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正义邀我扮演夫妻，去‘买’孩子…”，揭秘18年打拐志愿者的多面人生

国庆刚过，山西南部某县已有几分肃杀的寒意。

街边一家饭店最角落的包间里，计划卖掉亲生儿子的母亲小尚正在和她的“潜在买家”吃饭，聊着“交易”的各种细节。

饭吃到一半，这个看似交易意愿强烈的中年买家忽然话锋一转，问道：“你在网上看过打拐的新闻吗？”

小尚点点头，说自己在小红书上刷到过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经常在全国各地打拐、爆料。“买家”随即憋不出笑，难掩得意地宣布：“跟你说吧，我就是那个上官正义。”

小尚“唰”地抬头，脸涨得通红，目光开始游移：“不是吧？怎么让我遇上了？”她拿起手机想逃走，被上官正义（化名）拦下……

这是记者亲眼目睹的志愿者上官正义一次再寻常不过的打拐行动。“上官正义”这个名字，已经和“打拐”二字深度绑定。2007年开始，他专职打击拐卖儿童罪及衍生的违法犯罪活动：伪造、变卖出生医学证明和亲子鉴定证明……近几年，上官正义开始频繁举报代孕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因为其中有同样的犯罪类型。而他的初衷恒定：关注儿童。

2024年下半年，记者跟随上官正义进行了5次行动，笼罩在他周身的迷雾逐渐散去。我们眼中的上官正义，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打拐符号，也是一个有着欲望和虚荣心的普通人。

这个在互联网上神情肃然的“英雄”，在真实的打拐行动中，常常化身成“油嘴滑舌”的“掮客”、买家、生意人，看似行走江湖游刃有余，实则常有力所不逮之时。他在一次次赶赴行动的路上，回应着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个体在一个尚难解决的社会问题中，究竟可以释放多少能量？民间力量该如何和行政执法部门合作，真正实现“天下无拐”？

扑空与转机

无论是打拐还是打击代孕，上官正义好似总是一击即中，但实际上，他无数次扑空。

去年10月中旬，上官正义接到举报称，山西文水县新立村前村干部王某光盗用村民身份信息，伪造弃婴捡拾证明，为儿童落户。据举报人的说法，除亲生儿女外，王某光户口下还登记有其他3名孩子，他们姓氏不同，且从未在村里出现过。

这些“幽灵小孩”从哪里来？是否涉嫌拐卖儿童？上官正义此行要弄清楚这些问题。

到达山西前，官方已有初步调查结果：村干部存在违纪行为但未违法，三个小孩均为弃婴。因对国家收养政策不熟悉，故将户口落在村干部名下。

上官正义没有渠道验证这一说法的准确性，但线下“对峙”时，当地公安机关表示，拐卖儿童是当地严查严打的犯罪行为，无论如何，该案件不涉拐。上官正义松了口气，最坏的预设没有发生。

上官正义与举报人在文水县民政局追问王某光违规为孩童落户一事。周昱帆摄

“宁可错杀，也不放过作恶之人”的心态，几乎每天都在他身上上演，这也构成了他这些年繁杂而随机的行程。2024年底，上官正义给记者发来一张航旅纵横APP的截图，仅去年一年，上官正义便“飞”在天上77小时45分钟，踏足25个城市。有时，他一觉醒来甚至需要反应一下，今天身在何处？

航旅纵横APP上，上官正义的个人行程记录。受访者供图

很多期待上官正义“马到功成”的求助者，同样会感受到一种落差。

2024年9月底，上官正义抵达江苏省昆山市，他要和正在做代孕妈妈的毛米（化名）见面。这个孤立无援的19岁女孩向上官正义求助时，体内已经被移植进一个胚胎约3个月。她举棋不定，究竟是否要人工引产，结束这段见不得光的生活。

“也许就是我的一句话，能让她觉得这个世界还是美好的。”上官正义说起此行的意义。记者问：“你会把自己看得重要？”他扭转逻辑：“我是把别人看得重要。”

