%。CDU当时的支持率在32%～35%之间。然而，从1月中旬开始，支持率就开始下滑，到1月底，CDU的支持率首次跌破30%。现在基本稳定在28%～29%之间。因此，他们已经处于一个缓慢下降的趋势。
如果他们现在承认失败并更换候选人，可能会导致支持率下降更快。而且目前的下滑速度不足以让他们在两周内失去第一的位置。因为目前排名第二的德国选择党（AfD）支持率在22%～23%之间（具体取决于不同民调），甚至有些民调显示只有20%。即使他们的支持率升到25%，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这也不太可能发生。因此，CDU仍然会是第一大党，这意味着他们依然有权组建联盟并推举总理。因此，他们不会冒险做出这种调整，因为最后一刻更换候选人的风险太大，而好处却不明显。
CDU党内高层大多数人仍然支持默茨。尽管在1月29日的动议投票后，一些知名人士退出了党派，但他们大多仅仅是党内活跃成员，而不是核心领导层，或者是因其他领域的影响力而知名。党内高层基本没有人公开反对默茨。唯一这样做的是安格拉·默克尔，以及另一名议会议员。这名议员即将卸任，她已经决定不再参选。她是1月29日投票中唯一反对该动议的人。她并不是党内的重要人物，只是普通的议员。因此，党内的反对声音并不强烈。反对主要集中在基层党员，或者在其他领域更为知名但同时也是党员的人士。所以，我不认为CDU会在最后一刻更换默茨。此外，如果真的要换人，又能换成谁呢？比如CDU的秘书长卡斯滕·林内曼（Carsten Linnemann），他基本上就是默茨的影子，但知名度更低，年纪更轻，甚至更缺乏个人魅力。所以CDU并没有强有力的替代人选。
我认为他们会继续支持默茨。真正可能发生的是，如果他们需要与其他政党组建联盟，可能会在之后换掉默茨。我还可以想象，如果CDU坚持不与AfD组建联盟，他们就必须依赖其他政党，而这将取决于哪些政党能够进入议会。因为德国政党需要达到5%支持率的门槛才能进入议会，目前有三个政党就在门槛边缘。最终如果其中两个或三个成功进入议会，CDU可能需要与三个政党组成联盟；如果三个政党中只有一个或没有政党进入议会，CDU可能只需要与一个党派联合，以确保足够的多数席位。
IW：你认为CDU和SPD之间可能形成联盟吗？
MK：我认为有可能，但我的假设是SPD会尽可能地讨价还价。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演变成一种极端情况，比如SPD可能提出一个条件——“我们可以和你们进行组阁谈判，但前提是你们不能让默茨担任总理”。这将是一种“核心选项”，虽然可能发生，但问题是SPD真的会这样做吗？如果他们这样做了，CDU又会接受吗？CDU会同意更换总理候选人吗？尽管CDU有一个“领衔候选人”（Spitzenkandidat），也就是政党在选举前指定的总理候选人，但这并不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这实际上是党内投票选出的候选人，表达的是党内希望这位人选在选后成为总理的意愿。但理论上来说，即便CDU赢得了选举，国会仍然可以否决这个人选，或者候选人自己也可以因为健康等原因放弃这个位置。
此外，德国政府的组建需要长达6个月的时间，如果在此期间无法成功组建政府，就必须重新选举。他们有三次尝试组建联盟的机会，每次尝试的门槛都会降低。到了第三次投票时，甚至不需要绝对多数，只要获得相对多数就可以当选总理。因此，整个过程会非常复杂。
特别是如果较小的政党进入议会的话，形势会更加混乱。德国议会的席位数量并不是100%固定的，而是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如果多个小党突破5%的门槛获得席位，那么其他大党的席位比例就会减少。如果这些小党都没能进入议会，那么大约15%的选票会被浪费（因为低于5%的政党无法获得席位），而这些席位会被重新分配给进入议会的党派。如果这种情况发生，CDU很可能只需要一个合作伙伴——最有可能的是SPD。
与绿党组成联盟也是可能的。但是这存在一些阻碍。尤其是在巴伐利亚，CDU的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CSU）与绿党关系非常糟糕，几乎可以说是“势不两立”，所以合作会非常困难，但仅从数字上来看仍然是可行的。然而，如果多个小党进入议会，CDU可能不仅需要SPD，还需要绿党来组建一个稳定的多数派政府。那样的话，情况就会很尴尬了。CDU在整个竞选期间都在攻击绿党，但如果选后他们需要绿党的支持才能组建政府，那就意味着他们必须放下姿态，去请求绿党合作——“能和我们组建政府吗？求你了！”
IW：为了遏制极右翼的崛起，你认为新政府未来最紧急的事情是什么？
MK：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很多事情取决于未来的政府形式以及决策者。我认为目前对移民问题的过度关注应当停止。我并不是说移民问题不重要或没有解决办法，实际上它确实是一个问题，但也是一个没有简单解决方案的复杂问题。我们在移民问题上面临多个法律层面的挑战，包括德国法律、宪法以及不同类型和层级的移民法律，例如庇护、劳动力移民、家庭团聚等。大部分人都知道，移民问题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议题，涉及的内容非常多，我认为在讨论中缺少足够的区分。
移民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议题，它包括了庇护申请、劳动移民等许多不同的法律事务，而这些事务的法律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去细化这些问题，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统一的“移民问题”。此外，移民问题不仅仅涉及国内法律，还有欧洲法、国际法，甚至根据《日内瓦公约》，德国也有义务为寻求庇护的人提供庇护，这对政府来说是一个法律责任。
