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一个冬夜，沈阳大帅府的老虎厅成了见证了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的较量。一枚普通的银元决定了两个人的生死。
“我不大迷信，可为这事情真迷信了。”年迈的张学良回忆起那个夜晚时，声音依然透着几分颤抖。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这位雷厉风行的少帅也不得不听从命运的安排？那枚神秘的银元，又为何会成为决定杨宇霆生死的关键？
皇姑屯的轰响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的那声巨响，不仅夺走了张作霖的生命，更让整个东北的政治格局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张学良，一个年仅27岁的青年，原本正安稳地待在北平，处理着自己的事务，父亲的突然死去，让他成了“东北王”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立即收到了来自沈阳的消息，得知父亲遇刺后，他毫不犹豫地启程返回东北，而自己作为唯一的继承人，是否能稳住这片已经动荡不安的土地？
张作霖虽然在东北建立起了强大的基础，但随着日本对东北的侵略加剧、国内的军阀势力斗争升级，张学良必须快速站稳脚跟，确保自己的权威不被动摇。
沈阳的局势一度混乱，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尤其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张作相、军中重臣杨宇霆和其他奉系将领。
张作相，作为东北军的元老，第一时间公开支持张学良，他在会议上直言：“老帅已逝，由小六子接任，既合情又合理。”这一表态，获得了许多老将的支持，使得张学良顺利接任东北军最高统帅的职务。
然而，杨宇霆的态度却令人费解。虽然他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张学良，但其言辞中却透出一股倨傲之气，甚至有些轻视张学良的年轻和经验不足。在得知张学良接管东北的消息后，杨宇霆并没有立即返回沈阳，而是选择在滦州发布了一份通电，表面上表示支持张学良，但内容的语气却显得非常冷淡且不屑。
张学良在回到沈阳后，第一时间召开了东三省军民联合会议，讨论恢复东北保安总司令职务的事宜。在这次会议上，张作相主动表态，全力支持张学良，这使得会议的气氛显得较为和谐。然而，杨宇霆的态度使他对东北军内部的形势感到不安，而东北的局势也远没有他想象中的那样简单。
虽然杨宇霆曾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并与日本保持了某种程度的联系，但在中日的外交谈判中，他却屡次表现得异常强硬。这使得张学良对杨宇霆的忠诚产生了疑问：这位曾经的亲信，是站在自己的阵营，还是在暗中与外部势力勾结？
杨宇霆的挑战
张学良刚刚接手东北的权力，杨宇霆作为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的亲信，在东北拥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他对张学良的继位并未表现出全然的支持，而是带着一种傲慢与不屑。
当张学良赶回沈阳的那一刻，杨宇霆并没有像其他将领那样主动迎接新任统帅，而是选择了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甚至没有急于返回沈阳，而是在滦州发布了那份别具意味的通电，这份通电里，杨宇霆没有称张学良为“少帅”，而是使用了“小六子”这一称谓，这一细节似乎透露出他对张学良的轻视。
杨宇霆显然并未把张学良当作“父亲的继承者”，而是将他视为一个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人，依然缺乏足够的经验与威望。
不久后，东北军内部的矛盾便显现了出来。张学良在接任的初期，召开了东三省军民联合会议，杨宇霆不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在会议中他公然称张学良为“小六子”，作为东北军的最高指挥官，张学良自然无法容忍这种公然的不尊重。
杨宇霆的挑衅不仅仅表现在言辞上，还体现在行动上。在军中，杨宇霆拥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尤其在“士官派”这一势力中，更有不少将领依赖他。杨宇霆成了这些军官的代表人物，他们背后的力量，一直在暗中为张学良的继位制造困难。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发布了“易帜通电”，宣布东北易帜，正式改旗换帜，标志着东北正式效忠于国民政府。易帜事件，涉及到东北三省的未来，也关乎张学良的统治合法性。然而，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反应却出人意料。在张学良下达命令的当天，杨宇霆与常荫槐的公馆中，依然没有悬挂国旗，甚至他们公然对外表示，暂时不接受国民政府的权威。
这一系列的反叛行为，无疑加剧了张学良的焦虑和决心。为了防止东北军内部出现更加严重的分裂，他开始做出更加果断的决策，也为接下来的“老虎厅事件”奠定了基础。张学良的心中，始终有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势力，是否会在未来对自己的统治构成致命威胁？
