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毛泽东对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历史贡献
党建治学
内容提要：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一是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科学命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自觉和成熟。二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正确道路，还为坚持这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原则：重新确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知行统一观；重新认识和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重新端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途径。三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进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思想精髓，始终贯穿和指引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理论探索和理论创造，“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四是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为后面的飞跃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百年来，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2]。回顾党一百多年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我们可以充分看到毛泽东对其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充分看到中国共产党人赋予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的伟大探索和实践，找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的密码，并从中获得很多重要启示。
近代中国，觉醒的中国有识之士苦苦探寻救国救民之路，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危急时刻，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让肩负民族复兴重任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起点。在踔厉奋发的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胸怀天下的智慧和勇气，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探索形成了党的理论百年探索的第一个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3]，成功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开辟者，功高至伟。概括地说，有四大开创性贡献。
一、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科学命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自觉和成熟
在一个农民占主体的东方大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革命的成功，并稳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探索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和困难，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过的历史性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历史难题，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亚洲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列宁提出的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理论，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的行动指南。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理论探索，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列宁逝世后不久，那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给大革命后期到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索带来了严重损害。正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所指出：“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4]
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决定性一环，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道路。这是突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关键一步，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进行理论探索的关键一步。这以后，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针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响亮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5]，“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6]，“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7]，形成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雏形。从1927年10月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28年秋形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到1929年12月形成古田会议决议，再到1930年1月和5月相继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这个时间表揭示了一个道理：没有创造性的革命实践，不可能产生创造性的革命理论；没有创造性的革命理论冲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也不可能有创造性革命实践的蓬勃发展和最终胜利。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标志着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开端，也标志着全党独立自主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的伟大思想觉醒。由于教条主义错误有着特殊复杂的国际背景，革命斗争又异常艰苦，直到全民族抗日战争中期的延安整风，才正式开始对教条主义错误影响进行全面清算。事实上，在此之前，毛泽东在1937年夏天发表《实践论》《矛盾论》，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已经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即世界观方法论高度，迈出了清算教条主义错误的实质性步伐。
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了重大指导原则
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正确道路，还为坚持这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主要是：
第一，重新确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知行统一观。
清算教条主义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的错误，是通过《实践论》实现的。教条主义是探索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大障碍，既然教条主义的最大问题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割裂、理论与实践相脱节，那么使党的理论探索走上正确轨道的第一个突破口，就是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原则。毛泽东指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8]“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9]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哲学基石的科学著作，《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在此着重阐明和解决的是“知和行的关系”，确立知行统一的观点。毛泽东在《实践论》最后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10]“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1]
第二，重新认识和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清算教条主义过分强调普遍性忽视事物本身的特殊性的错误，是通过《矛盾论》实现的。过分强调普遍性原则是教条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教条主义者因过分强调普遍性而忽视以致代替事物本身的特殊性。教条主义者往往不顾时代、国情、时间、地点、具体对象的变化，无限夸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论断，无限夸大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某些具体政策和经验，错误地将普遍性凌驾于特殊性之上，甚至用普遍性取代特殊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通过阐述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关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正确的思想通道。他深刻地指出：“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12]他还深刻地指出：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存在着一个紧密联系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13]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者的错误认识论立场。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4]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确立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强调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在深刻把握特殊性的基础上，作出规律性的认识，不断实现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两个认识和发展真理过程的良性互动。可以说，实践第一的原则，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从矛盾特殊性入手的原则，又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第三，重新端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途径。
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确立了清算教条主义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找到了从矛盾特殊性入手分析问题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最重要的就是将这一原则和方法用于中国的革命和实践。首要的是怎样认识中国实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其次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教条主义者“言必称希腊”，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却不甚了了，不仅隔断了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历史文化的关系，也隔断了马克思主义同本国革命具体运动的关系。针对教条主义者的这些问题，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三大学习任务：一是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15]；二是“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16]；三是“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17]。
对怎样完成好这三大学习任务，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首先，毛泽东论述了怎么样系统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一方面，他强调了全面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知识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8]另一方面，他强调了必须着重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指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19]其次，分析了系统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问题。毛泽东阐明了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目的是找寻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结合点。他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20]因此我们要坚持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全面认识和辩证总结，从古代先贤到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去总结其传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1]。只有真正全面了解中国历史，才能找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特点相结合的民族形式，也只有找到这一结合的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对中国革命的普遍指导意义。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2]他明确告诫全党，“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23]。再次，论述了系统研究中国革命运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要在运动中全面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科学研判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才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上大大向前迈进一步，也就能够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24]。毛泽东明确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25]
