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是国民党各大战略区长官中，比较特殊的一位。
特殊在哪呢？
第一，在地方上时间特别长，军政党一把抓。
第二，从未在中央任职过，无近水楼台之便，宠遇却不亚于陈诚、顾祝同、二陈、张治中等中央大佬。
第三，以上两条根源在第三条，也就是胡宗南一招富有深意的战略措施。
本篇就围绕这一条展开说说。
一、唯一之“地方王”
胡宗南号称“西北王”，虽说西北王名不符实，西北五省（陕甘宁青新）他只能控制陕西一省，以及对山西略有影响，但国军诸大佬中，唯此公有此称谓。
胡宗南发迹之始即与西北有关。
1935年胡宗南担任国民党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率部追击红军入甘，在天水驻扎。是年年底，发生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遇刺事件，汪乃辞任院长之职，蒋介石以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身份兼任行政院长，汪系政治人物猜测此事为蒋暗中指使，愤而相率退出中央党政机构。
蒋介石遂借机提拔自己的黄埔学生，当时进入中央系统的有三位黄埔一期生，贺衷寒、曾扩情与胡宗南。贺、曾二人都早早进入政界，胡宗南是以一线将领身份进入中央政权机构，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虽不实际到职，但这个职务含金量颇高，使胡宗南一夜间成为军政双料实力派。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便把这位双料实力派将领派到关中驻扎，当时陕西最高军事负责人为西安行营主任，前两任分别是顾祝同和蒋鼎文，顾祝同不善于拉帮结派，蒋鼎文打仗稀松，独掌十七军团5个军的胡宗南，实际成为陕西军事大佬。
此后胡宗南一直未离开陕西，直至抗战胜利，借助军事上的实权，逐步掌握政权。至于党权，蒋介石起家靠军队，对党政甚不重视，进入一地时，先是军队进，而后建立政权，最后才是党部。从一地溃退时，亦是党部先作鸟兽散，而且政府迁走，最后才是军队撤出。此事又是一番大文章，若感兴趣者可在评论区留言，如感兴趣者多笔者可另起一文。同时也推荐各位同好，阅读北大王奇生教授所著《党员、党权与党争》一书，此书干货甚多，视角独特，解析深入，非常解渴。
胡宗南与刘峙、顾祝同、杜聿明、卫立煌、傅作义等后期战略区长官不同，他对陕西的控制是军政党全面一体彻底的控制。相比他在政治上的资源、控制面积之大，山西军阀阎锡山犹不如之，唯桂系控制广西差可与之比拟。
所以，胡宗南拥有别的战略区长官所无的优势，他在陕西深耕多年，要兵有兵，要粮有粮，要干部有干部，要地位有地位，时人称其为“西北王”实非过誉。
这种地位意味着什么呢？扛揍，经得起消耗。一两仗打败了并不会立即崩溃，即使发生了西府战役那样的失利，后方供应基地被西野偷袭，物资烧了个精光，整编师被打残、师长阵亡，西北局面也没有特别大的逆转。
不过光靠地位和实力也不行，咱不能用着啥说啥。胡宗南军事上虽不高明，在其他地方却能找补回来。
其一是政治眼光。
他看待问题和做事情，相比于其他将领都大异其趣。1936年平定广州事变后蒋介石召开广州军事会议，讨论对红军进入陕北之事。绝大多数与会将领都认为红军是穷途之寇，不会再死灰复燃。胡宗南力排众议，认为红军确如其宣传所说，要打通西北国际交通线，与苏俄联成一片，搞所谓国际共运云云。蒋介石对其言论十分欣赏和认可，认为其非一般将领单线程思维。
二、胡氏绝招
又如做事。胡宗南在陕西并没有当省主席，但他竟能圆转如意地掌握了县长人选的推荐使用，使蒋鼎文也不那么难受尴尬。胡宗南于1940年成立了一个“陕西省民众动员总指挥部”，表面上由省主席兼任，实际蒋鼎文在位时基本不管事，而由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兼任副指挥官，主管与军事有关的民政，成为军政兼理的跨界机构。
