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就医住院
你会一个人吗?
如果一个人住院
又该怎么办?
最近,好消息传来
沪上医院“免陪照护服务”
正悄然兴起
春节长假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胸外科病区恢复了紧张忙碌的节奏。
“一天满打满算20台手术。”对于胸外科主任赵晓菁而言,这又是一个平常的、短暂的午间休憩片刻,他从一扇玻璃门之隔的办公区往外看,手扶移动输液支架的术后患者在走廊缓慢行走,“这是很好的康复方式,许多就医理念在近年来悄然发生了改变。”除了零星正在送餐、查房的医护、护理人员之外,病区几乎显得静谧。
赵晓菁说的另一个改变,就是病区管理。这里是仁济医院试点的“无陪护病房”之一,2024年末,国家医保局出台护理类立项指南(试行)和优化调整护理价格政策通知,“免陪照护服务”成为新增项目,即由医疗机构的专业医疗护理员,为住院患者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生活照护服务,不依赖患者家属亲自陪护,也不需要家属自聘护工。
患者、家属、医护等多方的接受度如何?收费价格制定、人员权责配置等实施细则能否落实?“无陪护”是否能在上海、全国成为未来的主流趋势?
责任护士进行常规查房,记录患者生命体征等信息。
无陪护病房体验者:
“不麻烦家里人,自己也清静”
21床的李老伯确诊肺癌后,一度犯难:家中老伴同样年迈体弱,子女已定居国外多年,“医生说把结节病灶切除就行,并不是很大的手术。机票不便宜,子女还得安顿小孩、向老板请假,我就想着索性不要折腾了。”一场远程家庭会议后,李老伯自己做了决定:“就在仁济医院开刀,他们有无陪护病房,老太婆第一天送我入院就可以了。”
“千万要记得带好‘两件套’哦,医保卡和身份证,其他洗漱用品、口罩、纸巾、茶杯之类的也可以备好,万一有缺漏,之后可以通过我们的小程序‘仁济便民’购买。”入院前,护士与李老伯进行了详细沟通,“如果阿婆不放心,也不是完全不能来医院的,就医服务号上有一个‘医患沟通’窗口,提前预约的话,每天下午3到5点,每张病床可以接待一名家属。”
目前,胸外科病区共有45张核定床位,由20余名护士、7名医疗护理员(即俗称的“护工”)共同照护管理。术后,责任护士通过微信视频方式第一时间向李老伯的女儿报了平安,并详细讲述了回家后的注意事项。
“我觉得蛮好。”李老伯告诉记者,“一来不用麻烦家里人,二来我也清静。白天想休息一下,病房不吵闹、能睡得着。整个治疗过程感觉很安心,有困难随时能找到护士、护工,后天我就能出院了。”
如今,仁济医院无陪护病房试点主要在胸外科、泌尿外科病区。“从医护人员角度来看,病区院感管理长期以来与家属等人群探视有关。新冠病毒流行期间,‘不得不’执行的无陪护模式奠定了推广的可能性。”医院感染管理办公室主任班海群介绍,文献数据显示,无陪护或减少探视频率,可有效降低约4%的感染率。目前,胸外科病房手术患者100%开展加速康复(ERAS);肺癌术后患者住院时间平均3至5天,较之前减少0.5天;近一年内,无大型院感事件,在流感等呼吸道疾病高发季,无两名及以上患者同时在院内发生感染。
“以胸外科为例,即便肺结节的微创治疗近年来成为主流,但肺叶、食管切除的开胸手术依旧不少。季节性呼吸道感染本就频繁,如果在患者免疫能力最薄弱的时候,人员流动大,很可能造成‘刀白开了’的术后感染。”不过,胸外科护士长倪科春解释,除了离不开科主任的高度支持与配合,现阶段无陪护模式的推广在学科选择上亦大有讲究,“一是短、平、快的手术节奏;二是患者术后需尽快进入康复训练,如尽早下床活动能促进呼吸等多系统功能恢复,预防压疮、深静脉血栓形成;三是病床周转率较高,家属从亲情体验上接受度更好。”
相反地,在目前的国内环境下,无陪护病房在妇科等病区难以推动,患者心理需求多,且病程大多与情志因素相关,在儿科等病区更是无法实现。“经过临床实际调研,我们发现,外地患者占比过大的病区也恐难执行:‘一人生病全家奔波’,除了人情、孝道等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对于已经请假、计划在床旁陪护的家属,病区或许还承担了住宿功能。”护理部主任奚慧琴直言,“如果造成了多余的隐形经济负担,部分病家是无法接受的。因此在胸外科、泌尿外科推进无陪护病房的初期,我们也曾收到一些不理解的声音乃至投诉,在医疗之外,这些民生问题也亟待逐一破解。”
仁济医院胸外科无陪护病房的患者遵医嘱正在走廊进行术后康复训练。
无陪护≠无人陪护
职责倾斜后亟待破题人手缺口
