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或可称为世界历史“东升西降”的第一推动力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田飞龙】

特朗普是美国总统的例外，是“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例外，也是西方自由主义联盟体系的例外。特朗普的政治信仰是美国的保守主义，是美国的历史与价值特性，是美国的本土文化与政治传统，也是美国对一切“非美国”的凌驾与优先。

特朗普主义是美国文化与政治的一种“返祖”现象，是对美国立国精神中的“反联邦党人”传统的某种精神回归，是对美国的世界帝国规范体系的道德解构和霸权行动逻辑的重构。特朗普的“交易艺术”是以传统帝国的“实力任性”取代世界帝国的“规范汲取”。

这是某种意义上的“原初美国”，但不是我们当代通常理解和见识的“规范美国”。这样的美国一点也不美，而是国际政治丛林中的一只“恶虎”。特朗普2.0版的这种“恶虎”形象初步展现。在基本逻辑上，特朗普主义需要区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存在国内政治正义性与国际政治非正义性的共存和交织，由此折射出特朗普主义的多种复杂面。

在国内政治层面，特朗普采取的是服务“美国优先”及清理清算民主党政府遗产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以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为主要执行机构，开展大刀阔斧的政治清算和机构精简工作，以最大限度建立绝对忠诚于特朗普的政府团队和高效率的执行体系。这一层面的改革措施在美国民主政治与大众民意方面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但与美国宪法及具体法治体系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因此相关的司法纠纷少不了。

政府效率部负责人马斯克在X上发文称，美国国际开发署“是一个犯罪组织，是时候让它消亡了”网络截图

但特朗普对联邦最高法院的早期“包装”或可支持其部分改革措施。这一层面的改革与南美阿根廷的米莱主义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协同性，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政治哲学的政策化，都带有右翼保守主义色彩，与哈耶克思想路线存在契合点。

在国际政治层面，特朗普展现出一系列的非正义操作，影响重大而深远，主要包括：

第一，领土扩张主义，主要包括对格陵兰岛、加拿大、巴拿马运河、加沙地区的主权与直接控制权的诉求。这些诉求完全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及西方各国共同秉持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是特朗普对国际法的蔑视、背离以及对美国早期“西进运动”的想象和模仿，是传统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逻辑回归。

第二，新门罗主义，主要体现在对加拿大、墨西哥的关税战以及对拉美事务的普遍干预，其主要行动目标是排除所谓的中国威胁和中国势力。如鲁比奥近期的拉美穿梭外交强迫巴拿马退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呼吁整合拉美国家抵制所谓“中国共产党”的渗透影响。这是对传统门罗主义的回归，即绝不允许非美洲国家干预美洲事务。新门罗主义将美洲作为美国的小院高墙，完全不符合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及国际法的基本规范。

第三，俄乌战争的妥协主义，主要是指特朗普在俄乌战争问题上持有不同于拜登主义的立场和策略，试图通过施加多方面影响“结束”战争。这表面上有助于欧洲和平，但对于北约、欧盟以及乌克兰如何承受战争已有的代价以及媾和的代价？特朗普和平方案到底是不是欧洲可持续安全架构的稳妥方案？对俄妥协是否会结构性损害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欧盟是否会为特朗普方案买单？这些都包含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甚至会留下未来的战争隐患。“顿巴斯妥协”是特朗普的诺贝尔和平奖垫脚石还是欧洲未来冲突的新导火索，尚不明朗。

第四，巴以战争的帝国殖民主义，主要体现在特朗普一边倒地站在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的立场上。其提出的“清空接管”加沙的计划完全是一种践踏国际法原则与联合国决议的帝国殖民行为，其强制清理和安置加沙居民的计划涉嫌“种族灭绝”，遭到联合国及绝大多数国际社会成员的反对与谴责，甚至其西方盟友也压倒性地表示反对。特朗普的“实力任性”外交过度偏离国际法和外交专业性，不仅成为笑话，也不可能具备操作性。

2025年2月4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华盛顿白宫东厅与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将接管加沙地带。路透社

第五，对华贸易战特别是关税大战的冒进主义，主要体现在特朗普上台之后迅速宣布了对华加征10%关税并保留继续上调的预期，对中国的正当贸易权益和发展利益进行霸权侵害，以此作为施压手段，为其后续访华胁迫做铺垫。但中国不是1985年广场协议时的日本，不是1991年的苏联，不是容易拿捏的身旁小弟（加拿大、墨西哥），而是在国家体制与国际法上坚定挺立的世界大国，故中国迅速做出了综合性反制措施，坚决回击特朗普的霸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国际法原则。

第六，以总体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及对盟友的普遍勒索主义措施破坏全球化基本制度原则和产业链完整性。这是以美国的单纯国家利益凌驾于国际法和全球化共同利益之上，不仅破坏撕裂了全球化的基本规则体系，也破坏撕裂了美西方自身的阵营体系，造成了美国与世界及人类社会的对立。

特朗普主义并不是特别精致、规范、灵巧和富有文明内涵的政治哲学，而是“本土美国”对“全球美国”的政治文化批判及传统回归。

这是一个疲惫而恶劣的美国，是一个仅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而与人类利益、盟友利益相对立的美国，是一个内部软实力与硬实力自我脱钩的美国。经过“特朗普-马斯克”的某种具有“美国中兴”性质的内外改革，美国或许会在具体利益与民族国家重建上焕发生机，但将严重丧失全球主义的软实力地位，快速收缩到民族主义和新门罗主义的范畴，同时美国将不择手段地依靠超强实力攫取一切可见的外部利益，自我塑造为非普遍性的、带有传统帝国色彩及一定程度丛林法则底蕴的新帝国。

这是世界历史的新动态和新进程。美国的“逆全球化”与“非普遍化”不仅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还标志着全球化与人类和平发展基本轨道的消解与转轨，留下的是国际政治的“重新丛林化”、西方体系的结构性瓦解和非西方世界的决定性崛起。特朗普是旧美国和旧西方的终结者，满足于美国优先的一切现实主义目标和利益，但他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缔造者与立法者。

当然，这一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和波澜不惊，特朗普对“规范美国”、“规范西方”与“规范全球”的价值和政治撕裂，必然会激发各阶层群体的波动、反弹和斗争，美国自身的精神内战和“深层政府”的惊恐反击必然会日益深化和升级，甚至“特朗普美国”的所谓新政是否能够持续还需要持续观察和审慎评估。但无论如何，特朗普还是打开了美国乃至世界历史的“潘多拉之盒”，为美国和世界的大变局提供了契机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