那次见面，毛米没有获得上官正义的有效建议。摆在她面前的难题仍然无法解决：堕胎的经济成本太高，身体恢复所需时间太久，她只有继续代孕，才能快速赚得一大笔钱，实现自己继续读书的愿望。上官正义不置可否，只是提醒她保护好自己，同时注意留存代孕中介违法的证据。

代孕中介提供给毛米的“双盲”代孕补偿表。受访者供图

毛米的事情悬而未决，上官正义又匆匆奔赴下一站。

在小红书“潜伏”时，上官正义发现了一心卖子的小尚，他假扮成做外贸生意的“求子”老板，加上了小尚的联系方式，两人断断续续聊了两个多月。这次到山西调查“幽灵儿童”，他同时约了小尚见面。

赶火车的间隙，上官正义笑着展示自己特意换上的鞋子——一双白色的阿迪达斯运动鞋，“穿这个鞋像老板嘛，我原来的那个，抬脚就能看到脚底板掉了一块，万一人家注意细节呢？”为了消除对方的猜疑，他同时邀请记者与他扮演一对夫妻。

第二天中午的饭局，小尚牵着自己5岁的儿子方一进门，上官正义便热情地迎上去，夸奖小孩，表达购买意向；讲不孕原因，降低对方的防备；坐定吃饭，然后一点点挖出所有信息。他掌握着所有节奏。

直至时机成熟，上官正义亮明身份。小尚被连环招打得不知所措，任凭上官正义半真半假地“警告”：“我现在报警的话，你依然会被处理，只是拐卖儿童未遂而已。”“怎么样，你把孩子交给我，一会我带走吧？反正我把他‘嘎’了卖器官你也不知道。”

饭局结束后，小尚哭红了一双眼，向上官正义保证不再卖自己的孩子，但问题仍然顽固——孩子的亲生父亲不提供抚养费，娘家人也不帮忙，一个人要怎样边赚钱边抚养小孩？她依然找不到方法。

“无论多难，还是不应该卖孩子。”上官正义一遍遍地向小尚强调这句略显苍白的话。

他无法解决这位母亲的难题，注意力又被接踵而来的线索转移——小尚提及自己掌握他人贩卖儿童的犯罪证据。一位云南籍的母亲托河南的中介“只用了一礼拜就把儿子送到浙江去了”，并且给孩子顺利落户。

彼时还未自曝身份的上官正义，借口请教如何非法上户，拿到了卖方和中介的微信，当天下午，他便把线索转交给有关地方的公安。

上官正义正在浏览小尚的手机，获取拐卖儿童犯罪人员的联系方式。周昱帆摄

和这次行动一样，上官正义投身在许多不存在犯罪事实的线索里，看似注定“扑空”，但转机往往不期而至。

去年11月中旬，毛米突发晚期流产。上官正义知道，反扑的时候到了——毛米做完清宫手术的第二天，上官正义陪着她走进昆山市卫健委的大门，和盘托出已掌握的证据。昆山市卫健委此后通报称，将与公安部门联合立案调查当地涉代孕的违法违规情况。

“俗世英雄”的代价

上官正义的手机每天弹出上千条消息，大多是煞有介事的“爆料”。他几乎每天都面临着选择——要挑选什么线索值得深入了解，甚至是到现场去。

上官正义有自己的一套优先级排序方法。但无论如何，只要受害者的处境具体地呈现在面前，他都会义无反顾地追踪。上官正义打拐之路起步，正是因为在街头亲眼目睹了卖花儿童的悲惨遭遇。

2007年7月，广州烈日炎炎，上官正义在街头看到两个卖花童。晒得黢黑的小孩像“狗皮膏药”一样抱着路人的腿兜售花束。孩子是被人操纵的吗？他疑惑，于是开始了“简单粗暴”的追踪，时不时蹲点、尾随卖花童小孩坐公交车。因为怕被察觉，他每次只敢多跟一两站，花费大约2个多月，上官正义才终于确定了他们的住处，并协助警方解救出6个孩子、抓获7个犯罪嫌疑人。令人惊诧的是，这些孩子是被亲生父母以一年2000元的租金“租”给同村人谋生的。