不过,无陪护病房其实并非新生事物。奚慧琴说,这是老龄化、少子化社会向医疗服务提出的增量化需求,也是在时代与医学发展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呼声。
她介绍,早在2010年,原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医院实施优质护理服务工作标准(试行)》,提出“不依赖患者家属或家属自聘护工照顾患者”;2020年国家卫健委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护理工作的通知》,提到“医疗机构可根据实际需要聘用能对患者提供生活照护服务的医疗护理员,同时要加强陪护探视管理,可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限定陪护人员数量,限定探视时间与人数,提倡采用电话、视频等方式进行探视”。
本次国家医保局的新政,也是在我国多个省市地区前期试点经验中的总结与推广。2005年,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率先探索无陪护模式;2017年,福建省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探索以“六化”模式为主的无陪护方案,从住院流程、饮食供餐、探视管理、医疗护理员培训、护士参与管理、软硬件配备等6大方面入手,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全程的护理服务;无陪护病房在福建省的试点范围如今已逐步扩大至省内三级医疗机构,并向二级公立医院延伸,2022年,省内无陪护病房试点医院达17家,涉及病区102个。
正如医护人员不断向病家强调的,“无陪护不等于无人陪护,是无家属陪护,或特定探视期间陪而不护。”这意味着,陪护的职责全部转移由护士、护工承担,对原本就有大量辅助治疗、观测疾病变化等任务的护士而言,几乎成为“超负荷”运转。赵晓菁还记得,2007年在梅奥诊所胸外科参访期间,他曾驻足仔细数了数在职人员的照片墙。“33张床位的病区,有足足85名护士。无陪护模式想要真正长效、良性地运行,压力最大的其实就是护士、护工群体。”
据2023年卫生健康统计公报,我国每千人口注册护士为4人,虽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如日本2022年的该数据已达每千人13.02人。倪科春曾有在新加坡的短期工作经历,她介绍,在护理工作方面,除了注册护士(Registered Nurse)等同于国内狭义的护士概念,包括从低年资到护士长的所有级别,还有登记护士(Enrolled Nurse),又称助理护士。“他们也毕业于各护理学校,需经过两年的护理教育培训,之后进入病房工作。”倪科春说,其中不少是对护理工作有热情的、参与职后教育的社会人士转岗再就业,而第三类就是护理员(Health Care Attendant),工作职责可等同于国内的医疗护理员概念,基本均接受过四年本科护理教育,大多来自周边东南亚国家地区。“我曾工作的病房,人员配置基本为1名护士负责2名患者,在夜班期间,15张床位有一名助理护士,患者的擦身等护理工作也由助理护士完成。”
在奚慧琴看来,在无陪护模式下,这样的分级十分必要。根据2024年5月上海市卫健委公布的数据,目前全市注册护士11.63万,千人口护士4.7人,医护比1:1.26,按需求计算,上海仍缺少近8000名护士。“当陪护职责进一步向护士倾斜后,需具体测算人力成本是否足够覆盖。”
她指出,上海市级医疗机构的一级护理占比最高可达40%,在仁济医院约占20%,即针对病情相对较重、生活部分自理但需要密切关注和照顾的患者,仅次于病情危重或重大手术后需特别护理的等级。“一级护理要求护士每隔至少60分钟巡视患者一次,密切观察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并协助进食、洗漱、翻身等生活护理,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本次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通知中明确指出,现阶段“免陪照护服务”仅适用于特级、一级护理患者,且暂不纳入医保。“单纯依靠年均毕业生人数不足一万的护士增加数量,现阶段是无法填补空缺、满足患者照护需求的。如何让病家信赖、认可护工,同时让护工群体乐于、敢于投入专业工作,是在无陪护病房试点中倒逼我们解决的现实问题。”
医疗护理员帮助患者进行肌肉训练。
无陪护新挑战:
零散化护工转向专业化医疗护理员