胡宗南往往通过这一机构，向省府提供县长或其他实权厅长的推荐人选，蒋鼎文一概批准。而且公众也说不出什么，毕竟名义上过得去嘛。
后来熊斌继任陕西省主席，向蒋介石建议撤销此侵权之机构。胡宗南也向蒋介石不断发电报告情况，诉以军政党不统一之弊。熊斌不得已自行辞职，蒋介石另派祝绍周担任陕西省主席，此人与胡宗南关系其好。蒋介石又命令陕西成立“党政军联席会议”，胡宗南被推举为主席，从此成为名实俱备的“西北王”。
其二就是本文主题，胡宗南的一大绝招。
办校培养干部。
蒋介石之所以能击败新旧军阀，一大利器就是黄埔军校源源不断提供的新型军官。大革命以来的政争和军事斗争，一定程度上是组织力之争，谁掌握的组织机器在改造社会和掌握最广大力量上更有效，谁就能笑到最后。
蒋介石在国民党组织力的经营用善乏策，但在培养军事干部、持续强化造血能力上无异远远强于新旧军阀，这是他能暂时胜出的重要原因。
胡宗南作为蒋介石的忠实弟子，对此自然笃信不疑，并且一有机会就付诸实践。1936年南天王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粤桂联军向蒋系宣战。胡宗南率第一师南下，进军至长沙时，胡宗南就做了一件令人刮目相看的事。
当时蒋军与粤桂联军尚未发生大的战事，胡宗南利用六、七、八三个月的时间，办起了全师“军官暑期训练班”。
我们以往印象中，国军一旦无事就是扰民、玩乐、搜刮，笔者起初看到这则史料时并不敢相信，对比多家记载才确认真有其事。
胡宗南下令全师连以上军官都参加训练班， 自兼主任，副师长范汉杰担任副主任，詹忠言为教育长。所有人分期入班，分为两个大队，另无线电专业人员编为一个独立区队，一个月一期，共办3期，轮番受训。
与此同时，还令师参谋处与各团团长，组织教练组，轮流到各团抽调一营或者一连，演习南方丛林或水田作战的技能，获得的经验推广全师。
入主陕西后，胡宗南于1938年初创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校址在西安王曲镇。当时国军在各地都建有中央军校的分校，前六个分校分别是洛阳一分校、湖南武岗二分校、江西方在三分校、贵州独山四分校、昆明五分校、桂林六分校，还有湖北草店八分校、迪化九分校。
由于各地对办军校重视程度不一，培养出的学生和干部质量参差不齐，唯胡宗南所办规模最大，产出干部最多，质量也较好。
王曲七分校巅峰时在校师生和受训军官多达2万余人，超过所有其他分校，包括迁到成都的中央军校总部。至1947年蒋介石下令各地停办分校，一共培训了3.7万人之多，比所有分校培训的总和还多。可以说，其规模影响仅次于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
在此基础上，胡宗南还把那些不够招录入军校的各地汇集来的知识青年，编入“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简称为“战干四团”，让他们充作军队或政府的政治工作干部。是以全国各地包括沦陷区的青年，无不闻之欣然愿往。
除了这些常设训练班，胡宗南还以超乎寻常的热情，陆续开办了西安“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兰州“西北干部训练团”、三十四集团军干部轮训班，以及军医学校、骑兵学校、工兵学校、财会学校等。
这些可观的干部力量，为胡宗南在陕西抓住军政大权，乃至向中央军辐射其影响力，包括改造杂牌军使这中央化，都发挥了极端重要之作用。
时驻西安办事处的张佛千后来在90年代回忆说，当时军政部的朋友透露，全国陆军团长以上干部，由胡宗南保荐的占80%。
蒋介石手下诸派系，土木系、胡系、顾系、政学系、CC派等，胡宗南组建派系力量的方式独具特色，也格外拥有生命力，因此生命力源自从青年中源源不断地培训汲取，比陈诚一味抓部队更持久。