“看着他们，我想起了砖窑厂里13岁的自己，也是这么汗流浃背的样子，两只手被粗糙的砖头磨损，伤口反复溃烂。”向他人伸出援手时，上官正义仿佛也在救赎年少时无助的自己。

12岁时，因为交不起80元的学费，上官正义无法继续上初中，“9月的一个中午......我蹲在屋檐下哭，天气很热，太阳的影子有点斜，应该是下午2点半的光景。蚂蚁在我脚上、身上爬来爬去，可是我一点反抗的力量都没有......我第一次尝到了绝望的滋味。那时候，我多么希望有人来安慰我一下，哪怕是个陌生人，哪怕只对我说一句话。”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后来，他13岁离乡，去沈阳的砖窑厂打工，14岁到少林寺学武，19岁当兵，21岁南下广州做保安、跆拳道教练。

直到解救卖花童，上官正义的“英雄叙事”正式开始。那年起，他开始专职打拐，每天的生活就是搜集线索，奔波到某地核实，再递交证据给有关部门。

上官正义奔波在山西村落。周昱帆摄

2008年，寻子家长孙海洋在网络上看到上官正义发布的“追查乞讨卖花儿童”消息。他隐约感觉，这个20多岁的小伙子会助力自己的寻子之路，两人开始在QQ上互通线索。彼时，上官正义行走江湖的网名还叫“仔仔”。

“他很独，身边好像从不会出现任何一个团体或者队伍，到哪里都是一个人。” 孙海洋和上官正义走得越来越近，却一直不敢开口询问他的来头。

“有时就觉得，（人口拐卖）这么大的社会问题，有人站出来是顺理成章的。”孙海洋甚至大胆猜测：“他可能是国家上级部门的特派专员，专门在民间推进打拐。”

2014年，孙海洋得到一条证据确凿的线报，福建某村有9个买来的孩子。他焦急地跑到当地，想看看其中有没有自己的儿子。在村里观察的时候，孙海洋发现，这几个家庭的住处颇为集中，他怀疑他们互相勾结。孙海洋在村子里越走越害怕，无助的时候，他想到向上官正义求救。

孙海洋知道，这个常常嬉皮笑脸的年轻人当过兵，也做过少林弟子，有功夫在身。他觉得只要跟着上官正义走，就不会被任何人欺负。

第二天，上官正义就坐早班飞机，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了他面前，见面后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吗？昨天我结婚。”孙海洋很惊诧，也被他的行动力折服。几天之内，上官正义和媒体配合相关部门，解救了村里7个被拐的孩子，并进一步追查到买卖出生证明的线索。

另一次，福建某地的大型打拐行动开始前，来了十几家媒体。为了避免秩序混乱，上官正义给每位记者安排了拍摄点位。“这个场面，只有上官正义能压得住。” 一位熟悉上官正义的记者在现场感慨道。“媒体更加相信他一些，公安对他更加敏感一些。”孙海洋概括。

“他接触买家和人贩子时，能给人一种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的感受，一点点地让对方愿意和你掏心窝子说话。”一次，孙海洋跟随上官正义解救被拐儿童，他假装成来扶贫的爱心人士和买家聊天，聊到最后，这位老太太热情地给上官正义摘桃子吃。但很快，他又带着警察来了，这次，他向老太太袒露了身份，把她的“孙子”带走了。

“他在这个社会，就像是一个符号。很多被拐家庭通过公检法途径一时无法获得突破，走投无路的时候，就会向他求助。”上官正义一位公安系统内的朋友告诉记者：“他几乎没有私生活，一有空，就在手机上回复求助者的消息。那么多人都指（望）着他能推送自己的案子，这对他而言，肯定是一种压力。”他知道这个“凡人英雄”背后的无奈。

成年累月的奔波，让上官正义患上了失眠，也让他养成了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习惯：比如他几乎不喝带颜色的饮料，害怕其中有加剧失眠的咖啡因，也害怕“仇家”下药；每次出现在镜头前，他都会用口罩遮住下半张脸，虽然对于长期关注他的人来说，这种“自我保护”的方法早已失效。