后来的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对教条主义从以上三个根本的清算，使得毛泽东思想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迅速发展，并得到多方面展开，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理论。特别是在延安整风彻底清算教条主义错误、党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新阶段，并在1949年10月1日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充分展现了党的理论探索产生的思想伟力。
三、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最突出的是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独具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是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活的的灵魂，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思想精髓，始终贯穿和指引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理论探索和理论创造，“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26]。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卓越贡献的集中体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智慧，用极具中国特色的语言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是辩证统一的，立足于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三个活的灵魂实现了认识路线、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高度一致。
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最根本的立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需要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回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真理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一个循环往复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这个循环往复的认识过程是一个由物质到精神，再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也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在这样循环往复的认识过程中，人的认识向高一级的程度发展，逐渐实现正确的认识。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的最具中国范儿的凝练表达。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教导我们，要找到隐藏在纷繁复杂的事物背后的规律，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只能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认真地研究情况。毛泽东用中华古已有之的成语“实事求是”凝练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做了全新的著名诠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7]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中国化，创造性地形成了党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28]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认为调查研究的方法‘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第二是开调查会’。”[29]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将其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了党的群众观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30]的群众路线。高度重视人民的主体地位，相信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是党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环境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毛泽东多次强调，“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31]。毛泽东还指出，在实际工作中，领导者要作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集思广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32]，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然后将其进行分析和概括，作出正确的决策，然后又在群众的实践中检验决策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33]。同时，毛泽东还指出要让高深的哲学走出书斋，做好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工作，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其成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不仅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贯彻到党的群众路线中，而且把群众路线思想精髓贯穿于党的性质宗旨和一切活动之中，形成了独具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宗旨观、生死观、利益观、群众观、矛盾观和民主观。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多次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这是毛泽东思想与精神的最高境界，也是毛泽东思想与精神能够始终占据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成功之道。从党的根本宗旨出发，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形成了“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34]的生死观，也形成了“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5]的利益观；不仅坚持“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36]的矛盾观，也找到了“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7]的民主新路。
作为三个活的灵魂之一的独立自主思想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贡献。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进程中，毛泽东不仅指出要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独立自主地去思考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而且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独立自主地来组织、来部署、来实施、来决策，决不能由人摆布、受制于人。
独立自主思想精髓主要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第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国际性与实践的国别性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支援。但是每一个国家国情不同，完成这个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研判和把握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依靠本国革命力量和人民群众把本国的革命事业做好。第二，依靠自己力量与争取外援的关系。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革命和建设都要立足本国实际，找出适合国情的前进道路，依靠本国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实现目标。但是我们也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需要争取外援，绝不能搞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第三，坚持自尊自信与向国外学习的关系。作为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在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面前，我们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但是，我们也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这不仅不会伤及我们的自尊和自信，反而使我们通过学习外国的长处而使自己有一个跃进。第四，坚持独立自主与尊重别国人民选择的关系。我们坚持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也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选择自己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权利。我们坚持真正的国际主义，反对霸权主义。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由此铸就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正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说：“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在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族人民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38]
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基础上，还形成了毛泽东的真理观，这就是实践出真知的思想。毛泽东的真理观，主要包含以下要点。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多次强调实践第一。他指出，一切真知都源自于直接经验，真正的理论只有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他还用生动通俗的语言进行了阐释：“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39]第二，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对于毛泽东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名言，我们耳熟能详，但我们往往忽略了他的另外一句话：“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40]。调查要讲究方法，要完完全全、彻头彻尾去做调查，然后才去下结论，学孔夫子的“每事问”，深入到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听一听，做到“十月怀胎”般的细致调查，解决问题才会“一朝分娩”[41]。第三，向一切实际工作者求教，虚心向群众学习。毛泽东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42]，“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43]，因此要做正确的调查，就要深入群众，眼睛向下，甘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向一切实际工作者求教，才能了解真实情况，才能把握中国国情，才能拿到作出正确决策的一手资料。第四，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阶级斗争等伟大的人类实践中，通过长期的实践，认识，再到实践循环往复的过程，人类的认识不断逐步接近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人类才能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44]。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四、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为后面的飞跃奠定了基础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的毛泽东思想是在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创立的，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创造性地解决了以下具有普遍性的重大时代课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接续发展和时代性跨越奠定了基础。
一是在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二是创造性地解决了独立自主探索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深刻把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在不断的革命斗争中，经过不懈探索，又把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进一步搞清楚，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三是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的建设作为一个伟大的工程，通过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组织固党、作风洁党、纪律严党等多种途径，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四是创造性地解决了缔造一个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建成一支具有一往无前精神、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军队。
五是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党和人民事业凝聚了一支最广大的同盟军。
六是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及时解决了中国革命进程中一道道极为复杂的难题，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
七是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八是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问题，积累起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全党对如何实现第二次结合、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独有难题进行了艰辛探索，总结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创造性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在不长的时间里，我国社会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独立研制出“两弹一星”，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为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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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求是杂志社原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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