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巴尔干是需要勇气的。这不仅仅是说在这段旅途难免经过那些族群冲突仍未平息的地区，也是因为在那里旅行就不得不面对它残酷的过去，而要讲述、书写这纷至沓来的感受更是谈何容易——面对这片浸透了如此深重苦难的土地，作为一个游客又能说些什么？旅行文学作家刘子超之前的三本书写的分别是中欧、从印度到东南亚，以及中亚，这次的新作《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则从意大利边境港口的里雅斯特到希腊
萨洛尼卡，穿越了巴尔干半岛，恐怕对他也是全新的挑战。这个崎岖的半岛既广为人知又不为人知，因为关于它的各种纷争太多，以至于外人对它的观感很难不偏不倚。不过，刘子超看来是做到了。
据说，“巴尔干”（Balkan）一词在土耳其语里意为“血与蜜”，虽然这种民间语源学的说法极有可能不可靠，但却恰到好处地点出了这一地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当然，即便如此，世人对这块地方的印象恐怕也主要是“血”，而谈不上有什么“蜜”——事实上，一般人只会想到诸多民族和国家在这个狭小而崎岖的半岛上相互仇杀、争斗了几百年，但恐怕很少会觉得这儿是什么富得流油的天堂。有些地方的风景让你忘记时间，有些地方的景观让你展望未来，而在巴尔干，只怕无处不让人想到过去，而且还是血腥而痛苦的过去。这难免会渗透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影响他们的精神状态。正如《血与蜜之地》中提到的一位波黑的克罗地亚人，他苦涩地告诉刘子超：“你从中国来，你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长大，你的成长经验告诉你，只要持之以恒，就能取得成功。但我在巴尔干长大，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城市，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我对未来从来没有那么多乐观的幻想。对我来说，每月多赚几百块钱，就已经很满足了。”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莫斯塔尔一堵墙上的弹孔（图源：视觉中国）
巴尔干国家的问题就在这里：虽然人人都向往着一个美好的未来，但在这里，过往的鬼魂还在纠缠着人们，并以社会分裂的形式提醒着生者，以至于人们长久以来没有勇气望向未来。虽然每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通常都要经历一段痛苦的“泪谷”，但为什么巴尔干国家走得格外艰难？
近五百年来的欧洲现代化，大体而言，新教国家最顺利，天主教国家次之，东正教国家稍后，但最为棘手的就是东南欧的巴尔干：和别处不同，这个地形破碎的半岛是诸文明、宗教和族群汇聚的十字路口，绝大部分地区又长期被奥斯曼帝国所统治，不曾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像血缘这样的原基纽带才是人们最为信赖的社会组织形态。其结果是相当不幸的：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巴尔干人民普遍不信任以政府为纽带的网络，宁可诉诸部族式的非正式网络来解决他们的集体问题。
在一个原本高度多元化、乃至碎片化的地区，由此引发的社会动员机制几乎是毁灭性的：不同的群体都武装起来，非但无法团结起来共同实现和平与抱负，倒是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无休止争斗中。196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前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哀叹：“穆斯林望着伊斯坦布尔，塞尔维亚人望着莫斯科，而克罗地亚人望着梵蒂冈。他们的爱寄托在远方，而他们的恨却横亘在眼前。爱那么远，恨却那么近。”
所谓“巴尔干化”，就是指一个地区分裂为小规模的、彼此对抗的单元，引发冤冤相报的连锁反应，而迟迟无法锻造超越族群的共同身份。这里很难说谁是好人，谁是恶棍，因为几乎每一方都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每个巴尔干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有过扩张主义行动。看得出来，这也是刘子超在穿越巴尔干的旅程中念兹在兹的所思所想。和丽贝卡·韦斯特的名著《黑羊与灰鹰》相比，刘子超并没有表达对当地族群无休止纷争的厌恶，而更乐于超越这些纷争，看到普通人的困苦，寄望于各方能放下怨恨，在这片狭小拥挤的地域共同生活下去。实际上，这差不多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人类处境的缩影。
他已经看到，在这片发生了无数矛盾冲突的土地上，不存在单一的真相，而是一个由各方说法组成的罗生门：“历史是由不同甚至经常相互冲突的叙事构成的网络。要真正理解过去，意味着要审视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非仅仅将其看作黑白分明的简单故事。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不同色彩线条的交错中，由一系列灰色地带共同塑造。”不过，这话仍假定有一个“真相”等待我们去探寻；然而，真正的问题或许不在于探寻真相，而是让历史退场。
在那些已进入后现代社会的西欧国家，历史已经不再是困扰人们现实生活的一个议题，那可以是纷繁多元的“记忆”，交给历史学者们去处理即可。反过来说，当一个社会要专注于现实问题、走向未来时，“搁置争议”恐怕也是面对历史的可取态度，免得它们干扰乃至阻挠了人们“向前看”的信心。
在经历了那么多对抗性的非理性暴力之后，书中也提到了当地人的反思和找寻出路的尝试。冷战结束之后，巴尔干国家排队等待加入欧盟。对一些人来说，曾经的兄弟各奔前程的景象难免凄凉，还有些人则对于本国接受再三审查仍不得其门而入深感屈辱。碎片化的小国是难以独自存活的，巴尔干人既想要坚守自身的主体性，又想实现现代化，一些国家选择了积极融入欧洲，但剩下的大部分，赫然发现了历史的讽刺：曾经那个各族联合的南斯拉夫，或许比当下破碎的现实更可取。
对欧洲的发达国家来说，“欧洲化”似乎是解决巴尔干问题的最现成道路，但它为什么要接纳这些麻烦的邻居进入自己的俱乐部呢？多米尼克·莫伊西著的《情感地缘政治学》一书发现，西欧人对此已无动于衷：“人们可能会说，为了避免欧洲的巴尔干化，我们必须将巴尔干欧洲化，今后是将高加索欧洲化。但大多数西欧人已经对扩张失去了热情，他们认为这更多地是一种道义和历史责任、一种政治和经济冒险，而不是乐观和庆祝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书里的巴尔干年轻人只能以个人流动的方式追寻现代化的梦想。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被民族主义政治束缚自己的选择，原有的民族国家叙事也在逐渐瓦解，它不再是一个紧密的血缘共同体：“随着人口流动成为常态，‘家园’早已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和情感上的归属地。身份认同也早已不再单纯地与出生地或祖籍相关，甚至不再局限于地理边界。即便是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由于地区差异、社会阶层和经济条件的不同，‘何处为家’的答案也会因人而异。某种程度上，文化、信仰和价值观都构筑了安顿自我的‘家园’的形态。”
说实话，像这样的景象，在西欧国家早已不新鲜：战后大批南亚和牙买加移民进入英国，土耳其劳工涌入德国。但对巴尔干国家来说，这种跨越边界的流动性还是一个世纪以来少见的景象。不仅如此，这还呈现为一种梯度接替：尼泊尔人去斯洛文尼亚打工，而斯洛文尼亚的年轻人则跑去机会更好的维也纳。毫无疑问，这肯定也会带来的新的问题，但“何以为家”本就不是一个轻易可破的命题。
《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刘子超 著，文汇出版社202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