第一次见面时，毛米便一眼认出上官正义：他穿着白色短袖、蓝色的速干衣外套，戴口罩——和互联网上的形象如出一辙。上官正义直挺挺地站在小区门口，毫无遮掩，毛米慌张地摆摆手让他走远，意指楼上可能有代孕中介盯梢。上了出租车，毛米“埋怨”说：“你怎么不换件衣服？”上官正义笑呵呵回应：“我怕你认不出我。”

集中关注代孕问题后，上官正义被网络舆论反噬的时候越来越多：轻则诽谤辱骂，认为他“颠倒事实、恶意中伤”“不给钱就举报，给钱就不吭声”；重则威胁恐吓，“我距离你不到几百米，准备着，我要把我的命送给你。”类似“寄子弹、拿脑袋”的私信留言已是家常便饭。

去年9月，甚至有人诽谤他“强奸幼女”“带朋友嫖娼”。上官正义决定不再放过始作俑者，“这种言论已经影响公众对我的判断了”，他为此去了趟江苏扬州，向当地公安报了案。

一次次出发，最直接的消耗是钱。上官正义每次的志愿行动，吃、住、行都要自掏腰包。偶尔好运，他可以“蹭”到同行记者的报销，在车费和住宿上省去一些费用。

超支的情况时有发生。去年11月，上官正义接到线索称，大同市第一人民医院产科清洁工王某云涉嫌介绍买卖儿童。为卧底取证，他佯装富裕的买子家长，请王某云在一家高档酒店吃饭。一餐花费751元，方才换来王某云的信任。

为了取证，上官正义请人贩子在高端酒店吃饭。受访者供图

“有的时候，我也想不通，他工作也不要了，专门来打拐，收入到底从哪里来？”孙海洋有所好奇，但他当时一心寻子，并未过多关注。

如今，上官正义大部分的收入来自直播带货。他卖的东西仅限于农产品，葡萄、猕猴桃、苹果等，他想的是，自己赚点，同时还能助农。去年一整年，他在抖音直播带货6次，每次大约能成交6000多单，赚两三万元。卖葡萄的那次，因为物流问题，买家收到烂果后大批量退货，上官正义甚至亏了钱。

要不要继续直播带货？上官正义很矛盾。不直播就没有收入，无法支持后续的志愿行动，但播多了，又怕网友觉得他目的不纯，“好像我做这些就是为了带货”。

上官正义把打拐和金钱收益分得很清。2022年前后，因为推进商丘妇幼保健院一起4889份出生医学证明被盗案，商丘市公安局梁园分局刑事侦查大队队长陆阳和上官正义见了七八次面。

接触久了，陆阳发现上官正义和一般线人有很大不同，“一般人提供重大线索，多为了拿悬赏金，他不提钱，也不想要钱。” 在案子破获后，当地卫健委没打招呼，直接往上官正义老家寄了一笔几千元的奖金，上官正义知道后介怀了很久，好几次想退钱，还在直播间里澄清了多次。

孙海洋觉得，上官正义现在过得动荡拮据，是他主动的选择：“同样都是小学文凭，他比我聪明太多了，有一天真的‘天下无拐’了，凭他的聪明、胆量和气势，也能过得很好。”

现在的生活，似乎与少年上官正义立下的愿望相去甚远。十几岁时，他因为渴望吃一口肉而想成为一个屠夫；成年以后，他第一个愿望就是回老家建一幢全村最漂亮的小洋楼，“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看着存折上的数字，幻想着要给小楼铺什么瓷砖，在房前屋后种些什么树……”

20多年后，记者再问及这个梦想，他只尴尬一笑。

力有未逮的时刻

行动的次数越多，上官正义越了解自己的有限性。

共情是有限的。上官正义面对的人群，大多处在无可奈何的境地，背负着多舛坎坷的故事。他要“冲锋陷阵”，得先自保，而方法是减少情感投入。

上官正义曾向记者讲述他“拯救”过的一个家庭的故事。2019年，一对未婚男女想以16万元的价格卖掉即将出生的小孩，之后各奔东西。上官正义装作买方和他们见面，和小尚那次相似，上官正义用普法的方式规劝他们悬崖勒马，“我出现后，他们结了婚，后来还时不时发女儿照片给我。”上官正义笑言。