我认为，尽管移民问题应当得到重视，但不应该赋予它如此高的政治优先级，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为极右翼政党提供话题和政治立场。你会看到，如果将移民问题作为焦点，极右翼政党如AfD就会利用这个议题提升自己的支持度，因此过度聚焦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为AfD增加支持。
此外，我认为很多人把移民问题当作解决其他问题的替代方案。例如，德国面临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且房租昂贵。人们认为如果移民减少，空出空间给德国公民，这将缓解住房压力。然而，移民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事实上，许多移民尤其是合法的劳动移民，不仅为德国社会做出了贡献，而且他们的就业率往往高于德国本土居民。许多人不了解的是，虽然庇护申请者在初期确实会消耗一些资源，但合法的劳动移民通常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因此，政治人物应该将焦点从单一的移民问题转向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问题，解决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而不是继续强化移民与德国本土居民资源竞争的观念。政治上的简化思维往往忽视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但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单一的思考方式，就很难有效遏制极右翼势力的崛起。
IW：如果AfD没有当选，或者并没有真正进入政府，那么性别议题领域是否还会有一些更保守的立场出现？
MK：目前还没有。这并不意味着不会有一点变化。我在社交媒体平台Bluesky上看到了一些讨论。有一些声音表示我们知道，随着下一个立法周期的开始，情况将向右转，我们应该为堕胎或生育权提供更多的保护。而且选举就在两周后，当前是少数派政府，所以可能什么都不会改变。这不是讨论的重点。
如果我们观察极右翼政府，我不想说极端右派，大多数只是民粹主义右派政府，他们通常每年或者每周选择一个“敌人”，当作有效的动员工具。你可以看到这个现象，例如在波兰，法律与正义党（PiS）每次选举都会选择一个新的敌人。以前是LGBT群体，后来是移民，等这个不再奏效时，他们又换了一个对象，比如女性和堕胎者。然后这个不再有效，于是他们又换了另一个目标，变成了跨性别者。然后又是移民，或者是另一种类型的移民。总之，他们每次都会挑选一个新的“仇恨对象”，并集中精力攻击。他们就是在尝试不同的议题，看看哪个能引起反响，然后就会把选举活动集中在针对这个群体上。
我认为AfD还没有学到这一点，或者说他们还没准备好去做这些改变，但他们仍然坚持把焦点放在移民问题上，因为这仍然对他们有效。
另外，AfD的联席领导人之一，艾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她和一名女性结婚。她的伴侣来自斯里兰卡，两人都住在瑞士，并且在那里结婚并领养了孩子。我认为她个人有理由避免涉及性别问题，但如果领导层发生变化，我们无法预见未来会发生什么。
IW:默茨在与朔尔茨的电视辩论中曾暗示提升德国国防预算，这在德国政党中是不是一个共识？
MK：你可以说，这在德国的主流政党中存在一定共识。但绿党是个例外。绿党在2022年发生了巨大的政策转变。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绿党的立场几乎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过去，他们一直是一个极端和平主义的政党，但现在的态度是，“战争并不等于自由，但用于防御的战争是可以接受的，支持正在捍卫自由的人可能并不坏。”这一立场在绿党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但绿党中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这一转变在德国政治中极具象征意义，因为德国长期以来奉行“不向冲突地区提供武器”的政策。无论战争发生在国内还是国际间，各政党都坚持不向战区提供武器，比如叙利亚战争期间德国也未向冲突方提供军事援助。但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一政策突然被打破，德国开始向战区输送武器。这也促使德国重新评估自身的国际政策原则。
此外，左翼党也面临挑战。他们在分裂后可能无法跨过5%的议会门槛。左翼党仍然相对和平主义，他们认为应该支持乌克兰，但优先选择通过外交手段制止战争。虽然他们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持保留态度，但仍未完全反对。而从左翼党分裂出来的BSW则极其亲俄，完全持绝对和平主义立场，认为德国不应向任何战争冲突方提供武器，因为战争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应该只依靠谈判来解决问题。
其他政党的立场较为复杂。例如，极右翼的AfD，态度模棱两可。他们支持对德国联邦武装部队（Bundeswehr）进行改革，因为德军长期资金不足，装备短缺，训练不充分，整体状态非常糟糕。去年，德国国防部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无法进行战争”（nicht kriegsfähig），这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争议和讨论。但事实上，他的言论基本属实。如果德国受到攻击，军队最多只能坚持一到两周，因为缺乏武器、受过训练的士兵、装备、弹药、能源，甚至连足够的军用袜子都可能没有。这是由于多年来国防预算持续减少造成的。
iWeekly周末画报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