三、军事瘸腿致速败
胡宗南建军校培训干部，当然也有其弊端。比如他好大喜功，一味追求培训人数，导致泥沙俱下、龙蛇混杂。再比如，他把国民党军的腐败传统、派系斗争传统多多少少传染给军校干部，这些人到各地工作，难免天然挟带门户之见，加剧了国军内部倾轧。
但总体上看，胡宗南数年之间统一陕西军政，迅速跻身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行列，培训干部这一招实在功莫大焉。
如果给胡宗南足够时间，或者说给国民政府足够时间，能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这些弊端，使之完全成为一个健康的造血机制呢？
以笔者愚陋之见，国民党组织的涣散无活力，是一切腐败、派系倾轧的总根子，不解决这个，胡宗南的军校的各种问题会一直存在。但是，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来修改调整，未始不能让他那一套办法带病生存，只要利略大于弊，总归能一点点改变国府在西北的状况。
毕竟，我党我军培训干部，也是依靠办校，两者至少在形式上是一样的。
西北战场的形势与其他战略区呈现完全不同的态势，没有像四平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那种标志敌我形势逆转的重要节点，即使规模较大的宜瓦战役，西野歼灭胡军二万余人、击毙中将军长，也没能使胡宗南全面退守。直到1948年底澄合战役，西野也仅能维持和胡军的均势。
不得不说，胡宗南给西北国军注入的底蕴不可小视，太扛打、太有韧性了。
当然，我们不能一味吹捧胡宗南，一招鲜并不能吃遍天。
胡宗南虽然选对了路径，但受限于阶级、阵营、信仰等根子上的东西，他不可能做出超越阵营限制的事，无法从本质上改造西北国军。所以无法把正确路径的所有潜能有效释放出来，方向不对，即使努力也到达不了巅峰。
舍此，胡宗南有更大的缺陷，就是军事方面，概言之有两方面。
其一是没能有效统合西北军事力量。尤其是二马的力量。有人说西北二马顽固狠毒，不会接受中央改造。实则二马力量远逊于胡宗南，国民政府的法统力量也足以调动青宁政治力量，如果驾驭得当，背后有蒋介石强力支持，胡宗南未始不能统一指挥西北所有部队。
但胡宗南门户之见太深，对改造马家军全无兴趣，两家力量始终泾渭分明，各打各的，任西野分而制之各个击破。
其二，胡宗南指挥作战短板尤其明显，尤其是战役战斗的精细指挥调度和临场反应比较差，与白崇禧、杜聿明、傅作义等人相比尤甚。彭总指挥风格比较粗犷，战场精细度不够，西府战役差点不免于险，榆林战役也被彭总自己视作生平败仗的典型代表。
胡宗南对位彭总，如果指挥的精细一些，对战斗态势变化嗅觉更灵敏一些，利用彭总的粗疏，抓住机会极可能扩大战果。但胡宗南显然比彭总更粗，嗅觉更迟钝，出现胜机也抓不住。换作白、杜、傅、王之辈，大概不是那样的既视感。
总之，胡宗南在西北战场，既有优势也有短板，胜负绝非一言一语能定性。西北战场更鲜明体现了体制性对抗的特点，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决出胜负。所以说，华北大军若不入陕，彭总打到底也必须能打胜，只不过过程会非常漫长、艰苦。
毛主席概括解放战场慢不得，的是至理。为啥慢不得？体制对抗最喜欢时间长的打法，有什么毛病和弊端，一边打一边发现，我就算根治不了，也能局部修正。多说一句，1947年蒋介石下令各地一律停办军校，对我军来说也是帮忙。本来造血功能就不足，胡宗南好不容易蹚出一条新路，你说停就停了，虽是强化中央权力的正确考虑，但兵凶战危之际它有自己的好处也不能断然一刀切呀！介公这政治眼光，也是够可以的。
彭总也明白这个道理，48年想请徐向前兵团入关中助战，49年4月丝毫不顾借兵助战的尴尬，要华北两个兵团快速入陕，就是要掐断胡宗南靠体制缓以图存的念想，以绝对优势迅速锤碎之，想反转？别做梦。