聊起感受，他显得平静，“关注得多了，就没有太多的情感波动，我只是欣慰他听了我的话。”

这些年，他以各种方式拦下的卖子父母们，许多都不再有联系，“短期我会和他们保持联系，时间长了也就忘了，不排除他们变化一种方式去卖（孩子）。”

见完小尚的那个下午，上官正义的微信被她拉黑。他仍然没有太多的情绪起伏：“我无从强制，听不听（我的话）是她的事情，做了违法的事情要自己去承担代价。”

“经济困难和把孩子卖出去是两个概念，你困难了，就可以卖小孩吗？卖小孩无论如何都是违法的。”上官正义的行动指南，始终是最坚实的法律条款，情理不是他的首要考量。

但也偶有破例。毛米意外流产后，未拿到代孕中介的补偿费，她几乎身无分文。上官正义联合另外两家媒体的记者，凑了1300元生活费给毛米。

上官正义的介入是有限的。他无权挥鞭惩罚，只能做一个“挑头的人”。

一位曾与上官正义合作的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总结说，上官正义相当于给有关部门提供了一个相对“朦胧”的线头，有关部门则需要扯出整团“毛线”，把它串成一条线。

去年9月24日，上官正义接到一条疑似代孕中介同行的举报，对方详述了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一家民营医院涉嫌违规开具出生医学证明、协助代孕生产的情况，证据具体到代孕雇主的身份信息。上官正义和记者立即赴实地调查，假扮成代孕雇主的朋友，以咨询此人是否有未结清的医药费为由，试探虚实。

一到医院一楼挂号处，记者和上官正义就察觉到了好几双眼睛的审视。说出代孕雇主的名字后，一位医院工作人员立即警觉，质问：“你们来干什么的？没有这个人……”

上官正义没有追问下去，拉着记者便往医院外走。这一系列操作，快得甚至让记者觉得调查有些“草率”。上官正义事后解释说：“刚才他们的反应已经很明确了，这里头有猫腻。”他判断，如果再多逗留，很可能会引发冲突。出了医院，他和记者直奔商丘市卫健委，准备交出所有证据。

迂回行动，借力打击，而非硬碰硬，这是上官正义的“挑头”方式。

上官正义与记者一同卧底调查商丘市一家涉嫌违规的民营医院。杨书源摄

中国拐卖人口现象已经显著减少。从2015年以来，国家对于拐卖儿童罪的惩处实现 “买卖同罪”；全国公安机关查找失踪人口系统应用铺开；生育政策也逐步放开，新增的拐卖儿童案件正逐年减少。

然而互联网成为拐卖儿童的新渠道，犯罪分子散布更广、更隐匿。同时犯罪链路的尾端——儿童身份洗白的阶段，仍然有大量的违法犯罪滋生：“近年来我参与打击贩卖出生医学证明、打击贩卖亲子鉴定证明等，这一系列工作围绕着最核心的点，就是贩卖人口。”

上官正义的精力也是有限的。“现在案子线索太多了，我更关注一些比较大的案子。”他说。至于什么是“大”的案子？在他眼里，就是那些“有推动力的，做完了之后足够有影响，能够让上面重视的（案子）。”

上官正义逐渐转变了行动逻辑。原本是“为了解救而解救”，针对性地要找回某个被拐个体，但这个过程犹如大海捞针。他如今期待“通过一些解救、一些个案，发现一些根本问题……”上官正义口中的根本问题，是指社会法律制度的改进。

在他追查非法买卖户口数年后，2013年，上官正义针对当时的户籍管理制度乱象写了一份书面说明，并递交给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当年，公安部也开始极力推进户口登记管理专项清理整顿工作。

就在上官正义紧盯商丘妇幼保健院4889份出生医学证明被盗案的那几年，国家卫健委开始推动出生医学证明电子证照在各地政务服务平台的应用。有关机构签发出生医学证明时，可通过平台的人脸识别功能，核验新生儿父母身份，确保“人证一致”，防止拐卖儿童和非法领养儿童的不法分子冒领出生医学证明。

