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出生于 1895 年，湖北黄冈人。早年的他在时代浪潮的影响下，积极投身革命。1919 年，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的经历极大地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意识。
1920 年，包惠僧受陈独秀委托，协助创建武汉党小组，同年 8 月，他入党。1921 年 7 月，受陈独秀委派，包惠僧与陈公博代表广州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光辉的时刻。
此后，包惠僧在党内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积极参与党的各项工作，为早期党的发展和壮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他参与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编辑《劳动周刊》，组织工人运动，还在国共合作时期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广州参加国民党工作，历任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广东大学师范部教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在不同岗位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1927 年，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反扑，使得革命陷入了低谷，无数共产党员惨遭杀害，革命事业遭受重创。包惠僧的仕途也遭遇了挫折。
他在国民革命军任职期间，经历了夏斗寅叛变等一系列事件，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胁，工作也陷入了困境。面对革命的失败和前途的迷茫，包惠僧内心充满了消沉和无奈。
在寻找党组织未果、生活又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他带着妻子逃往江苏高邮岳丈家避难，后又辗转到上海。在上海，为了维持生计，他开始替人家办《现代中国》杂志，以亦愚为笔名撰写文章，过着卖文为生的生活。
最终，在种种压力和无奈之下，包惠僧脱离了党组织。此后，他在国民党内任职，先后担任过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事委员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国民党内政部参事、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职。
三大战役后，包惠僧携家带口逃往澳门隐匿身形。然而，澳门的生活并不安稳，他不仅面临生活困境，还时常担心国民党特务的追踪。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这一重大事件深深触动了包惠僧。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蓬勃发展的希望，内心深处对自己曾经的选择产生了反思和懊悔。
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他鼓起勇气，于 1949 年 10 月下旬给党中央、周恩来总理发去电报，表示愿回到党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党中央很快复电，包惠僧于 11 月 26 日回到北京。次日，董必武接见了他，周恩来总理也与他进行了长谈。周总理的谅解并非偶然，其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从包惠僧自身来看，他虽然脱离了党组织，但并没有像一些叛徒那样对革命事业造成严重的破坏。在国民党任职期间，他没有做出过出卖党组织和同志的恶劣行为，更多的是为了谋生和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去。
而且，他内心深处对党的感情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新中国成立后，能够主动请求回归，表明他依然对党的事业有着一定的认同和向往。
从党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着宽容和包容的态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建设国家。对于曾经脱离党组织但愿意回归的人，党给予了重新改过自新的机会。
包惠僧作为中共一大的代表，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和知识，党希望能够通过接纳他，让他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此外，周总理个人的宽广胸怀和对同志的深厚情谊也是重要因素。周总理深知革命道路的艰辛和复杂，能够理解包惠僧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无奈选择，愿意给他一个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的机会。
但周总理明确指出，包惠僧需要做出特别的交代：“你曾不是普通的共产党员，需要给党一个交待。”很明显，这是对包惠僧过去背离革命立场，需要他详细反思和检讨叛变行为的催促。
包惠僧明白自己需要对过去背离革命立场进行详细反思和检讨叛变行为，随后他撰写了一篇长文，郑重地反省了自己在大革命中立场摇摆不定，选择向蒋介石靠拢的错误。在文中，他毫不避讳地使用了“罪不可赦”这一严厉的词汇，以表明自己的歉悔之心。
回到北京后，包惠僧于 1950 年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内务部任研究员和参事。
1953 年 8 月，毛主席亲自提名让他到上海勘察中共 “一大” 会址，这一任务体现了党对他的信任。
此后，他以栖梧老人为笔名撰写中共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史资料，为后人研究党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57 年 4 月，他调任国务院参事，继续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建言献策，直到 1979 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