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 廖保平
骨灰原本被具俊晔守在家中，引发邻居抗议，称“阴宅影响社区风水”，甚至波及房价。大S家于是紧急宣布将采用树葬，选址台北“咏爱园”，不立碑、不留名。此举又遭网友质疑。
在此不想讨论大S的后事，而是讨论一个人类悠久的话题——人类对尸体的恐惧。人类对尸体的恐惧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普遍现象，这种本能反应既根植于数百万年的生物进化，又纠缠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建构。从原始部落的避尸禁忌到现代社会的殡仪规范，从基因编码的防御机制到哲学层面的存在焦虑，尸体恐惧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人类对生命、死亡与未知的深层认知。
尸体腐败过程中释放的恶臭与病菌，是远古人类生存的主要威胁之一。进化生物学家指出，人类对尸体的厌恶感源于基因中编码的“趋利避害”机制——腐败气味会触发大脑的杏仁核，引发本能的回避反应，以此降低接触病原体的风险。这种机制在动物界普遍存在，例如黑猩猩会主动远离同类尸体以防止疾病传播。
尸体作为死亡的具象化符号，直接提醒人类自身生命的脆弱性。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这种恐惧本质上是对死亡威胁的预判反应：目睹同类死亡场景会激发个体对潜在危险（如捕食者、自然灾害）的警觉，从而增强生存概率。
尸体迫使人类直面“向死而生”的终极命题。存在主义心理学指出，死亡焦虑是人类意识觉醒的副产品——当个体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时，尸体成为触发存在性恐惧的媒介。这种恐惧不仅是对肉体消亡的抗拒，更是对自我意识可能湮灭的深层不安。
认知神经科学发现，人类对类人形态的物体（如尸体、仿真机器人）会产生“恐怖谷效应”。尸体虽具有人类外形，却丧失生命特征，这种矛盾状态引发大脑认知系统的混乱，导致恐惧与不适感。
在多数文化中，尸体被赋予超自然属性。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魂魄说”认为尸体可能滞留怨气，埃及木乃伊信仰则强调尸体与冥界的连接。这些叙事通过口耳相传和艺术创作（如志怪小说、恐怖电影），将尸体塑造成危险与禁忌的象征，强化了集体恐惧记忆。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提出，对尸体的禁忌本质上是社会规范对“失序”状态的排斥。尸体作为“洁净/污秽”分类体系中的异类，其处理方式（如殡葬仪式）被赋予道德意涵：恐惧尸体实则是维护社会结构稳定的文化策略。
部分研究表明，人体5-HTTLPR基因的短等位基因携带者更易产生焦虑情绪，这可能解释为何有人对尸体极度恐惧，而少数人则表现冷漠甚至兴趣。此外，从事殡葬、法医职业者通过长期脱敏训练，可显著降低恐惧反应，说明后天经验对本能的重塑能力。
曾目睹暴力死亡或亲历丧亲之痛的个体，可能因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对尸体产生过度恐惧。这种反应已超越生物本能，成为心理防御机制的病态表达。
人类对尸体的恐惧，既是进化赋予的生存护盾，又是文明建构的精神枷锁。它既保护我们远离病菌与危险，也禁锢了直面死亡的勇气。在现代社会，理解这种恐惧的复合性根源，或许能帮助我们更理性地看待生死：通过医学教育削弱对尸体的病理化想象，借助哲学思考超越存在焦虑，最终在科学与人文的平衡中，实现从“惧尸”到“敬死”的认知跃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