穿梭在公权力之间

“1个小时多的时间，上官正义给20多位当地公安领导上课，侃侃而谈，讲这些年的打拐趋势、建议公安部门做些什么……”孙海洋和记者多次描述过这个场景。他认为，上官正义和公检法部门打交道时，似乎有种“超能力”。

那一次偶然的演讲，起因是2022年上官正义掌握了一地有几十个买来的孩子的证据链，他想了一套“话术”，以此推动当地公安尽快处理。

“这些拐卖案件，不是你们任上发生的，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但需要我们一起解决。”和当地公安沟通案情时，上官正义特意强调。这种相对柔和的说法，也让对方欣然接受。当地公安局局长在1个多小时内，召集了所有打拐条线的负责人，来听上官正义分享打拐经验，以表对他提供的线索的重视。

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刑警，陆阳不止一次提醒过他：“有的案子，发现了线索交给当地公安就行了，不要自己去卧底，说到底你终究还是手无寸铁的普通公民。”

面对这样的规劝，上官正义不置可否。拿到确凿的犯罪证据，赢得有关部门的重视，这是他推动很多线索时的“策略”。

现在，上官正义微博账号粉丝有40万，抖音账号粉丝超130万，他发布的任一条网络爆料，都会累计获得上万次点赞和转发，手握舆论影响力的上官正义，有时不时向有关部门“施压叫板”的底气。

2024年底，上官正义在微博年度总结里写到：“举报有的违法机构后，当地通报介入调查，但最后有反馈结果的，仅为个别。”紧接着，他“点名”武汉市卫健委，历时近一年，仍未通报武汉普仁医院疑涉代孕、伪造亲子鉴定报告案件的调查结果。

有时，上官正义会利用地方政府部门“舆情洁癖”的心理，督促有关部门履职——任何负面舆情都会给地方政府带来压力。

去年9月底，上官正义证实商丘一民营医院协助代孕者开具出生医学证明后，本想以“匿名举报人”的身份提供线索，却被拦在了当地卫健委的大门外。他从保安室偷拍到部门电话簿，打遍了商丘市卫健委各部门的联络电话，都未收到明确答复：究竟下辖医院协助代孕，该由卫健委哪个科室来管？

正午烈日下，被拦在卫健委门外的上官正义语速越来越快，电话那头却不紧不慢地回复，他终于难耐，亮出了底牌——“我是上官正义，希望你们务必重视处理这个问题！”对方的语气骤然缓和，表示会立即汇报领导。

撂下电话后，他很快把自己在商丘市卫健委门口吃了闭门羹的消息发上微博，附带解释说:“起码我还有这个粉丝数量可观的微博作为发声渠道，普通老百姓该怎么办？”

商丘市卫健委一部门的负责人应声赶来见上官正义，邀请他去办公室坐下细聊，上官正义执拗地站着：“就在这里说，让你们也尝尝晒太阳的滋味。”

2024年9月，上官正义在向商丘市卫健委举报一条代孕线索过程中受阻。杨书源摄

上官正义并非无法信任行政执法部门。陆阳总结出了这位资深打拐志愿者和行政执法部门合作的一些规律：如果几次接触后，他发现当地办案积极，便会愿意全盘托付证据，甚至还会在当地遇到不实舆情时，站出来帮忙澄清；反之，如果他对某地行政执法部门的办案效率不满意，甚至觉察出公职人员有包庇犯罪的苗头，他会毫不留情地“死磕”，继续曝光当地办案疏漏。

“只要我们依法办案了，就不会慌，还会把他的微博视为案件的助推器。”陆阳觉得如果办案时每一步都踩稳了，不会因为上官正义的爆料而焦虑。

但这个对违法行为“一追到底”的志愿者，也无法全然了解行政执法部门的难处。一位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时一条线索就会牵扯出几十个涉案人员，其中的工作量几十倍甚至百倍于上官正义这样的前期线人。警力不足、执法手段需要进一步完善是更现实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