银元的抉择
1929年1月10日，沈阳大帅府内，灯火通明，张学良在大帅府的办公室里，拿起了父亲张作霖生前留下的那枚银元。在张作霖去世后，张学良继承了父亲的职务，但也继承了父亲未能完成的使命。而现在，这枚银元再一次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将面对一场重大政治决策。
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两位曾经并肩作战的老将，此时已经成为张学良必须直面的大敌。杨宇霆依然是东北军中的重要力量，身后的“士官派”在张学良继位后更是摩拳擦掌，常荫槐，这个权力欲望强烈的将领，也开始在背后暗中挑战张学良的权威。如果此时不做出果断的决策，不仅仅是杨宇霆与常荫槐的挑战，更有可能在全东北形成一股分裂的力量，最终影响整个东北的命运。
张学良站在窗前，手中握着那枚银元，投向空中。心中默念：“若是正面朝上，我便决定清除两人；若是反面，我会从轻处理。”
第一次，银元正面朝上。张学良心中一震，他并没有下定决心，便再次抛起了银元。第二次，依然是正面朝上。张学良开始感到一股强烈的压力，正当张学良陷入深深的迷茫时，于凤至走了进来。她是张学良的亲信，低声说道：“少帅，不必过于依赖这枚银元。决定已经在你心中，是否执行，你的心才是最重要的。”
张学良看着手中的银元，他点了点头，再次将银元抛起，这一次，银元的反面朝上。他意识到，这一决断，虽然来自一枚银元的随机选择，但却也意味着他必须要做出果敢的决定，放下所有的犹豫。
他回过身，目光坚决地看向于凤至：“我要立即处理他们。”
就在张学良下定决心的那一刻，高纪毅急匆匆地进来，带来了一条紧急消息：“陈公馆那边已有动静，杨宇霆和常荫槐似乎已经开始行动，密谋反击。”
张学良从座位上站起，命令高纪毅立即组织力量，确保这一夜的行动不被任何意外打乱。银元的抉择，也注定了杨宇霆与常荫槐的命运。
老虎厅的枪声
1929年1月10日，沈阳的大帅府，原本是张作霖的旧居，如今却成了张学良权力的象征。在这座庞大的建筑里，一间被两只威武老虎标本守护的房间——老虎厅，这一夜，张学良将决定他是否能稳住自己统治的根基，也将决定两位昔日老部下杨宇霆与常荫槐的命运。
而此时，杨宇霆与常荫槐正在赶来的路上。杨宇霆的反叛，早已让张学良感到威胁，而常荫槐则因其权力欲望挑衅张学良权威，当他们得知张学良在老虎厅设宴商讨时，心中或许也有些许预感，这将是一场关乎生死的议会。
二人到达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少帅已经在老虎厅等候，”侍卫恭敬地说道。
当他们走进老虎厅时，杨宇霆和常荫槐随意地坐下，冷眼打量着张学良的举动。突然，门外的脚步声变得急促，六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闯了进来，迅速将两人包围。
“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即将二位处死，立刻执行。”高纪毅冷冷地说道，常荫槐猛地站了起来，愤怒地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他无法相信自己居然会在张学良的亲信面前如此落败。然而，高纪毅的士兵们将枪口毫不犹豫地指向了两人。
杨宇霆保持着沉默，坐在椅子上依旧倨傲，仿佛早已料到这一刻的到来。他双眼微微闭合，脸上带着一丝冷笑，对于杨宇霆来说，这一切早已注定。虽然他并未亲自发动叛乱，但他明白自己在张学良眼中的威胁。而此刻，张学良的决心已经无可动摇。
随着一声枪响，常荫槐倒了下去，紧接着，另一声枪响，杨宇霆依旧安静地坐着，直到最后一刻，他依然没有动容。
高纪毅随即走到张学良面前，低声报告：“命令已执行完毕。”张学良并未立即回应，他依然坐在那张宽大的桌子前，目光有些空洞。那一刻，他的心情复杂而沉重，“我早该明白，权力从来不是简单的继承。”张学良语气中带着些许的疲惫。
第二天一早，张学良就给杨宇霆的遗孀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道：＂弟与邻葛相交之厚，如同手足，但为国家计，弟受人民之嘱托，国家之寄任，不能顾及私情。＂这封信后来被杨家人珍藏，成为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
老虎厅事件发生后，张学良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安抚杨宇霆家族。他除了给杨家送去一万大洋的抚恤金外，还特意派人在沈阳城内外进行巡查，严禁任何人打杨家产业的主意。
在杨宇霆的葬礼上，张学良亲笔写下挽联：＂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涕泪；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这副挽联既表达了对杨宇霆的追思。
那枚决定杨宇霆命运的银元，被张学良锁在了大帅府的铁柜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沈阳，他们在搜查大帅府时意外发现了这枚银元。
这枚银元后来几经辗转，据说最终流落到了日本某个私人收藏家手中。直到1993年张学良接受采访时，这个秘密才首次被公开。
老虎厅事件在东北军内部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再没有任何人敢在张学良面前摆出＂元老＂的架子。一些原本对这位年轻统帅心存疑虑的将领，也开始真正服从其号令。整个东北军的指挥体系变得空前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