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市政协常委、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钟力炜曾呼吁,尽快规范医院护理照护服务体系,“2023年,上海拥有灵活就业医疗护理员达7万余人,市场缺口达5万余人。虽然本市已有医疗护理员的职业标准,但无论是院方还是病家,都对该职业缺乏清晰认知,甚至称呼也不统一,职责界定更不清晰。”钟力炜说,由于医疗护理员的工作场所在医院,但大多隶属第三方医疗护理管理公司,在管理上依照各自企业标准进行,缺乏统一标准,医院难以对医疗护理员进行有效管理。
钟力炜曾经担任上海市中医医院院长。他在调研中发现,医疗护理员普遍年龄偏高、知识结构偏低、劳动强度偏大、经济收入不稳定、晋升通道狭窄,各大医学院校毕业的护理专业人才选择医疗护理员作为就业首选的意愿很低。奚慧琴说,根据临床经验,夜班期间,6至7名患者就需要一名护工,“如果有卧床不起、置导尿管、吃饭穿衣无法自理等情况的患者,人手还需上调,如在一些老年科病房内,需一间一名医疗护理员。”
春节后,仁济医院胸外科病区的7名医疗护理员逐步回归岗位,“只能请阿姨们轮休回老家,大家其实很不容易,几乎都是‘4050’人群。公司也告诉我们,每年都有过完年就不愿意回来做的员工,收入与职业获得感、在沪生活开支、个人年龄体力等都是阿姨们放弃护工工作的主要原因。”
患者高龄老龄化、病情重、生存期长,近年来对护工工作也提出了诸多新挑战。“工作强度高了,心理落差反而大了。术后患者容易产生恐惧、寂寞等情绪和疼痛等客观生理不适,即便在医疗、生活照护上已经满足需求,但能不能陪着多聊聊天?有事了能不能随叫随到?同时照护多名患者时,其中一名需要上厕所,其他患者同时按铃,如何平衡兼顾?这些人文关怀与细节仍需要逐步加强。”随着无陪护病房的逐步推广,业内人士认为,传统零散化的护工转向专业化医疗护理员,已成为一种新趋势。
钟力炜建议,应尽快制定整合型医疗结合照护制度,明确将医疗护理员界定为“医疗机构中承担患者生活起居照护为主”的工作人员,并制定统一的准入标准,如应用大数据构建数字监管平台,构建“医疗护理员服务链”,追踪医疗护理员的服务情况;引入竞争机制,通过考核、满意度测评等对医疗护理员优胜劣汰,提高服务质量;借鉴新加坡等国家地区经验,推进“护士—助理护士—医疗护理员”医疗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并将“健康云”模式扩展至护理领域,逐步建立上海及国家统一的医疗护理员登记和管理网站,满足不同人群对医疗护理员的需求。
据悉,针对前期多地探索经验,国家医保局对“免陪照护服务”价格项目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非统一定价。以仁济医院胸外科为例,以一对多(一名护工照护约5人)、一对一护理为主,价格与其他非试点病房价格一致。“上海双职工家庭多,4+2+1的家庭结构让‘夹心’的中年人群压力变大,无陪护模式有效释放了这些劳动力,减轻‘老人生病,子女误工’的困扰。”作为家属,倪科春自己也深有体会,“父母住院的时候,无陪护病房能解像我这样难以请假的在职人群的后顾之忧,免去了‘最后一根稻草’的压力。”
“日常照护时,家属不在现场,万一患者摔倒或发生突发事件,如需要急救,该怎么办?”在走访中,记者也听到了来自病家对无陪护模式提出的顾虑。“这牵涉到责任归属、赔偿等诸多问题。”奚慧琴提道,因此应加强对患者病情和护理情况的记录,在治疗区域内安装监控设备,记录患者病情变化和护理过程,以便提供法律证据,确保责任归属清晰,在争议发生后,可保证事实清楚、证据清晰。“除此之外,还有预立生前遗嘱、抢救后家属放弃救治等各种特定情形,这些非医疗的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大环境同步建设,真正落实并保护多方的合法权益,降低无陪护模式的潜在风险。”她期待,医疗机构内的无陪护病房未来可进一步与延伸至社区、居家的长护险衔接,真正让患者、老年人群有所医、有所养、有所护。
上海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22年起,上海部分大型三甲综合性医疗机构在个别科室病房陆续开展试点,鼓励充分告知患者家属并取得同意的病区开展相关服务,加强人员监管培训,确保医疗安全、护理安全。在重症监护室、血液科移植病房、骨科开放性创伤病房等对病区洁净要求较高、专科护理能力较强的病区,下一步可率先推广应用,让患者获得更洁净、放心的治疗与康复体验。
护士指导患者使用呼吸功能锻炼器,有助于术后肺功能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