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虹生是张闻天和刘英的儿子，根正苗红的“红二代”。张闻天就是大名鼎鼎的洛甫（长期使用的化名），在很多关于红军的主旋律影视剧中都有“他”的身影。
张闻天曾在长征后期及延安早期担任过我党的总负责人（总书记），也就是最高领导人。不过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一向愿意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曾三次主动“让贤”，被传为佳话。
虽然后来张闻天的“官”似乎越做越小了，但是他对革命的贡献和影响力却并不小。1945年，他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抗战胜利后，组织上根据局势变化，派他到东北工作，曾出任东北局的主要领导职务，为东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转战外交战线，先是出任驻苏联大使，1954年底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56年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
张闻天的妻子刘英也是老革命，参加过长征。新中国成立后，她与丈夫一起在外交部工作。
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在外人看来，两人都是高官，子女一定是各种“特权”罩着，一路飞速爬升，不费吹灰之力。
事实上，张闻天、刘英两人的儿子却是“不一样的红二代”，造成“不一样”的原因就是夫妻两人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纪律，真正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他们的不近人情，却让儿子张虹生一生“苦头吃尽”。张虹生小时候非常想坐父亲的“专车”到街上溜溜，张闻天坚决不允许。
有一次，张虹生耍了小聪明，趁父亲上班前，偷偷坐上车。父亲发现后也没赶他，但自己走着去上班了。
张虹生高考的时候，想通过父亲的关系，顺利进入外交学院。父亲直接怼他：“能考上就上，考不上就别上”。心里哇凉的张虹生直接打消了报考外交学院的念头，改报北京师范了。
张虹生高考是在1959年，同年8月庐山会议召开。会上，张闻天揭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弊端，也给自己惹来了大麻烦。
从此，夫妻两人都离开了外交部，戴着“大帽子”成了边缘人，特殊时期更是遭到长期迫害。
1961年，张虹生根据教育部安排，也参加了下乡“整社”活动，他蹲点的地方是京郊东坝公社园林五队。
在那里，张虹生对父亲揭批的“浮夸风”“共产风”造成的恶劣影响有了切身体会，当时，很多“整社”的大学生为了不惹麻烦，都是只“宣传不行动”。
偏偏张虹生不忍心，受不了，他觉得农民太苦了。干脆就自作主张，顺应村民的呼声，召开大会宣布解散大食堂，自留粮分到户中。
然而，事情不可能就这么结束了。张虹生很快被学校召回，还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还被学校开除了。
他犯了和父亲当年一样的错误，给自己惹来了大麻烦！由于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张虹生想到了去边疆，王震将军伸出了援手，将他安排到了新疆建设兵团农一师（当年南泥湾359旅的老底子）。
张虹生去的地方是阿拉尔塔里木河畔的九团四连，这是最苦的农垦连。他刚一到，就赶上了给条田浇水的任务。新疆垦区的条田面积很大，一个条田就有 600 亩，从冬末到开春要浇三遍水。
浇水时，一个人得负责一个条田，责任重大。当时正值开春，天气依然寒冷，张虹生和其他农工一样，裹着一件皮袄，拎着一盏马灯，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巡视着。田沟上面结了冰，底下却还没冻住，稍有不慎，就会出现漏洞。
一旦发现漏洞，张虹生就得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堵漏，冰冷的水瞬间将他包围，一堵就是一两个小时。刺骨的寒冷从脚底蔓延至全身，他的脚很快就冻僵了，寒气不断往上传递，整个人仿佛掉进了冰窟窿，那种痛苦难以言表。
艰苦的条件，繁重的劳作，张虹生不堪重负，患上了肝炎。他向父母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疗。结果，父母的答复是：“新疆那么多职工得了肝炎，都是在新疆治疗，你也应该这样，不搞特殊。”
1969年，张虹生的小女儿出生，由于当时的生活条件艰苦，营养不良，小女儿从出生后就不断患病，多次病危。看着孩子弱小的身躯在病痛中挣扎，张虹生和廖慰训心急如焚。
1969年10月，张闻天和刘英夫妇长达524天的拘禁结束，并被要求迁往广东肇庆。
长到一岁时，小女儿还不会坐立，如果再不想办法治疗，可能就会留下终身残疾。两口子经过商量，决定把孩子送回内地治疗，希望能给孩子一线生机 。
1970 年 7 月，张虹生的妻子廖慰训怀里抱着才一岁的小女儿，手里牵着三岁的大女儿（冬燕），一路颠簸，从新疆到成都，又从成都到广东肇庆。她希望能得到公公婆婆的支持和帮助。
这一次，行动受限的张闻天和刘英，没有拒绝，决定让孩子留在身边。1975 年 5 月，因广东气候潮湿，对张闻天的身体不利，经张闻天夫妇申请，获准迁居无锡，东君陪同老人迁居。
在新疆的日子里，张虹生除了艰苦的劳动，还要面对专案组的刁难，受尽了磨难，满肚子的委屈。但是他唯一没有放弃的就是读书，他到处找书看，凡是有机会，就如饥似渴地看书、读报，不放过一切能学习知识的机会。
他心中充满渴望，也相信终有一天能熬出头。1976年7月，张闻天因病去世。仅仅3个月后，“特殊时期”结束。当年11月，张虹生夫妇被调到南京晓庄农场工作，妻子当会计，张虹生当农民。
那几年，形势变化很快。1978年后，刘英先后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央纪委委员.1979年8月，张闻天被平反。
组织上给张闻天重新开了追悼会，并决定编写《张闻天选集》，中央组织部决定调张虹生到北京参加创作小组。结果，刘英提出反对意见：
“干部子弟为什么都要调回北京？再说了，儿女去评价父母，自然会认为父母都是对的，这样就无法做到客观。”
张虹生只能继续待在农场，直到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才被调到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
1980年，学校修建场地需要一大批木材。因为张闻天曾在东北主政，学校就派张虹生到东北采购。
张虹生利用父亲生前的关系，顺利以批发价拿到数百立方木材。刘英知道后，严厉训诫张虹生以后不准打着他们的旗号做事。
另外，刘英还给江苏省委书记打电话，让他一定管好张虹生。就这还没完，刘英还交代南大，不准提拔张虹生。
所以，张虹生2001年退休，依然是南大图书馆的普通工作人员。按照规定，他终于可以申请高级职称待遇了。
刘英却说：“马上要退了，别争了，给其他人留些机会。”张虹生只能放弃。他似乎熬出了头，又似乎始终没有。父母的良苦用心，他也是到了暮年才终于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