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6月，贺子珍收到了来自中国政协的一份文件，文件里提到她被增补为政协委员。这对她而言，既是对自己革命历史的肯定，也是一种久违的温暖。接到文件的那一刻，贺子珍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滑落，她低声喃喃自语：“党没有忘记我，党还记得我曾经是老红军。”此刻，贺子珍的思绪如潮水般涌回到了那些已远去的岁月。
贺子珍想起了红军时期的艰苦岁月，想起了自己在长征途中的英勇表现，也想起了那段在苏联的苦难岁月，尤其是王稼祥对她的帮助，让她在绝望中看到了生的希望。
贺子珍的革命生涯始于井冈山。她是少数几位参与过战斗的女红军之一，当年人称“双枪女将”。1935年，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掩护伤员撤退，却不幸遭到敌机的猛烈攻击。子弹如雨点般落下，贺子珍身上受了17处伤。这次重伤成为她之后病痛缠身的根源，也让她最终做出了前往苏联治疗的决定。
然而，1937年冬，尽管毛泽东数次劝说，贺子珍依然决定前往苏联。她换上了一个化名“文云”，以此隐瞒身份。对于贺子珍来说，苏联不仅仅是治疗的地方，更是她逃避身体和精神双重困境的庇护所。然而，她并未逃脱不幸的命运。1938年，她为毛泽东生下的儿子由于恶劣的环境而早夭，这给她沉重的打击。随后，她得知毛泽东再婚的消息，内心的悲伤愈加难以承受。
在苏联的岁月里，贺子珍身体日益虚弱，不得不做一些繁重的工作来维持生活。她曾在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做保育员、厨房服务员，甚至做裁缝，每天高强度的劳动使她的身体雪上加霜。但她并未向困难低头，因为她的心中始终挂念着远在中国的革命事业和女儿李敏。苏德战争爆发后，贺子珍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1943年，由于与院长玛尕洛夫的矛盾，贺子珍被诬陷为精神病患者，强行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在这个没有语言沟通的地方，贺子珍的每一次反抗都被视为病态表现，身体被强行注射药物，甚至被剃光了头发。四年的囚禁期间，贺子珍完全无法见到自己的女儿李敏，也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她曾试图通过信件求助，但大多数信件都未能送达。
此时，身处国内的王稼祥正在与妻子朱仲丽因健康问题前往苏联治疗，因而有机会得知贺子珍的遭遇。1946年，王稼祥在莫斯科接受治疗时得知了贺子珍被关押的消息。作为一位为党做出重大贡献的女革命者，贺子珍的遭遇引起了王稼祥的极大关注。他毫不犹豫地通过苏联政府多次提出，要求将贺子珍从精神病院转送到莫斯科治疗。
初时，苏方以贺子珍的精神状态不佳为由拒绝了王稼祥的请求。然而，王稼祥并未放弃，他通过妻子朱仲丽与苏方方面进行进一步沟通，并以医治贺子珍身体为名，坚决要求苏方释放她。在王稼祥的坚持下，苏方最终同意将贺子珍送往莫斯科。
当贺子珍终于得见王稼祥夫妇时，她的眼泪不止流下。虽然她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依旧堪忧，但通过与王稼祥的交谈，王稼祥确认了贺子珍并未患上精神病，反而是长期的身心折磨让她身心俱疲。此时，贺子珍的唯一愿望就是回到祖国，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稼祥立即将情况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得知后十分忧虑，立刻指示王稼祥尽快安排贺子珍返回国内。1947年，贺子珍终于回到中国，她带着女儿李敏，重回那个她为之奋斗一生的土地。
不久后，在1949年3月，当毛泽东在前往北平的火车上与王稼祥谈起贺子珍的情况时，朱仲丽向毛泽东反映了贺子珍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毛泽东深感痛惜，并叹息道：“子珍同志的遭遇真是让人心疼。”贺子珍的健康恢复尽管需要时间，但她的坚韧和革命热情却从未改变。
1974年，王稼祥去世。当时，贺子珍已经年老体弱。王稼祥的去世令她悲痛欲绝。某日，朱仲丽因公经过上海，专门去看望了贺子珍。当她告诉贺子珍王稼祥去世的消息时，贺子珍泪如雨下，紧握朱仲丽的手，哽咽道：“如果不是王稼祥同志和你，我恐怕早就死在了苏联。”
对于贺子珍而言，王稼祥的帮助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援手，而是那段艰难岁月里，她赖以生存的希望。回首往事，贺子珍深深后悔当初坚持前往苏联，然而，她也明白，若没有王稼祥夫妇的无私援助，她的命运很可能早已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